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初，首尔的夜风从汉江吹过来。


    崔红梅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窗户开了一条缝，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凉凉的，带着水腥气和春天没走干净的寒意。


    她住的酒店在江南区，离金敏珠的诊所不远。打车十分钟，走路半小时。她刚来的时候走过一次，后来不走了，怕出汗影响身体状态。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带一个独立卫生间。床单每天换，叠得整整齐齐，四角塞进床垫下面，像五星级酒店那样。桌上放着一束假花，粉色的，插在白色花瓶里，落了一层薄灰。她从来没动过那束花。


    窗外能看到南山塔。塔下面的山坡上有树，黑黢黢的，看不清楚，只能看到一层一层的轮廓，像水墨画。


    她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周。


    面诊、体检、术前准备。金敏珠说她身体状况不错，但脸色太差，需要养几天。她每天吃金敏珠开的营养剂，橙色的小药片，一天三次，饭后吃。早上在酒店附近散步，沿着人行道走，走到第二个红绿灯再折返。晚上早睡，九点半上床，十点前关灯。


    明天手术。


    她转身离开窗口，走到梳妆台前坐下。


    酒店的梳妆镜很大，长方形的，四周有一圈小灯泡，一共十二颗。她打开开关，灯泡亮起来，白光打在脸上，把每一寸皮肤都照得清清楚楚，连毛孔都能看到。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方脸。颧骨宽，往两边凸出来，显得脸大。她侧过脸，颧骨的弧度像一座小山。下巴短，有点后缩，从侧面看和脖子连成一条线。


    鼻梁塌，从眉心到鼻尖几乎是平的，像被人按了一下没弹回来。单眼皮，眼尾往下走，不笑的时候像在生气，笑起来眼睛更小，变成一条缝。嘴唇干得起皮，上唇比下唇薄很多，上唇像一条线，下唇还有点肉。


    额头上长了几颗痘痘，红色的，凸起来，按上去有点疼，是最近压力大长的。以前在发廊的时候也长过，但没这么多，那时候年轻，皮肤油。


    这就是她看了二十一年的脸。


    从八里村到佘山，从发廊到别墅，从王老板的克扣到李秀兰的冷眼，这张脸跟着她，被人欣赏过、被人打量过、被人嫌弃过、被人嘲笑过。


    李秀兰第一次看她的时候，目光从这张脸上扫过去，像扫一件不值钱的东西，连停留都没有。


    那种目光她太熟悉了。在八里村的时候，那些穿得好一点的客人进店，看她的时候也是这个眼神，是那种“你不是我这个世界的人”的判断。


    张浩宇的朋友阿飞说“你以前是洗头的”的时候，看的就是这张脸。他笑着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盯着她的脸，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完了，笑了。那种笑容她记到现在。


    明天，这张脸就不在了。


    她伸出手，指尖触着镜面。镜子里的她也伸出手，指尖对指尖。


    “再见了，以前的我。”


    声音很轻，是只说给自己听的。房间里很安静，空调的嗡嗡声停了。窗外有车经过，轮胎碾过路面，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远及近，然后消失了


    她把手缩回来，从梳妆台前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


    她弯腰从床底下拉出行李箱，拉开拉链。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深色在下，浅色在上最上面是一件灰色外套。她把外套拿开，露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是旧的，边角磨毛了，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如果手术失败”几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字写得很用力，笔迹透过纸背，在信封内侧留下凹痕。她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手没抖，但心脏跳得很快。


    她拿起信封，手指捏着边缘，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里面是一封信。


    她写了好几天，改了好几遍。第一版写了三页，从她离家打工写到嫁给张浩宇，写了太多，撕了。第二版写了两页，还是觉得啰嗦，又撕了。第三版只有几行字。


    她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


    白纸，横线信纸，酒店房间抽屉里拿的。纸的质地很薄，背面能看到正面的字迹。字迹工整，一笔一划，没有涂改。她写的时候很慢，每个字都想好了才落笔。


    “妈，弟，我做了个手术。如果不顺利，这张卡里有五十万。密码是弟的生日。别找我。红梅。”


    五十万。离婚拿到的钱，她留了五十万给家里。剩下的存在另一张卡里，放在行李箱夹层。她想过了，五十万够弟弟上完大学，够妈妈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再留点养老。


    她看着这行字，看了几秒。


    “别找我。”三个字。


    她知道妈妈不会找她。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做不到。她妈连县城都没出过，不知道首尔在哪，不知道整容是什么。她接到电话会说“红梅你在哪”，但不会来找。她弟瑞远还在上学，更不懂。等他长大了，可能已经忘了有个姐姐。


    她把信折好，塞回信封。折了两折，边角对齐。然后从行李箱夹层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进信封。银行卡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银联的标志，边角有点划痕。


    信封没有封死，只是折了一下，放在床头柜上。过了一会，她又拿起来，塞进枕头下面。


    躺了一会儿，又坐起来，从枕头下面把信封拿出来，放进行李箱最底层，用衣服盖住。


    不放在枕头下面了。万一明天进手术室之后保洁来打扫，掀开枕头看到了不好。保洁是个中年女人，韩国的，不会说中文，但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


    她重新拉好行李箱拉链，放回床底。拉链滑过齿牙，发出链条般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很响。


    她留足了邮资，如果自己死了，相信宾馆工作人员会发现这封信，替她寄出去。


    然后拿起手机，翻到王莉莉的号码。


    屏幕上显示“莉莉”两个字。这个号码她存了三年，备注名字从来没改过。王莉莉自己加的笑脸符号还在，一个括号加一个笑脸，很老套。


    她打了几个字：“我出趟远门，可能一段时间不联系。别担心。”


    看了看，没发。


    又把那行字删掉了。


    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万一手术失败，就让所有人以为崔红梅消失了。没有人需要来收尸，没有人需要哭。她已经在信里写了“别找我”。她妈会哭吗？也许会，也许不会。


    她妈很少哭，上次哭还是她弟出生那年，二十年前了。她爸死的时候她妈也没哭，只是坐在床边发呆，坐了一整天。


    她把手机放下，关了灯。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窗帘没拉严，一道光从缝隙漏进来。首尔的街灯是暖黄色的，但透过深色窗帘，变成了银白。她举起右手，在黑暗中看着。看不清手指，但她能感觉到无名指上曾经戴过戒指的地方。


    那里有一圈浅浅的印子。


    婚戒磨出来的，戴了一年多。黄金的，素圈，没有花纹，是张浩宇的妈妈李秀兰给的，从抽屉里翻出来的。李秀兰当时说“戴上吧”，语气像在说把这个杯子放那儿一样的随意和敷衍。


    她摸了摸那道印子。指腹能感觉到那一圈皮肤比旁边薄一点、滑一点。像一道看不见的伤疤，不疼，但一直在。她用力按了按，有感觉，但不疼。


    凌晨两点她才睡着。


    睡着之前，她想到了八里村那棵歪脖子桂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