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平十七年三月十八，白石县死牢。


    沈砚是被臭味熏醒的，一睁眼就闻出这是死牢——这股味他上辈子在北平的号子里闻过。


    他醒来先闻见的，是稻草沤烂那股甜味，底下还压着一股铁腥气——是墙上那把锁的味。他睁开眼，一道光从窗口斜着照进来，落在他三步外的地方。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就把两件事算明白了：这扇窗朝南偏东，这会儿大概是辰时末。


    接着他想起来，自己不该姓沈。


    不对。他就姓沈。两个人，都姓沈。


    上辈子，他是民国三十七年的沈砚，北平围城，从城墙上跳下去，怀里揣着导师留下的半件铜。这辈子这个沈砚，二十六岁，罪名通敌，物证是一块乞丹铜牌，人证是一封信。


    他花了半炷香，把这两辈子的事勉强接上，又决定先不接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活过这三天。


    墙根有人翻了个身。


    “醒了。”


    那是个头发白了一大半的老头，缩在墙角的草堆里，两只手揣在袖子里。他看了沈砚一眼，又把眼睛闭上了。


    “你别问了，”老头说，“问也白问。”


    沈砚没问，先摸了摸自己怀里。半件铜还在，贴着肉，凉的。一根两指长的管子，一头粗一头细，断口是斜的，磨手。这是导师临死前塞给他的东西，比命还重要。


    他撑着地想坐起来，掌心正好按在一块砖上。砖是凉的，这屋里什么东西都是凉的，只有怀里那半件铜是暖的——不是铜自己暖，是他胸口焐热的。


    “今天第三天。”老头闭着眼说。


    沈砚心里一紧。


    “什么？”


    “今天第三天，从你进来那天算。”老头说得更清楚，“三天后处决，你不知道？”


    “知道。”沈砚说，“我在算。”


    老头睁开一只眼：“你倒沉得住气。”


    “慌有用吗。”


    “没用。”老头说，“我见过慌的，都先倒下了。”


    沈砚背靠着墙坐下，两条腿伸直，开始在心里算。


    抓他那天是三月初九，定的案是三月十八，就是今天。他昨天昏着，不知道案子是什么时候定的。九天——从抓人到定罪，只有九天。


    “你没把日子算错吧。”他问。


    “我算什么，”老头说，“我又不用赶那个日子。”


    “那你怎么知道是第三天。”


    “送饭的来过三次，”老头说，“三次都是高粱米，菜叶子是隔夜的。你昨天没吃，我给你留着了。”


    墙角有个豁了口的碗，里头半碗高粱米结了块，面上浮着一层白。沈砚看了一眼那碗。他饿得厉害，但他没动，只把视线从那碗上挪开。


    “这案子办得真快。”他忽然说。


    “是快。”老头应了一声。


    “别处的案子，也这么快？”


    老头这才睁开眼。他眼睛不好，看人得先眯一下，再慢慢松开。


    “你这话，”他说，“问得不像个要死的人。”


    “我是要死的人。”


    “要死的人不问这个。”老头说，“要死的人问家里几口人，问牢里给不给口酒。”


    沈砚没接话。他心里已经翻过一遍了。


    他给白石县抄过两年账，太清楚这里头的门道了。正经案子，从勘验、录问到定案，一路上好几道勘合，一道一道签字画押，日子都排得明明白白——雨天不能勘，休沐不能审，官要有空，差役要有腿，九天根本排不出来。他抄账那两年见过一桩盗牛案，从抓到定，用了五十二天。


    一个通敌的案子，办得比一头牛还快，这里头要是没鬼，他把姓倒过来写。


    他心里咯噔一下。


    只有一种可能：这案子里，有一环被人提前了。有人急着要他死。


    沈砚不慌了。恰恰相反，他心里那股怕劲退了，反而涌上来一股冷意——对方越急，破绽就越多。这案子办得越干净，就越说明有人不敢让它拖。他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急着要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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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纸吗。”他问。


