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是认可了?”
“认可了数据,但数据不等于结果。肝癌三联方案的动物数据很好,体外数据很好,但人体数据是零。麦金利、老郑和阿达玛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螃蟹是海里的,这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大洲飞到南太平洋来吃同一只螃蟹。”
“螃蟹有毒怎么办?”
“那就一起死,但这个可能性很低。因为布莱恩敢让他们入组,就说明风险是可控的。至少动物实验中没出现过致死性毒性反应。”
苏珊把目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重新看向三楼那扇半开的窗户。
窗帘还在动,海风还在吹。窗内的人影似乎停了下来,站在窗口,像在往外看。
“你说,麦金利现在在干什么?”
医疗中心,三楼。麦金利的病房。
麦金利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没有躺床上。
椅子是藤编的,跟华盛顿书房里那把皮椅不一样。藤椅轻,坐上去会吱呀响,但透气。
南太平洋的湿度高,皮椅坐久了后背全是汗,藤椅不会。
把驼色羊绒毛毯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尾,穿着病号服,腿上盖着一条薄薄的白色床单。
床单是希望岛本地棉纺厂织的,质地粗糙,但干净,有一股阳光晒过的味道。
迈克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屏幕上开着苏珊刚发来的邮件。邮件只有一句话。
“外面围了一百多号记者,全在等你的消息。你说个话,我给传出去。不说也行,我就继续让他们等着。这帮记者在椰子树下蹲了一整天,喝了我让人送过去的椰子,一共喝了四十七个。有个人喝到拉肚子了,是法新社的。他说南太平洋的椰子比法国的矿泉水利尿,我觉得这个细节能写进报道里。”
麦金利看完邮件,把平板放在窗台上。
“迈克,苏珊说的是真的吗?法新社的人喝椰子喝拉肚子了?”
“真的。码头便利店的老刘头说,他进的三箱椰子一上午全卖光了。本来那些椰子是给工地工人准备的,工人还没下工,记者先给喝完了。老刘头笑得合不拢嘴,说这帮洋人喝椰子跟喝水似的,一口一个,嘴比工地的抽水泵还快。他还问明天要不要多进五箱。”
“进。十箱。挂我账上。让苏珊在报道里加一句,椰子免费,腹泻自理。”
麦金利把目光转向窗外。
从三楼窗户看出去,能越过围栏看到椰子树下一排排的人影。
有扛摄像机的,有举话筒的,有蹲在地上吃盒饭的。
盒饭是从希望岛食堂打来的,莫嫂特意给记者们加了一道鱼汤。鱼汤装在一次性的纸碗里,纸碗外面印着黎明大学的校徽。
“迈克,下面的记者在等什么?”
“在等你的第一周期治疗结果,第一周期从今天上午九点开始,现在已经傍晚了。他们以为会有个初步结果出来。”
“初步结果是什么意思?基因编辑不是化疗,不会当天见效。载体进细胞要时间,基因编辑要时间,免疫系统反应要时间。这个时间是用天算的,不是用小时算的。他们等了一天就想看到结果,太急了。急性子的人不适合搞医学报道。”
“但他们不搞医学,他们搞新闻。新闻用小时算,头条用分钟算。”
“那就让他们等,等多久都是等。我当年在拨款委员会等一个法案通过等了四年。他们在椰子树下等一天就受不了了?”
“你下去跟他们说,麦金利参议员的第一周期治疗正在进行中。目前没有不良反应。没有不良反应就是好消息。”
迈克记下来,转身要走。
“先生,还有一件事。外面那些记者里,有好几个是专门来采访那个非洲出租车司机的。法新社的记者说,阿达玛的故事在非洲社交媒体上已经开始传开了。”
“达喀尔的出租车司机工会发了一条推特,说‘我们的兄弟阿达玛正在南太平洋接受世界最先进的肝癌治疗,祝他早日康复回来拉客’。下面有个高赞回复,‘如果他治好了回来,我每天坐他的车,不管去哪儿。’”
“那条推特转发多少了?”
“大概两万,对于塞内加尔的出租车司机工会来说,这个数字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他们之前的推特转发量最多的一次是油价上涨抗议,转了四百。”
“你把这个消息告诉阿达玛。”
“告诉他以后呢?”
