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盘着腿坐在炕梢，屁股底下是晒了一天的暖乎乎的炕席，炕席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硌得腿肚子有点痒。奶奶坐在炕沿边，手里攥着磨得发亮的针锥，正一下一下纳着鞋底，粗麻线穿过十几层厚的家织布，发出一声接一声的嗤啦响，在静悄悄的夜里，格外清楚。爷爷蹲在炕沿底下的小矮凳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黄铜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烟味混着炕洞里传出来的柴火味，裹着整个屋子。我拽着奶奶的蓝布袖口晃了半天，把她纳了一半的鞋底都拽歪了，她才放下手里的活计，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搓了搓，抬眼往窗外黑沉沉的夜里扫了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我，终于开了口，给我讲了她年轻时候，跟那台老缝纫机有关的，埋了一辈子的事。
那年奶奶刚十九，经媒人说合，嫁给了我爷爷。爷爷那时候是生产队里最壮的劳力，一米八的个子，肩宽背厚，浑身是使不完的劲，一天能挣十二个工分，是全大队挣工分最多的小伙子。嫁过来之后，两口子住在三间土坯房的东屋，中间是外屋地，搭着两口大铁锅，西边的屋子原本是太爷爷太奶奶住的，两位老人走了之后，就堆了杂物，放些粮食和农具。
奶奶手巧，十里八乡都有名，针头线脑的活计，没有她拿不起来的。那时候农村人做衣服，全靠手工一针一线地缝，一件新棉袄，从裁布到缝好，快了也要三天，慢了得一个礼拜。谁家姑娘出嫁、小子娶媳妇，都要找奶奶做新衣服，她也从不推辞，熬着夜帮人家赶工，做完了，人家给几个工分，或是送两个鸡蛋、一把粉条，就算是谢礼。
那时候，一台脚蹬缝纫机，在农村人眼里，比现在的小汽车还金贵。有了缝纫机，做一件衣服，半天就能完工，走线又匀又直，比手工缝的好看十倍不止，还能接更多的活，挣更多的工分。奶奶不止一次跟爷爷念叨，说要是能有台缝纫机，就好了。爷爷听了，没多说什么，只是摸了摸她的头，转身就去队里找队长，把最苦最累的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从开春到深秋，整整七个月，爷爷没歇过一天。天不亮就扛着工具出门，修水库、上山拉石头、冬天刨粪、夏天割麦子，什么活累、什么活挣工分多，他就干什么。手上的血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结成了厚厚的茧子，硬得像石头。晚上回来，累得端碗的手都在抖，奶奶给他用热水烫手，看着他满手的裂口，眼泪直掉，劝他别这么拼，爷爷只是笑，说没事，攒够了工分，给你换台缝纫机，你就不用天天熬着夜纳鞋底缝衣服了。
七个月下来，爷爷整整瘦了十几斤，颧骨都凸了出来，但是他攒够了工分。正好那时候，公社的合作社清理旧仓库，要处理一批积压了多年的旧物资，清单里，就有一台脚蹬缝纫机。合作社的人说，这台机器是伪满时候留下来的，一直放在仓库里，没怎么用过，零件都油亮顺滑，一点毛病都没有，作价正好是爷爷攒下的那些工分。
爷爷当天就去合作社办了手续，找了队里两个相熟的小伙子，套上牛车，欢天喜地地把缝纫机拉回了家。那台缝纫机是黑色的，机头上面印着烫金的字样，虽然边角的金漆掉了一些，但是擦干净之后，依旧亮得能照见人影。实木的面板磨得光滑温润，脚蹬子踩下去，顺滑得没有一点卡顿，齿轮转动的声音，清脆又均匀。
奶奶围着缝纫机转了一圈又一圈，手指轻轻摸着冰凉的机身，高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她找了块干净的蓝布，仔仔细细把缝纫机擦了三遍，连齿轮缝里的灰尘都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它放在了外屋地靠窗的位置，那里阳光足，白天做活的时候亮堂，不用总点煤油灯。
第二天一早，奶奶就开张了。邻居家的婶子听说她买了缝纫机，特意拎着十个鸡蛋过来，想给自家男人做件新褂子。奶奶满口答应，裁好了布，坐在缝纫机前，踩着脚蹬子就开始缝。一开始好好的，走线又匀又直，婶子在旁边看着，一个劲地夸，说这机器就是好，比手工缝的强百倍。
可没缝几针，“啪”的一声，线断了。
奶奶愣了一下，以为是线不好，换了一卷新的棉线，重新纫上针，又开始缝。结果还是一样，没走几针，线又断了。她换了一根新针，调整了线的松紧，把梭子拆出来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可只要一踩脚蹬子，走不了三五针，线必断。
