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里的光线又暗了一截。石榴树的影子从青砖地上挪到了门槛边，像是也被这个问题压得往后退了一步。


    高长远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桌上那只搪瓷茶缸，茶缸内壁上结了一层深褐色的茶垢，那是经年累月泡出来的，洗不掉了。


    “你问到了点子上。”他说，“他们不是冲穗儿去的。他们是冲我来的。”


    高怀瑾的笔停住了。麦穗坐在顾长风身边，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听到这句话时手指停了。她只有二十岁，面容还带着年轻女子特有的柔润，但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东西——是那种从小就知道自己不被待见、却从来不敢问的孩子特有的沉默。顾长风把一只手轻轻覆在她手背上。他比她大八岁，手掌粗糙，但她没有抽开。


    “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高长远把茶缸放到桌上，声音沉了下去，“不是文章。不是书。是我亲眼看见的。”


    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石榴树叶在风里摩擦的声音。


    “二十年前，京市大学派我去阳州地区做农村基础教育调研。系里在争一个副教授的位置，系主任把我支开，好让他内弟章仲恒在京市做工作。我跑了阳州地区三个县，十几个公社，四十多所村小，前后待了将近两个月。调研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从下面公社回县城招待所，路过清水镇。”


    他停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了一下，像是在描摹二十年前那条路。


    “那天傍晚起了风，天阴得厉害，像是要下雪。我骑着从公社借的自行车，骑到清水镇东边那条土路上，远远看见前面停着一辆吉普车，车门开着，旁边站着四五个人，都穿着干部服。路边是一道干河沟，沟底躺着一个人。”


    “什么人？”高怀瑾问。


    “一个农民。看不清年纪，身上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黑棉袄，脸朝下趴在沟底的乱石堆上。那几个干部里有一个人蹲在沟边，用手指了指那个人，说了一句话。风太大，我没听清他说什么。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几个人就上了吉普车，开走了。”


    高长远端起茶缸，没喝，又放下了。缸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等吉普车走远了，骑到那条干河沟边，下去看了看。那个人已经死了。身子还是温的。后脑勺上有一个窟窿，血把黑棉袄的领子浸透了，在冷风里结了冰碴子。他身边散着半口袋红薯干，口袋破了，红薯干撒了一地，和血搅在一起。”


    麦穗的身子微微颤了一下。顾长风握紧了她的手。


    “您认识那个人吗？”顾长风问。


    “不认识。但我认识那个蹲在沟边说话的人。”高长远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像是刀子划过玻璃，“他是方慕尧。我的室友。”


    堂屋里的空气像是被人猛地抽走了。高怀瑾的笔尖停在纸上，墨水洇出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点。


    “我当时整个人都僵了。方慕尧跟我说他回老家探亲，我没想到会在清水镇碰见他，更没想到会撞见这种场面。我没敢声张，把那个人翻过来看了看他的脸——四十岁上下，颧骨很高，嘴唇干裂，一看就是长期吃不饱饭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口袋里只有一截铅笔头和一张皱巴巴的纸，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天快黑了，我看不清楚内容，把那张纸揣进怀里，骑上自行车回了招待所。”


    “那张纸还在吗？”高怀瑾问。


    高长远站起来，走到堂屋靠墙的老式五斗柜前，拉开最下面那层抽屉。抽屉滑出来的时候发出涩滞的声响。他在里面翻了半天，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的四角已经磨圆了。他把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纸已经泛黄变脆，折痕处薄得快要裂开。他把它平铺在桌上。


    那是一张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铅笔字，有些笔画已经模糊了。高怀瑾凑近了看，辨认出其中几行——


    “……清水镇公社……六零年冬月……饿死人数不止报上去那些……方专员说按指标报，多出来的不算……白水沟埋了三百多口人，土太薄，一下雨就冲出来……我去县里告，县里不受理……”


