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纸上头有两栏。”
七月六号，周一，上午九点。市教研室二楼那间小会议室。
桌上摊着一张纸，是温良刚放下的。三位教研员各自往前凑了凑，戚国安坐在窗户那边没有动。武大军站在门口那一侧。
唐启文没有进来。他从九中赶过来，进了楼却站在门框外头，一只肩膀靠着门边，手里拿着自己那个工作证，没有揣回口袋。
“唐老师，您进来坐。”温良说。
“我在这儿听。”
“屋里有椅子。”
唐启文摇了一下头。
“我不是你们教研室的人。”他说，“我也不是那六个学校的。”
他把手里那个工作证翻过来又翻过去。
“今天这屋里要说的事，我是那个被写在纸上的。”
没有人再劝他。
“左边这一栏，五十三行。”温良说，“每一行是一个号，从一到五十三。”
“这是你们班的。”
“这是我们班的。”
“右边呢。”
“右边现在只有一行。”
那一行写着：唐启文，十一。
再往下是空的。
那位记笔记的教研员把纸转了个方向，从上往下看了一遍。
“左边五十三个只有号，没有名字。”他说，“右边这个有名字。”
“对。”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唐老师今天人在这儿。”温良说，“他自己点了头，他知道他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
他把手放在左边那一栏上。
“这五十三个人不在这屋里。他们不知道我今天来。”
那位教研员没有再问。
温良走到白板前头。
那块板上还留着上礼拜他自己写的东西——三个区间、那些推算过程，还有戚国安写的那个日期。他拿起板擦，从左上角开始擦，一直擦到右下角，擦完拿手掌在几处没擦干净的地方又抹了两遍。
“今天我要写四步。”他说，“写完我给一个结论。”
“你先说清楚一样。”坐在中间那位教研员说，“这四步里头，哪几步是材料，哪几步是你自己想的。”
“前三步是材料。”温良说，“第四步是判断。”
“那结论呢。”
“结论也是判断。”
他拿起笔。
“所以我今天写的时候，每一步底下都标出处。前三步的出处你们都能去查，不用问我。第四步和结论没有出处，那是我的话，你们可以不信。”
他开始写。
第一步：那道题查无来源。
底下他写了一行小字：六月二十九日，本室。教辅电子库四百二十七道逐道核；近十年真题合订本二十余册；十一通电话。三样原始记录七月三日已在市教育局报告厅门口公开，被取走两份。
“这一条，在座有一位手里就有一份。”温良说。
坐在最边上那位年轻教研员抬起头。
“……是我拿的。”
“那您可以自己对。”
第二步：执笔人称此题非其所想。
底下：七月三日十六时四十分，市教育局三楼走廊。九中数学教研组长唐启文口述，四条可核查事实经其本人签字确认；同校两名教师签名见证，一名旁听教师因未听全而拒签。
“这一条的原件在我这儿。”温良说，“今天带来了，一会儿谁想看谁看。”
门口那边，唐启文换了个肩膀靠着。
第三步：执笔人本人身上，也读得出一个数。
底下：七月三日十七时二十分，市教育局三楼东侧小会议室。经本人当面同意，于其教师工作证内页画记一次，读数十一。在场四人：唐启文、戚国安、武大军、温良。
写到这一行的时候，那位记笔记的教研员的笔停了。
“这个‘读数’是什么。”
“我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你还往上写。”
“我写的是‘读数十一’。”温良说，“这四个字里头没有一个字说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儿有一个数，不是零。”
“那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你自己看花了。”
“我不知道。”温良说，“所以我把在场四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去了。谁要是想问，四个人都在。”
他把笔换到左手，甩了甩右手。
“第四步。”
他没有立刻写。
“写这一步之前，我先把别的说法摆一摆。”他说，“这四条要是有一条能站住，我今天这块板就白写了。”
他在白板右边空出来的地方写了四行小字。
一、唐老师在说假话。
二、唐老师记错了。
三、那道题有来处，是我没查到。
四、这三样凑在一块儿，是巧合。
“第一条。”温良说，“他要是说假话，他图什么。他在全市六十几个同行面前站起来，说了一句在这一行里最不该说的话。他签了字，他把自己的工作证给我画了一个擦不掉的圈。说假话的人不这么干。”
“第二条。他记错了——这个有可能。可他给的四样是能查的：体检那天是几号，学校通知上有；老周在不在，问一句就知道；笔在他口袋里，纸在他抽屉里。这四样只要有一样对不上，第二步就塌了。今天这四样还没查完，所以第二步现在还是半个的。”
“第三条。那道题有来处，是我没查到——这一条我推不翻。我上礼拜五在报告厅里也是这么说的：三条路都空，不等于它不存在，只等于这三条路上没有。”
“那第四条呢。”中间那位教研员说。
“第四条最难。”温良说，“一支笔用三年不短；一个证上头有个数；一道题找不着来处。这三样单看，哪一样都能说成巧合。”
