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的同志把指挥棒移到东面通道的位置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东面的通道还开着。


    从城里逃出来的老百姓每天都在增加。


    如果我们现在突入，战火会封住通道，那些想跑的老百姓就跑不出来了。


    我们围三阙一，就是为了让平民能出来。


    这个口子不能因为一个内讧就堵上。”


    说完，他把指挥棒放下，看着在座的人：


    “所以我的意见是——不趁乱突入。


    但也不等。


    前线部队保持压力，炮击继续，每天定时打日军外围阵地。


    同时，侦察兵抵近监视，看清楚日军内讧的范围和走向。


    日共的地下组织加紧在城内活动，告诉老百姓——联军还在城外，通道还开着，想跑就快跑。


    等平民撤得差不多了，等日军内讧分出胜负了，我们再动手。


    时间在我们这边。多围一天，城里的粮食就少一天。


    多围一天，日军的军心就散一分。


    不用急着打，让他们自己先烂。”


    库兹涅佐夫听了，沉默了一会儿。


    他把烟斗在桌角又磕了磕，然后点了一下头：


    “我保留我的意见。


    但我同意你的部署。


    不贸然突入，保持压力，继续放平民出来。


    等到时机成熟再打。”


    法国和意大利联络官也点了头。


    德田补充了一句：


    “我会让地下组织把联军的新部署传进城里。


    告诉老百姓——通道还开着，联军还在城外等着。


    想出来的快出来。”


    东大同志最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堂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这场仗打到现在，我们每一步都要想清楚——我们打的是军部，不是日本老百姓。


    军部内讧是军部的事。


    我们要做的，是把老百姓从军部手里抢出来。


    抢得越多，战后日本的新社会就越稳固。


    这个账，比多占几条街重要。”


    会议散了。


    参会的人陆续走出堂屋。


    彭将军留在最后，站在地图前面又看了一会儿。


    市谷方向的枪声已经停了，东边的天空开始发白。


    他拿起细木棍，在皇宫的位置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转身出去了。


    堂屋外面，晨光已经漫过了院子，照在停在路边的坦克和吉普车上，把车身上的露水照得发亮。


    远处有炮声，是前线的例行炮击，不紧不慢的，一下一下的，像某种永远不会停的东西。


    二月三日，东京西郊。


    命令在天亮之前传达到了每一个前沿连队。


    文件上写得很清楚——“保持接触，压缩阵地，精确打击，不贸然突入。”


    各部队按此执行，动作不大，但很密。


    前线没有发动大规模冲锋，但也没有停下来。


    每天都往前挪一两百米，把日军的外围据点一个接一个地拔掉，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绞索。


    陈二柱趴在东京西郊一片废弃的农田边上，脸上盖着伪装网，只露出一截枪管和半个望远镜。


    他是东大第一师的侦察班长，黑龙江人，猎户出身，枪法在全营排第一。


    过去三天，他带着两个战士轮番抵近日军阵地前沿，最近的时候离日军哨兵不到两百米。


    他们趴在三垄地的沟里，从早趴到晚，不吃不喝，不敢动，连咳嗽都忍着。


    陈二柱的膝盖冻得发麻，手指头僵了，只能把两只手交替插进怀里暖一会儿。


    但他没有撤。


    他在数——数日军的巡逻频次，数火力点的换岗时间，数哪一段铁丝网后面有地雷，哪一段没有。


    他把这些数字用铅笔记在一小片纸上，每天天黑之后带回去交给营部。


    营部据此调整第二天的炮击标尺，一发一发地往准里打。


    二月三日凌晨，陈二柱在观察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日军的前沿阵地上，有两个射击孔已经三天没有开过火。


