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林德奎斯特站在星舟科技产业园a区三号厂房的二楼连廊上，手里端着一杯豆浆。


    他到现在也没学会喝中国同事每天灌的那种浓茶。太苦了。


    但豆浆这东西，加了糖之后意外地好喝。


    六个月前，他还站在特罗尔海坦那座爬满常春藤的老厂房里，看着长满杂草的测试跑道发呆。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恍如隔世。


    “埃里克！你在这里！”


    汉斯·彼得森从连廊另一头小跑过来，手里攥着一叠打印纸，脸上的表情很亢奋。


    这个五十三岁的老底盘工程师最近瘦了至少五公斤，精神状态却比在萨博最后两年好了十倍不止。


    “看这个。”汉斯把纸递过来，


    “昨天晚上我们提的那个后悬挂拓扑修改方案，今天早上八点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对面那帮中国小伙子已经把cae仿真跑完了。”


    埃里克差点把豆浆喷出来。


    “什么？昨天晚上十一点才定的方案，今天早上就出仿真结果了？”


    “是啊。”汉斯指着数据表上的应力云图，


    “你看这个节点，他们不仅跑完了基础工况，还额外加了三种极端侧向载荷的对比。我问了一下，带队的底盘组小周说他们团队通宵干的。”


    埃里克接过那叠纸，翻了两页。


    数据很漂亮。不仅完整，而且细致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


    “在萨博的时候，同样的流程走下来要多久？”汉斯突然问了一句。


    埃里克不用想就知道答案。


    “先提交申请单，等部门主管审批，排进仿真队列，起码两周。如果赶上圣诞假期或者夏休，一个月都打不住。”


    汉斯摊了摊手，那表情分明在说：你看吧。


    这就是埃里克来到绵阳之后，受到的最大冲击。


    不是食物。不是语言。不是气候。


    是速度。


    在欧洲做汽车研发，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流程管控。


    供应商确认函要走三级签字，设计变更需要召开跨部门评审会，连一颗螺栓的规格调整都得填七张表单。


    这套体系的好处是严谨，坏处是慢得令人窒息。


    一个底盘方案从提出到验证，在萨博至少要三到四个月。


    在沃尔沃可能更长。在奔驰和宝马那种大厂，半年都算快的。


    但在这里，从想法到仿真验证，经常只需要几天。


    原因很简单。


    首先，决策链极短。他提出的任何技术方案，最多经过两层审批就能进入执行。


    那个叫李一男的ceo每周会来产业园至少两次，现场拍板的效率高得吓人。


    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母公司提供的那个叫‘飞书’的办公软件。


    所有专业术语和图纸批注，在聊天框里都能实现精准的实时中英互译，彻底抹平了语言的鸿沟。


    其次，供应链就在隔壁。需要打样的零件，发个消息给采购，第二天东莞或者重庆的工厂就能寄出样品。


    不像在瑞典，一个定制件可能要从德国或者意大利的供应商那边等上六周。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这帮中国工程师不要命。


    他不是在夸张。他们真的不要命。


    刚来的头两个月，埃里克严格按照欧洲的作息习惯，早上八点半到岗，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回宿舍。


    结果每天早上来的时候，中国同事的办公桌上永远摞着昨晚十一二点才打印出来的新方案。


    有一次他忍不住问旁边那个叫陈星河的年轻工程师：


    “你们每天都加班到这么晚？”


    小陈当时正啃着一个肉夹馍，满嘴油渍地笑着说：


    “不算加班啊，这就是正常节奏。”


    “而且公司给的加班费实在是太丰厚了，平时一点五倍，周末直接双倍，真金白银从不画大饼。”


    “我们大老板说了，两年把车造出来，只要节点按时交付，不仅年底发二十四个月的薪水还有额外的奖金。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这是在给自己挣身家呢！”


    两年造出一台车。


    埃里克当时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疯了。


    在欧洲传统车企，一款全新车型从立项到量产，五年是基准线。


    七年也很常见。即便是效率最高的日本车企，也很少能压缩到三年半以下。


    但现在，看着厂房里那台已经初具雏形的“星驰”工程验证车，看着每天都在快速迭代的底盘数据，埃里克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帮人可能真的做得到。