    “没有。”老头说，“要纸做什么，写冤状？”


    “不写。”沈砚说，“记账。”


    老头看了他半晌，从稻草底下摸出半根钉子，扔了过来。锈得发红，尖头是断的。


    “上一个人留下的。”老头说，“上一个人也说他要记账。”


    沈砚捡起钉子，在手里转了半圈，挪到墙根，坐到自己刚才按过的那块砖旁边。


    砖上有字。


    两个歪字，刻得浅，笔画抖，一个是“三”，一个是“天”。刻的人手不稳，或者他刻的时候，外面正有人来回走。


    沈砚心里一凛——上一个人，也在数日子。他没问上一个人后来怎么样了，他已经猜到了。


    他把钉子尖按在砖上，划下第一笔：“三月十八，辰时末，醒。”第二笔：“同牢一人，白发，口音不是本县。”第三笔：“此案九天定。”


    他一笔一笔往下刻，刻得很轻。砖面浮灰一划开就看得见，风一吹就淡，但只要人还在这屋里，字就还在。


    “你刻的这是什么。”老头问。


    “账。”


    “记账不是这么记的。”老头说，“记账记钱、记布、记米。你记的是日子和话。”


    “这是最要紧的账。”沈砚说，“钱没了能再挣，日子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老头没听懂，缩回墙角，把眼睛闭上。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


    “你这个样子，我见过。”


    “什么样。”


    “不喊冤，也不求人。”老头说，“上一个人也这样。”


    沈砚把钉子攥紧：“他是什么罪。”


    “说他偷官粮。”


    “偷了多少。”


    “不知道。”老头说，“这牢里没人问。”


    “他关了多久。”


    “一个多月。天天在砖上划。”老头的声音低下去，“我劝他别划了，划了也没人看。他说，有人看。”


    沈砚没接话，心里却沉了沉。


    “后来有天夜里，有人来把他叫走了。”老头说，“走的时候他还攥着那根钉子。我听见他在那边划，划到一半，没声了。”


    沈砚的后背，突然有点凉。


    他就坐在第七块砖上。手按过它，膝盖压过它，刚才划那四十六笔的时候，人就在它左边一点。


    他低下头继续刻，把今天从早到晚见过的人、听过的话，全刻进去。刻到差役换班，他发现换班的人比昨天少了一个。


    数到第四十六笔，他停了。


    旁边还有一笔。


    那是个没刻完的字，起头深，往下沉，然后断了，像“三”，也像“不”。断口上压着灰，很厚，至少十几天了。


    沈砚盯着那半笔断口，瞳孔一缩，握着钉子的手指微微发白。


    这个断口，是斜的——跟他怀里那半件铜的断口，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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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得很快。


    窗上那道光先变红，然后没了。牢里就剩过道上一盏油灯，光从栏杆缝里漏进来，一格一格。老头在墙角打呼，隔壁有人翻身，有人咳得很费劲。


    沈砚靠着墙，把怀里那半件铜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管子是空心的，能穿进一根手指，内壁有一层磨出来的光——很多年，很多只手。他想起导师把东西交给他的时候说的话：“这东西，比我值钱。”导师死了，他没救下来。


    他把铜塞回怀里，贴着肉。


    过道上有脚步声，很轻，走路的人不想让人听见。脚步声停在他栏杆外面，沈砚没睁眼。那人站了一会儿，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锁响了一下——不是他的锁，是隔壁那间。有人开锁，又锁上，没说话。


    沈砚睁开眼，在黑暗里摸到自己划下的那四十六笔，然后往右摸，摸到那半笔断口。断口是斜的，跟他怀里那半件铜的断口一样斜。


    他把手指停在那里，后背那点凉意，一下子窜到了后脑勺。


    隔壁那间屋里，有人说了一句话，声音压得很低。他只听清最后两个字：


    “——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