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七日，庐山牯岭，清晨的雾气从山坳里漫上来，把图书馆那栋石砌小楼裹得严严实实。
顾长柏前一晚就到了。他住在山腰一处招待所里。他没怎么睡，凌晨四点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遍一遍过着今天要用的东西。
早上七点多，各路人士陆续到了。大学校长、教授、文化界名流、经济界代表、地方士绅，一百多人把图书馆一楼挤得满满当当。
这些人大多是第一次上庐山，有人裹着长衫，有人穿着西装，有人手里还摇着折扇。天气不算热，但气氛明显比往常的谈话会紧，没有人寒暄，没有人开玩笑，连倒茶的服务员走路都放轻了脚步。
顾长柏站在侧门边上，靠着墙。
他看见蒋校长从楼上走下来，穿一身深色中山装，面色平静，脚步不急不缓。走到台前的时候，底下的人全部站了起来。
蒋校长微微点了一下头，示意大家坐下，然后开口了。
带着一口宁波口音，他先从华北局势说起，讲最近几个月日军在平津一带的步步紧逼，讲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交涉经过。
那些事情在场的人大多从报纸上看到过，但从蒋校长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他没有用激烈的措辞，只是把事情一件一件摆出来，日军增兵、日方拒绝中央交涉、北平的处境。
然后他停了一下。那个停顿不长，但顾长柏觉得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凝住了。
蒋校长接着说下去。
他说，政府这几年为了集中力量准备国防，对于华北的复杂局面，一直委曲求全。但这种忍耐有极限，不是无限度的。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已经把局势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节点。全国都在关心政府的态度，因此今天必须把国家的立场，明白宣示于国人。
他念出了那四条最低限度的条件。
第一条，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第二条，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第三条，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四条，国民革命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四条念完，底下有人轻轻点头，有人低头记录。
没错，日本人动手了，我们这边还在看能不能讲条件。
主权完整是否定华北特殊化，行政组织不容改变是堵死自治方案，每一条都是底线，每一条都不留模糊空间。
然后蒋校长说出了那段后来传遍全国的话。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顾长柏站在侧门边上，听着这句话在屋子里回荡。他的目光扫过前排那些人的脸，有人眼眶发红，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嘴唇在微微颤动。
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记者埋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笔尖划纸的声音沙沙响，这是重要的消息，这一段话的信息量太大了，这是不打算退让，不惜一战了。
蒋校长还在说。
他说政府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一方面绝不扩大事态，不主动挑衅，另一方面，全国国民要准备，一旦到了无可退让之时，就只有奋起自卫。
讲话不长，前后不到半个钟头。散会之后，人群没有立刻散去，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
当天下午，中央通讯社的稿子就发出去了。七月十九日，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全文刊登，电台反复广播，各省政府、各部队长官都收到了电报。
顾长柏在庐山又待了一天，看着后续的事务陆续铺开。他知道，这篇讲话发出去之后，南京的退路就窄了一截。话讲到了这个份上，再往后退，民心就散了。
但真正让顾长柏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他在庐山碰到了一位从北平来的信使，带来了宋哲元那边的消息。
宋哲元收到了中央转发的讲话全文，反应很微妙。一方面，他不能公开反对中央的立场；另一方面，他还在跟日军做地方交涉，试图绕开那四条，用局部妥协换取日军停火。
但是他不能如愿了，周围还有一个东北军的军，第二师、第二十七师也在那，这种情况下，宋在平津并没有绝对优势。
顾长柏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他对信使说：“你回去告诉宋主席，中央的部队已经在保定了。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到了石家庄，关麟征的二十五师正在往北调。他不是一个人。”
信使走了之后，顾长柏站在招待所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山脊。
他心里清楚，庐山这篇讲话是一道分水岭。从今天起，国民政府不再说“最后关头还没到”了。话已经挑明，底线已经划死，剩下的就看日本人怎么接。
他在日记里写了一行字：“七月十七日，庐山。话已说尽，退无可退。此后只看东京了。”
此时，北平外围的日军几乎被全歼，但是天津，还藏着日军不少的力量，这是埋在长城防线后面的钉子。
“通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绥军阎锡山，川军刘湘，粤军余汉谋，湖南何键，云南龙云，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
“通知味精、林森、孙科、于右任、戴季陶、张继、居正、陈立夫、王世杰等中央常委、各部部长。何应钦、程潜、冯裕祥、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顾祝同等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华北怎么层层阻击、如何把地方部队有序纳入全国作战序列、弹药和兵源怎么统筹。
是一次战前团结的会议，团结全国力量，完成对日作战准备。
日本人的这次突然袭击是一个契机，否则，国内的大佬们互相根本不信任，根本不会到南京开会，而日本人的进攻，使众人没有了后顾之忧。
蒋某人还没有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