    当然，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


    头三个月几乎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语言是第一道坎。虽然核心沟通用英语没问题，但日常生活全是中文。


    去食堂打饭、去超市买东西、甚至跟宿舍楼下的保安打招呼，都得连比划带猜。


    他花了整两周才学会说“这个多少钱”和“不要辣”。


    第二道坎是辣椒。


    绵阳属于四川，这里的人对辣椒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第一次被同事拉去吃所谓的“清淡火锅”，他的嘴唇肿了整两天。汉斯更惨，直接跑了三趟厕所。


    还有噪音。中国的城市永远热闹。清晨五点半就有人在小区里跳广场舞放音乐，街边的小贩从天亮吆喝到天黑，施工的声响几乎从不停歇。


    对于一个习惯了北欧宁静的人来说，前三个月他每晚都得塞着耳塞才能入睡。


    但慢慢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东西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也许是从他学会用筷子吃回锅肉的那天开始。


    也许是从他发现宿舍楼下那家“王婆豆花”比特罗尔海坦任何一家餐厅都好吃的那天开始。


    也许是从他提出的风洞修正方案第一次被整个团队鼓掌认可的那天开始。


    在萨博的最后两年，他每天上班都觉得自己在参加一场没有尽头的葬礼。


    所有人都知道公司要死了，但谁也不肯先开口说出来。


    大家守着各自的工位，等着最后一笔工资发完，然后各奔东西。


    那种绝望和停滞感，比任何文化冲击都要致命。


    而在这里，一切都是活的。


    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白板上一定有新的方案。


    每周五的技术评审会上，永远有人拿着最新的测试数据跟你争论到面红耳赤。


    他上周提出的一个关于副车架刚度分配的优化思路，被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用三天时间做出了完整的对标验证，其中两处计算甚至比他的原始方案更优。


    这让埃里克既惊讶又兴奋。


    他十九年的经验终于不再烂在硬盘里了。


    这些数据，这些参数，这些他和汉斯以及无数老同事用几十年时间积累出来的东西，正在被一群充满干劲的年轻工程师吸收、消化、然后以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变成实物。


    上周末，公司组织了一次团建。


    三十多个人坐大巴去了一个叫江油的地方，据说是某位古代大诗人的故乡。


    埃里克虽然听不太懂导游的讲解，但中国同事们硬是拽着他喝了大半斤白酒。


    那个搞自动驾驶算法的陈星河小伙子醉得舌头都捋不直了，搂着埃里克的肩膀大喊：


    “埃里克！兄弟！咱们要造全世界最好的车！”


    埃里克被他喷了一脸酒气，却笑得合不拢嘴。


    汉斯在旁边还在翻那份仿真报告，嘴里嘟囔着什么。


    埃里克喝完最后一口豆浆，目光越过连廊的玻璃护栏


    “汉斯。”他忽然开口。


    “嗯？”


    “你后悔吗？”


    汉斯把报告从脸前放下来，看了他一眼。


    “后悔什么？”


    “来这里。”


    汉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发出一声哼笑。


    “我五十三了，在萨博混到最后连退休金都不一定拿得到。现在我的薪水比巅峰时期还高两成，住的公寓比我在特罗尔海坦的老房子大一倍，每天做的事情是我二十五岁入行时梦想做的事情。”


    他把报告卷成筒，轻轻敲了敲栏杆。


    “你觉得我后悔什么？”


    埃里克笑了笑，没再说话。


    其实他心里有着一模一样的答案。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在那些不知疲倦的年轻工程师中间，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曾经在欧洲那座死气沉沉的老厂房里逐渐熄灭的激情，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他现在每天一睁眼，脑子里装的全是底盘参数和风洞数据。


    他开始无比期待，期待着“星驰”真正从图纸变成实物，走下装配线，在测试跑道上迎风飞驰的那一天。


    他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个中国成语故事。


    说的是某个古代国王被俘虏到了敌国，敌人问他想不想回故乡，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大意是：这里太快乐了，我不想回去。


    他当时学着把这个成语套到了自己身上，跟办公室里的中国同事显摆。


    那帮家伙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帮他改了一个字。


    此间乐，不思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