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里安静了很长时间。尹母手里的手绢掉在了地上，她没弯腰去捡。顾母端着茶杯的手搁在膝盖上，指尖微微发抖。麦穗的目光落在桌上那两份并排摆着的记录上，看着那两行截然不同的字——“健康，哭声洪亮”和“夭折，已处理”。


    “我拿着这两份记录去找丁玉芬的时候，”高志远摘下眼镜擦了擦，继续说道，“她退休了，住在市里一套家属楼里。我去了三次。头两次她不肯见我。第三次她开了门，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这两份记录放在她面前。她盯着那两页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哭了。她说，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二十年，终于有人拿着这两张纸来找我了。”


    高怀瑾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手写的谈话记录，字迹工整，每一页的页脚都有丁玉芬的签名。


    “丁玉芬把事情从头到尾跟我们说了。”高怀瑾的声音保持着平稳，但他的下颌线条绷得很紧，“当天傍晚——也就是腊月初八傍晚——她正在卫生院值班室里整理病历。这时候值班室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县里卫生系统的一个干部，姓什么她不肯说，只说是她上级的上级，她得罪不起。对方在电话里交代了几件事——”


    他的手指在谈话记录的一行字上点了点。


    “‘今天晚上清水镇卫生院会来一个下放干部家的产妇，是京市下放来的，姓陆。她生完孩子之后，你把孩子交给一个叫周秀兰的人。这两个人我都安排好了，你只管接生。’丁玉芬说她当时就懵了，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方只说了简短几句话——‘这是帮了两个家庭。一个回不了城的家庭，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跟你没关系，你只管接生，如果明天去医院抱孩子那家没抱到孩子，你也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电话就挂了。”


    “丁玉芬说她挂了电话之后，坐在值班室里，手心全是汗。她知道这件事不对——把一个产妇的孩子抱给别人，这不对，这犯法。但她也知道她没有拒绝的余地。那个人是县里的干部，可以随时停她的职、甚至给她扣一个帽子。她不敢。所以她做了一件事。”


    高志远把两份记录往前推了推。


    “她在产科值班记录上如实记录了生产的真实情况——健康，哭声洪亮，评分好。这份记录是对医学负责的，证明她作为医生尽到了职责，孩子是健康的，她没有伤害孩子。然后，在确认周秀兰把孩子抱走之后，她在同一本记录册的下一页，又写了一份假的记录——夭折，已处理。这份记录是给当时来查的人看的，如果有人追查这个孩子的下落，她可以拿出这份假记录交差。”


    “她把真记录和假记录订在了一起，一起归档。如果有人来查，没有仔细翻册子，就会看到‘夭折’。但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拿着册子一页一页翻——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就会发现第十七页和第十八页自相矛盾，就会发现真相。她这是在等。等一个能翻到第十七页的人。”


    堂屋里没有人说话。顾家奶奶的拐杖在地上轻轻磕了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替谁敲着一记沉沉的钟。


    高怀瑾把谈话记录翻到第二页：“丁玉芬还说了周秀兰来的时间。周秀兰是在那天夜里九点多到卫生院的——比我母亲进产房的时间还早。她说周秀兰不是来做产检的，她根本就没有怀孕——这一点丁玉芬一眼就看出来了。周秀兰被安排在产房隔壁的杂物间里等着，丁玉芬给了她一件旧的白大褂套在外面，免得被人撞见。”


    “我母亲生产之后，丁玉芬走出产房，支走了我父亲——让他去镇上药铺买止血药。那段路来回要四十分钟。等我父亲走远了，她回到产房，我母亲因为产后虚弱昏睡了过去。丁玉芬把孩子用干净的布包好，抱到杂物间，交给了周秀兰。周秀兰接过孩子，直接从卫生院后门走了，连夜回了村子。”


    他把最后几张纸放在桌上。是户口登记抄件和村卫生所的孕产档案抄件。


    “周秀兰第二天就去村里补办了出生登记。登记表上，孩子取名麦穗，出生日期腊月初八，母亲周秀兰，父亲麦满仓。没有医院的出生证明，记录上写的是‘在家生产’。我查了她在村卫生所的孕产档案——麦穗出生之前，周秀兰的产检记录是空白。但麦穗下面的大弟弟麦苗和小妹妹麦芽出生的时候，周秀兰的产检记录是完整的。这说明什么？说明麦穗根本不是她生的。她后来自己生了一儿一女——麦苗和麦芽，这两个孩子的产检记录、出生证明，一应俱全。只有麦穗，什么都没有。这不是疏忽，是她根本没怀过麦穗。”


    高志远把所有纸张在桌面上排开，像摆上一幅拼图。产科值班记录——真的那一份、产科值班记录——假的那一份、丁玉芬的谈话记录、周秀兰的户口登记、孕产档案。一张一张，严丝合缝。


    “这些证据拼出来的真相只有一个。二十年前，有人在背后安排好了这一切——县里的人负责下命令，周秀兰负责接孩子，丁玉芬负责执行。他们把这件事包装成‘帮助两个家庭’，实际上是把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当成一枚棋子，用来确保我和淑云在清水镇待不下去。至于那个人背后还有没有人——这是下一步要查的事。”


    高怀瑾把桌上的档案一份一份收好，但没有装回文件袋，而是放在一边。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所有人留出消化这些信息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