    他连续观察了两个夜晚，确认那两个射击孔后面没有人。


    他摸上去，用刺刀挑开铁丝网，钻过防步兵桩，在射击孔里摸到了一根断掉的电话线。


    他顺着电话线往回摸，摸到了一段被炸塌的交通壕，里面有三具尸体，都是被炮弹直接命中的，看上去似乎是已经冻硬了。


    陈二柱把情况报回去。


    第二天，炮兵的标尺就移到了那两个射击孔后面的区域，一顿炮弹砸下去，整段阵地被翻了一遍。


    张德柱是东大某团的班长，河北人，二十七岁，打过汉城战役和大阪巷战。


    二月三日下午，他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把正前方的日军一个排据点拿下来。


    据点在一栋二层砖石结构的小楼里，楼前的空地上埋了地雷，楼后有一条浅沟，通向一个防炮洞。


    张德柱把全班分成三组——正面佯攻，侧翼爆破，后面堵口。


    正面组用曳光弹把日军的火力引到二楼窗户，爆破组从侧面的断墙后面摸上去，把两个炸药包塞进了楼底的承重墙。


    楼塌了一半，里面的机枪哑了。


    张德柱带着人冲进去，在废墟里搜出了三个活着的日本兵，其中一个拿着手榴弹想拉弦，被张德柱一枪托砸在手腕上，手榴弹掉在地上滚了两圈，没拉弦。


    张德柱把三个俘虏押出来，交给后面的日共翻译。俘虏蹲在路边，抱着头，浑身发抖。


    张德柱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话，转头带着人继续往前推进。


    前方的下一栋楼还需要清剿。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是苏联近卫步兵第六师的炮兵观测员，二十八岁，列宁格勒人。


    他的观测所设在一栋倒塌的工厂烟囱顶部，用沙袋垒了一圈，从外面看像一个鸟巢。


    他每天在烟囱里待十几个小时，用一台德制光学测距仪和一台野战电话，把日军阵地的位置一组一组报给后方炮群。


    他的嗓子已经哑了，说话只能压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但他的报告很准，炮兵们信他。


    二月三日傍晚，安德烈在观测中发现日军在阵地后方的一条巷子里集结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大约一百多人，看样子是准备趁夜色向联军侧翼发动反击。


    他抓起电话，报了一组坐标，然后说了一句：


    “全体效力射。”


    后方的德制重型榴弹炮在三十秒内开了火。


    炮弹从烟囱顶上飞过去，曳光弹在暮色中画出一道道橘红色的弧线，落在那条巷子里。


    爆炸的火光把整条巷子照得雪亮，混凝土碎块和铁皮被抛到半空，落下来砸在周围的屋顶上。


    安德烈从测距仪里看到，巷子里的日军散了，有人往两边跑，有人扑倒在地。


    第二轮炮击紧跟着落下来，把那些跑出去的人也覆盖了。


    炮击持续了四分钟，巷子里安静了。


    安德烈松开握着电话的手，从沙袋垛上滑下来，坐在烟囱底部的石阶上。


    他的耳朵嗡嗡响，手指头还在抖。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着，抽了两口。


    烟是东大的，味道冲，但能让他定下来。


    他在石阶上坐了一会儿，然后重新爬上去，继续观察。


    联军的炮兵在整个二月上旬没有停过。


    每天清晨和傍晚各一次集中射击，目标是日军的外围据点和补给线。


    炮弹的数量没有减少，但精度越来越高。


    前沿的观测员们像一群眼睛，把日军的每一个动作都盯得死死的。


    只要日军开枪，炮兵就在几秒钟内还击。


    只要日军集结，炮弹就在一分钟内落下。


    这种打法不给日军任何“发扬精神”的机会。


    他们躲在掩体里，炮弹砸在掩体上；他们往外冲，机枪扫在冲出来的路上。


    他们没有近身的机会，没有拼刺刀的机会，没有“以命换命”的机会。


    他们的精神在钢铁和火药面前，像一块被反复捶打的铁皮，越来越薄，越来越软。


    二月四日，陈二柱带着侦察组又摸到了日军前沿。这一次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变化——日军前线的阵地上，有好几处掩体已经空了。


    不是被炸毁的，是撤走的。


    掩体里的被褥、水壶、弹药箱都不见了，地上只有一些踩碎的纸片和几个空罐头。他把情况报回去。


    营部命令他继续深入侦察。他带着人往前摸了两百米，摸到了日军原来的第二道防线。


    防线还在，但阵地上没有人。掩体的射孔都封着，交通壕里的积雪还没化，雪地上除了他们自己的脚印，没有别的痕迹。


    整条防线似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清空了。


    陈二柱蹲在空掩体里，掏出纸笔，画了一张简图。


    然后他把纸叠好，塞进内衣口袋里，对两个战士说了一句：


    “撤。把情况报上去。”


    三个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脚步很快，但没有跑。


    后面那片空荡荡的阵地里，只有风在吹。


    远处的东京市区方向，偶尔有零星的枪声传过来，不密集，也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