“告诉他,他的车在达喀尔有人等着坐。不是打车的客人,是等他回来的兄弟。等他治好了回去,一踩油门,副驾上全是兄弟。出租车装不下就装车顶。达喀尔的车顶可以放行李,也可以放兄弟。”
迈克出了病房。
走廊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空调的低频嗡鸣和远处护士站打印机吐纸的声音。
陈述推开麦金利的病房门,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是第一周期治疗的实时监测数据。
各项指标平稳。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肝功能没有异常波动,没有出现免疫因子风暴的早期信号。一切都在按方案走。
换句话说,第一天的治疗没有意外。
“麦金利先生,第一周期数据出来了。一切正常。郑叔和阿达玛那边也正常。三个人的监测曲线几乎重合。肝脏的局部炎症反应在预期范围内,没有超出方案设定的安全阈值。安德斯看了数据,说还行。”
“还行。又是还行。”
麦金利从藤椅上转过身来,看着陈述手里的文件夹。文件夹是蓝色的,封面印着上帝之手的标志。那是两只手掌交叠的图案,一只手掌向上,一只手掌向下,中间托着一棵椰子树。
图案是英格丽德用算法生成的。她说这个图案的寓意是,向上的手是医学,向下的手是病人,中间那棵树是希望。
“陈述。外面那些记者,你觉得我应该出去跟他们说点什么吗?”
“布莱恩教授说,您不用出去。治疗期间一切对外沟通由课题组负责。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配合治疗。其他的事,我们来挡。”
“挡得住吗?一百多号记者。比我在国会山开听证会的时候还多。”
“挡得住。围栏是真的,刺也是真的。告示牌上写了。我们不是旅游景点。我们是医疗机构。医院有医院的规矩。规矩面前,参议员和出租车司机一样。您不能因为您是参议员就破坏规矩。”
“好。我不破坏规矩。但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去老郑和阿达玛的病房,跟他们说一声。就说我晚上睡不着,想找人聊天。三个人聊,比一个人闷着强。”
“我不跟他们聊政治,不聊身份,就聊年轻人。老郑女儿是英语老师,阿达玛想去巴黎看铁塔,我女儿是律师。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一百七十三岁,孩子加起来应该也有一个足球队了。聊孩子不需要翻译,笑就行了。”
陈述把文件夹合上。
“我去。不过翻译还是需要的。郑叔的英文能说几个单词,阿达玛的法语说得比法语区的人还流利。英格丽德可以远程翻译,她用语音合成器,不影响你们聊天。她的语音合成器最近升级了,加了法语模块,发音比巴黎人还标准。”
“那她的瑞典口音呢?”
“还在。法语配瑞典口音,听起来像北欧海盗在塞纳河左岸喝咖啡。顾雨说她这个版本可以拿去给迪士尼动画片配音。”
麦金利笑了。笑的声音不大,但肩膀抖了一下。藤椅吱呀一声,像在跟着笑。
陈述去了老郑的病房,又去了阿达玛的病房。
老郑说,聊孩子是我的特长,我女儿当老师的事我能聊三天三夜。
阿达玛说,我女儿才七岁,还没到找工作的年纪。但我可以给你们看照片。
然后翻出手机相册,相册里存了一百多张女儿的照片。从出生到现在,从襁褓到能在院子里追小鸡。每张都拍得不怎么样,构图歪歪扭扭,光线忽明忽暗。但每张都在笑。
傍晚。夕阳沉到海平面以下。灯塔的光束开始旋转。
记者们还没走。
苏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亮着,稿件已经写到了结尾。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麦金利参议员来南岛国之前,在自己的书房窗前看了整整半年的橡树落叶。他说落叶不会骗人,该掉就掉,该光秃就光秃。现在他不再看落叶了。他坐在希望岛医疗中心三楼的藤椅上,窗外是一棵椰子树。椰子树四季常青,不掉叶子。”
“从落叶到不落叶,从华盛顿到希望岛,从等死到也许能活。这条路,不是麦金利一个人在走。和他并排走的,还有一个华国县城的针灸师和一个塞内加尔开出租车的司机。”
“三个人。同一套治疗方案。同一个编号规则。同一个收费原则。富人付一半,穷人免费。”
“上帝之手不收穷人的钱。不是因为穷人付不起,是因为医疗不应该有门槛。门槛是经济学的事,不是医学的事。医学只管一件事,怎么把人治好。其他的,交给数据。”
苏珊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稿件发回总部。然后靠在帆布椅背上,抬头看着三楼那扇窗户。
窗户里亮着暖黄色的灯,三个人的剪影映在窗帘上。一个人坐在藤椅上,一个人坐在床边,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窗帘上还能看见第四个人的影子,纤细,头发扎成马尾,嘴里好像叼着一根棒棒糖。
那影子凑近另一个坐轮椅的影子,似乎在给她看什么数据。然后坐轮椅的影子伸出手,帮扎马尾的影子把棒棒糖从左边腮帮子换到了右边。
苏珊把这幅窗帘上的剪影拍了下来。没有用闪光灯。告示牌上写了,请勿使用闪光灯。
她打算把这张照片用作报道的配图。标题已经想好了。
《三个世界,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