刚才上乙己这番话里的信息量太大了。


    什么另外三位仙廪生，什么好几拨人打听叶洛，什么内阁的风声。


    这些事叶洛从来没有跟他提过，要么是叶洛自己也不完全清楚，要么就是叶洛刻意不说。


    他转头看了看叶洛，发现叶洛脸上依然平静。


    叶洛确实不知道这些事，此刻也在心里飞速地消化着这些信息。


    上乙己虽然说自己“不管科考文教那一方面”，但他知道的显然比李九节少不到哪里去。


    甚至在某些方面，他知道的比李九节还要多。


    “上大人言重了，”


    叶洛斟酌着措辞，


    “学生不过是一介布衣，侥幸考过了几场试，哪里值得朝中大人们如此抬爱。”


    “侥幸？”


    上乙己摇了摇头，语气里多了一丝长者的严肃，


    “叶公子，老夫送你一句话——在官场上，永远不要用‘侥幸’这个词来形容你的任何成绩。别人会当真的。你说你是侥幸，他们就真的会以为你是侥幸，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辛辛苦苦考出来的功名、办出来的案子，全都变成了‘侥幸’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官场上最温柔也最锋利的刀，能把你所有的功劳都削成一文不值的废纸。”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教育后辈，但叶洛从中听出了一层更深的意思。


    上乙己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告诉他。


    你现在的处境很微妙，很多人都在看着你，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会被反复解读。


    你说是侥幸，有人就会顺着你的话把你的成绩抹掉；


    你说是有意为之，有人就会觉得你锋芒太露、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要说。


    叶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向上乙己深深一揖：


    “多谢上大人教诲，学生记下了。”


    上乙己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


    “不必多礼。老夫不过是年纪大了，见到年轻人总忍不住多嘴几句。你今天是来问案子的，就直说吧——典贺年那个胖子跟你说了什么，让你大清早的不睡觉跑到老夫这里来敲门？”


    这一句话轻描淡写，但已经把话题从闲谈拉回了正事。


    而且上乙己直接点出了典贺年的名字，说明他已经知道了叶洛这几天在审什么人、审出了什么——


    这信息的来源和速度，比他刚才表现出的那种不问世事的样子要快得多。


    叶洛坐下之后，没有马上开口。


    他在斟酌怎么说。


    他这次来，手里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把上乙己和空印案联系在一起。


    典贺年所暴露出的线索虽然指向的是礼部对印信制度的监管失职，但失职不等于涉案，监管不力更不代表本人参与。


    如果他一上来就问“你为什么要取消漕运途中的印信”，上乙己完全可以回一句“印信制度从无更改，本官不知你所说何事”，然后把责任推给地方执行层面，把他请出府去。


    他需要一个更迂回的角度切入。


    “学生在审问户部仓部司郎中典贺年时，发现了一个与礼部印信制度相关的疑点。”


    叶洛字斟句酌地说，


    “据典贺年交代，漕运粮船从起始地到京城的途中，只需在出发地和皇家码头加盖两处印信，中间各渡口码头的印信一律省略。学生查阅了相关条律，发现大宁律第十七卷税收相关条例第二百三十四条明确规定，漕运途中的每一处核查关口都必须加盖印信以作凭证。典贺年身为户部官员，竟然将中间环节的印信省略视为理所当然，这让学生觉得十分不解。”


    上乙己听完之后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叶公子审得倒是仔细。”


    他的语气里多了一丝赞赏，


    “不过老夫要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印信制度确实写在条律里，但大宁律第十七卷第二百三十四条说的不是‘必须’，而是‘当’。‘当’和‘必须’是不一样的。‘必须’是强制，不盖就是违法；‘当’是应当，但允许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这个字是当年老夫亲自参与校订的，叶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回去翻翻邢部存档的铜版原文。”