    纸的右下角缺了一块，像是被撕掉了。


    “方专员——方守业。方慕尧的父亲。”高怀瑾抬起头。


    高长远点了点头。


    “回到京市之后，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方慕尧。我没有直接说，只是问他回老家探亲有没有路过清水镇，说我在那里看见路边有个死人。他的反应很奇怪——脸上的表情没变，但手里的茶杯停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说可能是冻死在路边的流民，很正常。说完就岔开了话题。不到一个星期，系主任找我谈话，说有人在系里贴了我的大字报。紧接着宿舍里被人塞了那本诗集。匿名信、照片、大字报，所有的手段几乎是同时发动。前后不到一个月，我被下放到红星农场。”


    高怀瑾把那张纸放回桌上，手指压在那个被撕掉的缺口上。


    “方慕尧的父亲方守业，当年是阳州地区行署副专员，分管农业和民政。白水沟埋的那些人，是方守业任上饿死的。您撞见方慕尧站在这个农民的尸体旁边——方家就不能让您活着说话。”


    “下放农场是第一步。”顾长风接过话头，“但光下放还不够。您手里有那张纸，您脑子里记着那天傍晚看见的事。只要您活着，有朝一日就可能翻出来。”


    “所以他们要让我再也没有能力去翻这件事。”高长远说。


    他的声音在这里顿住了。堂屋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拧紧了。


    “腊月初八那晚，你妈在清水镇卫生院生穗儿。产房的门关着，我在走廊里等着。等了很久，产房的门开了一条缝，丁玉芬探头出来，跟我说孕妇难产，怕要大出血，要用止血的药，卫生院里用完了，让我去镇上最南边的药店买，说那里有。我借了自行车就往药店骑。路上下了雪，我摔了不知道多少跤，膝盖磕在石头上，到现在阴天还会疼。”


    他的手指不自觉地去摸了一下膝盖的位置。


    “等我从药店买了药骑回来，已经过去了40分钟。产房的门关着，我敲了很久才开门，丁玉芬告诉我——高老师，您爱人产后大出血，人没事，救过来了。但是孩子没保住，生下来就是死的。”


    他把那句话复述出来，一字一顿，像是在念一份判决书。


    你妈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说是打了镇定剂，睡了。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呢？我没敢瞒，说没保住。她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淌到枕头上，一句话也没说。”


    高长远把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


    “你妈在卫生院住了四天。不说话，不吃饭，偶尔喝两口水。第五天我接她出院。她坐在板车上，裹着一条棉被，从头到尾没有回头看一眼清水镇卫生院。我也没有。那时候我真的以为孩子没了。我信了。”


    “那张纸，那个人您后面没再提了吗？”


    “那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穗儿还活着的？”顾长风问。


    高长远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像是在看一件很久远的东西。


    “半年以后。六九年夏天，我从农场回家探亲，身上带着那张纸，那时，你舅舅淑安刚转业回来，准备找他一起商量，结果到家第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我打开门，门口没有人，地上放着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行字。”


    他的声音变得干涩，像是在砂纸上磨过。


    “令爱未死，现寄养于他人家。管住你的嘴，管住你的笔。她的命在你手上。”


    堂屋里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


    “是方慕尧的笔迹。”高长远说，“他当了副教授，当了副处长，调到阳州地区教育局，但他的字迹我认得。他在京大的时候替我抄过讲义，那几个字的起笔和收笔，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麦穗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


    “他告诉您我还活着——不是为了威胁您？”高怀瑾的声音绷得像一根快要断的弦。


    “这就是威胁。”高长远的声音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他不说‘我知道你女儿在哪儿’，不说‘你把底稿交出来我就放人’。他只告诉我女儿还活着，然后告诉我管住嘴和笔。他不需要提任何条件——条件在我看到那张纸条的那一刻就已经生效了。从那天起，我每说一句话，每写一个字，都有人在暗处掂量：这句话够不够换我女儿的命。”


    他把茶缸端起来，手指微微发抖，水洒了几滴在桌面上。


    “二十年。”他说，“二十年里我没有再跟任何人提过清水镇的事。我在农场掏渠泥，掏完五年出来，回到学校教书，备课、上课、批作业，跟所有人一样过日子。但我每天晚上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张纸条上的字——她的命在你手上。”


    高怀瑾的手指压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指节慢慢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