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下旬，麦穗的内科实习结束了。方教授把她安排到附属医院外科病房，跟一个姓周的主治大夫。周大夫四十来岁，圆脸，头发早早白了大半，说话不急不慢，可查房的时候一双眼睛利得很。


    外科病房跟内科不一样。内科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日子久了才慢慢好；外科的病人是今天进来、明天上台、后天出院，中间夹着血、脓、伤口和疼。麦穗第一天跟着换药就见识了。周大夫揭开一个术后病人的纱布，底下是一道十几公分长的切口，缝线还没拆，伤口边缘红肿着，渗着淡黄色的液体。麦穗站在旁边，胃里翻了一下，可脸上没显，拿镊子夹了棉球递给周大夫。周大夫看了她一眼，说：“手没抖，行。”


    可她头一回单独缝针的时候，手抖了。


    那是七月中旬的一天，周大夫带麦穗去外科门诊。门诊比病房还忙，一上午几十个号，什么毛病都有。快中午的时候来了个中年男人，右手被家里的菜刀划了一道口子，从虎口一直拉到手腕，皮肉翻着，血糊了一手。周大夫看了一眼，说：“你来缝。”麦穗愣了一下，说：“我？”周大夫说：“你缝，我在旁边看着。”他让护士把清创包准备好，又跟病人说：“这是我们科的学生，我给你盯着，你放心。”


    麦穗洗了手，戴上手套。她先给伤口清创，生理盐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把沙子、碎屑冲干净。伤口泡在血水里，翻开的皮肉白生生的，跟她以前在学校实验室里用的小白鼠完全不一样。小白鼠的皮剥开来是薄薄一层，底下是肌肉和内脏，冷冰冰的，没有体温。可这个人的手是热的，血是温的，她拿镊子碰一下皮肉，病人的手就缩一下，嘴里“嘶”地抽气。麦穗的手开始抖了。


    她拿起针，穿了线，对着伤口比了比，第一针扎进去的时候，手明显晃了一下。针尖偏了半毫米，没扎在皮肤的正中，扎在了伤口边缘的肉芽上。病人疼得叫了一声，周大夫在旁边说：“别急，重新来。”麦穗把针拔出来，深吸了一口气。她想起周大夫之前跟她说的——“缝针的时候别想别的，就想着一件事：把皮对皮，把肉对肉，一层一层缝好。”她把针重新对准，这回稳了。针尖穿过皮肤，穿过皮下，从另一边出来，她用镊子夹住针头，拉线，打结，剪线。第一针缝完了，虽然不漂亮，可皮对上了。第二针，第三针，一针一针缝过去，手上的抖慢慢停了。缝到最后一针的时候，她的手已经稳得像在实验室里做了一百遍的练习。


    缝完了，周大夫看了看伤口，说：“行。拆线的时候别让我来。”麦穗摘了手套，发现手心里全是汗，后背的衣裳湿了一片。病人冲她说了句“谢谢大夫”，她点了点头，可嗓子眼堵着，什么也没说出来。


    从那天起，麦穗开始真正上手了。换药、拆线、清创、缝皮，一件一件来。她见过各种各样的伤口——车祸撞烂的、机器绞碎的、玻璃划开的、热油烫起来的。有一回急诊送来一个建筑工人，脚被钢筋扎穿了，鞋底和脚掌钉在一起，拔出来的时候血喷了一地。麦穗跟着周大夫清创，把碎骨头、铁锈、泥沙一点一点挑出来，冲了一遍又一遍，缝了一层又一层。那天下了台，她在更衣室里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周大夫跟她说：“外科大夫，头一年都得吐几回。吐完了接着干，就干出来了。”麦穗没吐，可有好几个晚上回了宿舍，闭上眼就是那些伤口，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她慢慢习惯了。再看见血，她能先看血压，再看伤口，再想处理方案，而不是先犯恶心。再听见病人喊疼，她能一边处理一边跟病人说话，让他放松。


    八月初，周大夫做一台疝气修补，让麦穗上台拉钩。这是周大夫带她两个月以来头一回松口。麦穗提前半个钟头到了手术室，洗手、穿手术衣、戴手套，站到手术台边上的时候，手心全是汗。周大夫看了她一眼，说：“别紧张，拉钩就是拉钩，别想别的。”麦穗深吸了一口气，把拉钩拉稳了。周大夫一边做一边给她讲，哪一层是皮肤，哪一层是皮下，哪一层是腱膜，麦穗一边听一边记。手术做了一个多钟头，下了台之后，麦穗站在更衣室里，腿有点发软，可心里头踏实了。


    整个八月，麦穗没有暑假。她每天早上六点到病房，下午跟门诊，晚上回图书馆写病例报告。方教授给她的毕业论文方向是“基于大样本的术后感染风险因素分析”，她从外科轮转期间攒下来的病例里挑出两百多份，一份一份录数据、建表格。有时候录到半夜，图书馆关门了，她就回宿舍接着录。


    九月开学，麦穗正式进入最后一年。系里把她的课表重新排了，大四的临床课要在这一年全部修完，同时跟病房、写论文、准备答辩。方教授把她叫到办公室，说：“你三年读完五年，到这个月整两年。剩下一年，课要修完，论文要写完，答辩要准备，病房也不能断。你算算，你一天有几个钟头？”麦穗说：“够用。”方教授看了她一眼，说：“够用就好。你那个术后感染的课题，数据够扎实，写好了能投核心期刊。答辩的时候我找系里几个老教授来听，你别怯场。”麦穗说：“不怯。”方教授点了点头，说：“好，明天休息一天再回来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