“三样凑一块儿呢。”
“三样凑一块儿，我还是没法拿它当证据。”温良说，“可我今天要往下走一步，所以我得把这一步说明白：我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是巧合才往下走的，我是因为往下走能查的东西更多。”
他回到白板中间那一栏，写下第四步。
第四步（判断）：这道题的来处，跟唐启文手里那支笔有关。
“就这一句。”他说，“我没写‘这道题不是人出的’。那句话我说不出口，说了也没人能查。”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那位记笔记的教研员放下笔。
“温老师。”
“您说。”
“您这后半截，跟老唐上礼拜在走廊上说的那句，是一路的。”
门口那边，唐启文没有动。
“是一路的。”温良说。
“您自己也知道。”
“我知道。”温良说，“所以我把前三步的出处都标上了。前三步您可以查。第四步您可以不信，我不跟您争。”
他把笔换回右手。
“下面是结论。”
他在四步底下画了一道横线，横线下头空了两行才落笔。
结论：存在一份东西，上头同时有学生，也有老师。
他把笔放下。
“各位，我说一说这一句是怎么来的。”
他先指左边那一栏。
“五十三个学生有数。这个我记了九个多月，从去年九月记到今年六月，我自己的本子上有。”
再指右边那一行。
“上礼拜五，一个外校的老师身上也有数。他今年四十八，教了二十多年书，跟我们班五十三个人一个都不认识。”
坐在中间那位教研员这时候插了一句。
“您等一下。”
“您说。”
“您凭什么说这两样是一回事。”那位教研员用手在纸上左右各点了一下，“左边是五十三个高三学生。右边是一个四十八岁的数学老师。您凭什么把他们写在同一张纸上。”
温良没有立刻答。
“我说不出凭什么。”他说。
“那您这张纸——”
“我只能说一样：这两边的数，是用同一个法子读出来的。”
“同一个法子读出来的，就一定是同一种东西？”
“不一定。”温良说，“一把尺子能量桌子，也能量人。量出来都是厘米，可桌子不是人。”
那位教研员往后靠了一下。
“您自己都这么说。”
“所以我这一句写得很小心。”温良说。
他回头指了一下白板上那行结论。
“我写的是：存在一份东西，上头同时有学生，也有老师。”
“这句话跟您刚才说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在一处。”温良说，“我没有写‘这两个数是一样的’。这一句要是错，错在‘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份东西’——不在‘那两个数是不是一回事’。”
“那两个数是不是一回事，您打算什么时候弄清楚。”
“我不知道。”温良说，“可能很久。可能一辈子弄不清楚。”
他把手放下。
“我这半年一直在跟一张表较劲。那张表叫《毕业年级学业风险预测表》。”
坐在中间那位教研员抬起头。
“那张表上头只有学生。”温良说，“它按班排，按学号排，一个年级一张。它上头没有一格是留给老师的。”
“所以呢。”
“所以那张表装不下今天这两样。”
他伸手在白板上那个结论底下点了一下。
“那张表不是敌人。”他说。
“那张表是它的一页。”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武大军从门口那一侧走过来了。他这一上午一句话都没说过。
“温良。”
“武老师。”
“你这个结论要是真的。”武大军说，“那你查的就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事了。”
“不是。”
“也不是六个学校的事。”
“也不是。”
武大军站在那张纸跟前，低头看了很久。
“那是多大的事。”
“我不知道。”温良说，“我今天只有一个学校的五十三个号，跟一个外校老师的名字。”
他把那张纸往桌子中间又推了一寸。
“我要是知道有多大，我就不用把它写在一张纸上了。”
坐在最边上那位年轻教研员低下头，把白板上那四步一行一行抄进了自己的本子，连底下那些出处的小字也抄了。他抄得很慢，抄完还回头对了一遍。
戚国安坐在窗户那边，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说。他手里没有拿笔，也没有拿纸，两只手叠在桌上。
温良开始收东西。他把桌上那张两栏的纸拿起来，又放下了。
“这张我留在这儿。”他说，“今天在座的都看见了。”
那位年轻教研员这时候把本子合上。
他抬起头。
“温老师——”
温良回过身。
那位教研员看着他，像是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才问出口。
“要是老师也在上头。”
屋里几个人都停了。
门口那边，唐启文把靠着门框的那半边身子直了起来。
“那您自己呢。”
没有人说话。
桌上那张纸还摊在中间。
左边那一栏，五十三行，从一到五十三，一行一个号。
右边那一栏第一行写着一个名字，一个数。
第二行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