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清晨有薄雾，像一层没拧干的纱。陆知遥站在图书馆奠基仪式的临时棚下，手里捏着那本空白笔记本。纸页厚，边角微卷，是去年在柏林旧书店买的，老板说，这纸能撑五十年，墨水不会洇。
他没穿西装，只套了件灰夹克，拉链没拉到底，左边袖口还沾着前晚咖啡的印子，干了，发棕。台下站了三十来人，记者不多，穿旧夹克的孤儿负责人占了七成，都低着头，脚尖点地，像在数砖缝。
没人说话。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点水汽，把棚顶的塑料布吹得轻轻鼓了一下。
陆知遥把笔记本放进地基预留的铜盒里。动作不快，也不慢。盒盖合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像旧门关严了。
他退后半步，没看镜头，也没看人群。视线落在右前方——那里有棵刚栽的枫树，树苗细，树皮还带着运输时的捆扎痕，根部堆着新土，土里混着几片没扫净的落叶，黄的，边角卷了。
他转身要走，身后有人轻声说：“那本书……是给谁的？”
声音很轻，像怕惊了树。
陆知遥没回头。他抬手，把夹克拉链又往上提了半寸，指甲缝里还留着点泥，是早上在工地踩的。
“给还没学会写字的人。”他说。
没人接话。记者们没动，闪光灯没亮。风又吹了一下，塑料布啪地轻响，像有人在远处翻了一页纸。
他走下台阶，鞋底沾了点湿土，没擦。助理跟在三步后，手里拎着公文包，拉链没拉好，露出一角纸页，是今天的行程表，上面有“沈霁梧”三个字，被铅笔划掉了，但没划干净，还看得出轮廓。
陆知遥没问。他上车，关上门，车窗没摇上，风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的碎发乱了。
车开出去两百米，他才说：“你昨晚，看见谁了？”
助理愣了一下，手握着方向盘，没转头。“谁？”
“会场后面。最后五分钟。”
助理沉默了五秒。车经过一座桥，桥下水流缓，水面浮着几片枯叶，像被谁随手扔的。
“没人。”他说，“只有您和七位负责人。”
陆知遥没再问。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没点，捏在指间，指节发白。烟盒是旧的，边角磨得发毛，标签上印着“日内瓦机场免税”，日期是三年前。
他把烟盒放回口袋，手在裤兜里停了两秒，才抽出来。
办公室在七楼，没开灯。他进门，把外套挂上衣架，袖口的折痕还在，没熨。抽屉没锁，他拉开，拿出那叠档案。
七份，每份都贴着沈霁梧的批注。
第一份，字迹潦草，像赶时间写的：“收养理由：无亲属，无监护人，无未来。”
第二份，笔压重了些：“他哭过三次，第一次是被送进来的，第二次是有人来领养他，第三次是没人来。”
第三份，字迹开始稳了：“他没问过我名字。我也没告诉他。”
第四份，墨水淡了，像写完又用水洗过：“他今天笑了。不是礼貌笑，是那种……自己都不知道在笑的笑。”
第五份，纸角有水渍，字迹晕开：“我怕他恨我。我怕他不恨我。”
第六份，字迹发抖，墨点洇成小团：“他问我，为什么选他。我说，因为那天你蹲在院子里，捡了一片落叶，夹在课本里。你不知道，那页课本，是我翻过的第一百二十七页。”
第七份，最后一页，字迹工整，像写了一整夜：
“我曾以为收养是施舍，后来才懂，是他们教会我如何被需要。”
陆知遥没动。他把档案放回抽屉，锁上。钥匙没拔，就插在锁眼里，像忘了。
他坐下，桌上有一杯水，是助理早上送的，没喝。杯底有圈浅黄，是昨天的，今天又添了一层，颜色更深了。
他盯着那圈水痕，看了很久。
窗外，天开始暗。云层低，压着城市。楼下有辆送餐车，车门没关严，风一吹，塑料袋哗啦响。没人去关。
他起身，关了灯。
第二天早上，他没去基金会。去了旧城区的一家小印刷厂，订了七百张空白纸，纸厚，边角不齐，老板说：“这种纸，印字容易晕，但能存久。”
“好。”他说。
老板问：“印什么？”
“名字。”陆知遥说，“不印名字，印字。”
“什么字？”
“‘你被爱过’。”
老板没问为什么。他递了张收据，背面写着：“2024年4月12日，七百张，现金。”
陆知遥收了，没数。
他回办公室，把那本空白笔记本放在桌上，没动。阳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桌面，有一道灰线，是去年他用钢笔划的，一直没擦。
下午三点，助理敲门，没等应答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
“刚收到的，”他说，“没邮戳，没地址，邮差说是从巴黎寄的，但邮筒在旧书店门口。”
信封是牛皮纸，没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纸，纸薄，边角卷了，像被水泡过。
陆知遥接过，没拆。
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楼下，那棵新栽的枫树，叶子刚冒芽，嫩得发黄，风一吹，晃得厉害。
他把信放回桌上，没看。
助理站着，没走。
“还有事？”
“沈先生……今天在旧书店，”助理低声说，“在读儿童诗。没人听，他就自己读。有人录了视频，传到网上了。”
陆知遥没说话。
“有人说，他读的是……您七岁时写的那首。”
陆知遥转过身，看了助理一眼。
助理没躲，也没接话。他低头，看见自己鞋底有泥，是早上从工地踩的，还没擦。
陆知遥走过去，拿起那封信，放进抽屉，和档案放在一起。
钥匙，还插在锁眼里。
他没拔。
窗外，风停了。
枫树不动了。
阳光斜着，照在抽屉的铜把手，亮了一下，又暗了。
他转身，关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