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火车站在晨雾中显得陈旧而庞大，砖石结构的站房是英国人三十年前建的，拱形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碎了几块，用木板胡乱钉着。


    月台上挤满了人，士兵，官员，搬运工，还有等着接亲友的平民。


    哈里斯站在贵宾通道口，看着那列从孟买方向开来的专车缓缓进站。


    车头喷着白汽，轮子在铁轨上摩擦出尖利的声响，最后停稳时，车厢的门正好对准铺了红毯的通道。


    车门打开，周明第一个走下来。


    他穿着深色中山装，没戴帽子，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那种外交官惯有的、温和但保持距离的微笑。


    身后跟着几个随员，有穿军装的，有穿西装的，都提着公文包，脚步很快。


    陈峰迎上去，两人握手。哈里斯站在两步外，等他们寒暄完，才上前敬礼。


    “周先生，一路辛苦。”


    “哈里斯主任。”周明伸出手，握手很有力，但很快松开，“陈峰在电报里说了，德里最近不太平。你做得不错。”


    “分内之事。”


    一行人走向车站出口，士兵在两侧警戒，平民被拦在警戒线外，伸着脖子看，小声议论。


    周明走得不快，边走边看车站的环境。


    破碎的玻璃，脱落的墙皮，地上没扫干净的垃圾，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年轻随员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车站该修了。”周明说，“德里是印度的窗口，车站是德里的脸面。脸面破了，不好看。”


    “已经列入市政厅的修复计划。”陈峰说，“下个月动工，工期三个月。”


    “太慢。一个月。从孟买调工程队，三班倒。钱从特别经费里出。”


    “是。”


    走出车站，车队已经等在门口。周明坐进第一辆车，陈峰跟上。哈里斯坐在第二辆，和那个记录的年轻随员一起。车子发动，驶向德里城区。


    “我叫杨帆，周先生的秘书。”年轻人主动开口，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您就是哈里斯主任？我读过您的报告，很详细。”


    “谢谢。”


    “辛哈的事，周先生很关注。一个合作商人，死在治安所，虽然事出有因，但影响不好。


    葬礼的安排，您要多费心。要让德里工商界看到，和我们合作，活着有利益，死了有哀荣。这样，才有人继续合作。”


    “明白。葬礼安排好了，明天上午十点，市政厅礼堂。工商界代表都会到场，媒体也会报道。


    抚恤金给了，他儿子上学的事安排了，他名下的资产，除工厂外，都留给家人。该做的都做了。”


    杨帆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车子驶过德里街道，街道已经清理过，但墙上的弹孔还在，有些用石灰草草抹了，像一块块白色的补丁。


    周明那辆车开得不快，车窗摇下一半，他在看街景。


    街上的行人，店铺，摊贩，还有巡逻的士兵。一切都在他眼睛里，被记录，被分析，被评估。


    “新工厂今天开工？”杨帆问。


    “上午十点开工典礼，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生产了。”


    “周先生要去看看。还有粮仓，仓库，医院，学校。德里现在的情况，他要亲眼看看。报告是报告，现实是现实。有时候，两者差很远。”


    哈里斯没说话。他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在晨光中为生计奔波的德里人。


    他们有的在排队买粮，有的在赶路上工，有的在街边摆摊。


    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表情，不是快乐，不是悲伤，是一种被生活压得太久后的麻木，和在这麻木下面，偶尔闪过的、小心翼翼的算计。


    车队在新工厂门口停下，厂区里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围墙传出来，低沉，持续，像这座城市的心跳。


    周明下车，站在门口看了看，厂区很新，围墙很白，旗杆上的旗帜在晨风中飘扬。


    门口有警卫，看见车队，立正敬礼。


    “进去看看。”周明说。


    一行人走进厂区，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更响了，震得地面微微发颤。


    三十台织布机在运转，每台机器前站着一个女工，手在纱线间飞舞，脚在踏板上起落。


    棉絮在空气中飘浮，在从高窗射入的光柱中像一场缓慢的雪。


    工头看见他们，快步跑过来，手里拿着安全帽。


    “周先生，陈将军，主任。工人们正在培训，有些机器还在调试，但已经能出布了。”


    周明接过安全帽，但没有戴，他走进车间，沿着过道慢慢走。


    眼睛扫过每一台机器，每一个工人，偶尔停下来，看一会儿某个女工的操作，或者伸手摸一下刚织出来的布。


    布很粗糙，是低支纱的粗布，但织得均匀，没有明显的瑕疵。


    “一天能出多少？”他问工头。


    “三十台机器，全开的话，一天大概六百码。现在工人不熟练，只有四百码左右。下个月应该能达标。”


    “工资多少？”


    “一天十五个安那，管三顿饭。宿舍在后面，八人一间，有床，有柜子，公共洗漱。医疗室在东侧，有医生值班，小病免费，大病补贴。”


    周明点点头，他走到一台机器前，操作的是个年轻女工，右手还缠着纱布，动作很慢，但很认真。


    是拉妮。她感觉到有人站在旁边，手抖了一下，线断了。


    她慌忙去接，但左手笨拙，接了几次没接上。


    “手怎么了？”周明用印地语问，口音很重，但能听懂。


    拉妮抬起头，看见周明，又看见后面的哈里斯和陈峰，脸色白了。她放下梭子，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受……受伤了，先生。快好了。”


    “怎么伤的？”


    “在……在之前的工厂，机器绞的。”


    周明看了看她的手，又看了看她苍白的脸。“现在工资多少？”


    “一天十五个安那，先生。”


    “够吃饭吗？”


    “够……够了。还有剩，能给家里。”


    周明没再问，他转身继续往前走。


    哈里斯跟在后面，看见拉妮重新坐下，拿起梭子，手还在抖。


    他想起那个塞给他的饼，想起她脖子上的淤青，脚上的鞭痕，还有现在缠着纱布的手。


    这些人在新秩序下，活得比原来好些，但依然在生存线上挣扎。


    而这，就是够了。


    能活着，有饭吃，有工做，就不会反抗，就不会闹事。


    至于活得好不好，那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