    叶洛的眉头动了一下。


    对方不接他关于印信缺失的质疑，而是先跟他咬文嚼字地辨析了一个字的含义——


    “当”和“必须”的区别。


    这一个字的区别足以把典贺年的理所当然从“违法”降到“违规”，从“故意犯罪”变成“执行偏差”。


    这种应对方式比直接否认或者推卸责任要高明得多，而且不动声色地透露了一个信息：


    印信制度的文本校订，这位上大人是亲自参与过的。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印信制度的执行者，更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之一。


    “即便条律用的是‘当’而非‘必须’，”


    叶洛顺着对方的话往下走，但脚步没有退让，


    “漕运各关口不盖印信也是与该条律的规定有偏差的。印信的作用在于逐段核查、逐段记录，确保途中损耗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只剩下首尾两印，中间的一切损耗都无从查证——哪一段的损耗合理，哪一段的损耗被人为夸大，哪一段的粮食被人中途转移，所有这些痕迹都会被抹得干干净净。”


    上乙己听完这番话，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在嘴角停留了一瞬，连眼角的皱纹都没来得及跟着动就消失了。


    “叶公子审案确实下了功夫。”


    他顿了顿，把后背重新靠回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小腹前，大拇指来回绕着圈，


    “不过老夫倒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朝漕运的印信制度，最初是谁提出来的吗？”


    叶洛愣了一下。


    他早就翻遍了条律，查了规章，但确实没有查过这个制度的起源。


    “学生不知。”


    “是承圣年间的户部尚书孙恩仪，谥号文忠公。此公在任期间主持漕运改革，创立了一套极为详尽的分段核查制度，其中就包括沿途各关口的印信签押。”


    上乙己说话的时候语调平稳，像是在课堂上讲解一段并不算太重要的历史，


    “按照孙文忠公的设想，一船漕粮从江南道运到京城，至少要经过十七个关口的核查，加盖十七个印信，每一个关口都要派专人逐船逐斗地核对数量、记录损耗。这套制度在纸面上天衣无缝，可以说是堵住了漕运途中所有可能被钻的空子。”


    “可是，”


    他话锋一转，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孙文忠公的继任者们在执行这套制度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十七个关口逐船逐斗核查，一船粮食从江南运到京城要花多少时间？叶公子可知道？”


    叶洛摇了摇头。


    “在没有分段核查制度之前，一船漕粮从江南运到京城，顺风顺水的话，大概三个月。”


    上乙己伸出三根手指，然后弯下一根，


    “加了这十七道核查之后，每到一地都要停船卸货，在码头上一斗一斗地量，量完了再装船，装完了再去下一站。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同样的路程，需要五到六个月。其中额外多出来的时间，全耗在了核查上。”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他把第二根手指也弯了下去，


    “更大的问题在于损耗本身。叶公子可能不太了解粮食的特性——粮食在船舱里堆放时间越长，受潮霉变的概率就越高。同一批粮食在船上多待两个月，发霉变质的损耗可能比运输途中的正常损耗高出数倍。孙文忠公的制度本意是减少损耗，但在实际执行中反而增加了损耗。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印信制度越严格，漕粮的损耗反而越大。”


    “所以，”


    叶洛的眼睛微微眯起，


    “上大人的意思是，后来这套制度被理所应当地简化掉了？”


    “不是被简化了，”


    上乙己摇了摇头，把第三根手指也弯了下去，握成了一个虚虚的拳头，


    “是被‘调整’了。老夫没有说过‘简化’这个词，叶公子不要替老夫加字。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他继续说道，


    “制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调整、被修正，以适应实际的需求。当一套制度在执行中出现了设计者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时，后来的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固执地坚持原制，宁可承受损失也不改，另一种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在保证核心目标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


    叶洛听完这段话，沉默了。


    上乙己的话里没有一个字是在承认空印案和他有关，但话里的逻辑却在一步一步地引导他走向一个方向——


    印信制度的“简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调整，不是某个人拍脑袋决定的，更不是某个官员为了贪污而刻意取消的。


    如果把这个逻辑链条接上典贺年的那句“哪里需要这么多印信”，就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漕运途中的印信核查被人为地缩减到了首尾两处，但这件事的合理性已经在制度层面被论证过了，至少在某些人的认知里是经过“调整”的产物而非赤裸裸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