奶奶当时就有点纳闷，也有点着急，好好的机器，怎么会这样？她以为是自己不会调，特意找了队里会修机器的王师傅。王师傅以前在城里的工厂当过学徒，懂机器，过来之后，把缝纫机机头拆开，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齿轮、摆梭、梭床、针杆，每一个零件都看得仔仔细细，最后拍了拍机身，说大妹子，你放心，这机器好得很，比新机器都顺溜，一点毛病没有，各个零件都油润得很，就是放的时间长了点，我给你上点油，调调就好。
王师傅给机器上了新的机油，重新装好，坐在凳子上试了试，脚蹬子踩下去，咔哒咔哒的，走线又快又稳，半米线都没断。他笑着说，你看，好好的，就是你之前没调好，放心用吧。奶奶千恩万谢，给王师傅装了十个煮鸡蛋，送他出了门。
可王师傅一走，奶奶自己坐下来缝，还是老样子，走不了几针，线就断了。不管她怎么调，怎么换线换针，都没用，线断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刚纫上针，踩一下就断了。奶奶气得把针线往面板上一摔，坐在凳子上掉眼泪，觉得自己太笨了，连个机器都摆弄不明白。
爷爷晚上回来，看见她红着眼睛，赶紧问怎么了。奶奶把断线的事跟他说了，爷爷安慰她，说没事，慢慢学，不着急，新东西总得适应适应，哪能一上手就会。奶奶听了他的话，心里稍微好受了点，可那种莫名的别扭感，还是在心里扎了根。
真正不对劲，是从那天夜里开始的。
那天晚上，爷爷干了一天重活，累得不行，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奶奶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缝纫机断线的事，越想越睡不着。就在这时候，她听见外屋地，传来了很轻的咔哒咔哒声，一下一下，很有规律，中间还夹杂着哒哒哒的轻响，像缝纫机的针杆扎进布里的声音。
奶奶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屏住了呼吸，死死地盯着东屋的门帘，仔细听着。没错，就是缝纫机的声音，脚蹬子转动的咔哒声，针杆上下起落的哒哒声，清清楚楚，就在外屋地，离她只有一门之隔。
她赶紧推了推身边的爷爷，爷爷迷迷糊糊地醒了，不耐烦地骂她，大半夜不睡觉，推我干啥？奶奶压低了声音，声音都在抖，说你听，外屋地有声音，缝纫机响了。
爷爷竖起耳朵听了半天，骂道，你是不是有病？哪有声音？外面刮风，吹得窗户纸响，你听错了！奶奶再听，那声音果然没了，外屋地安安静静的，只有外面的风声，刮得窗户纸呼呼作响。爷爷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呼噜声再次响了起来。
可奶奶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帘，一直到窗外泛起了鱼肚白，天彻底亮了，她才敢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撩开门帘去外屋地看。缝纫机好好地放在那里，她头天晚上盖上去的蓝布，整整齐齐地盖在机身上，一点都没动过。地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脚印，门窗也都关得好好的，锁得严严实实的，根本不可能有人进来。
奶奶松了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觉得自己真的是太紧张了，出现了幻听，自己吓自己。
可她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
没过几天，又出了事。头天晚上睡觉前，奶奶仔仔细细把缝纫机擦了一遍，把机头放了下来，盖好了蓝布，线轴从机头上拆了下来，放进了针线筐里，针也拔了下来，跟线轴放在一起。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做的每一步，甚至还特意拽了拽盖布，确认盖严实了，才回屋睡觉。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她一撩开门帘，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
缝纫机的机头，好好地掀了起来，她盖的蓝布，被掀到了地上，皱巴巴地团在墙角。针杆上，好好地装着她昨天收起来的那根针，针上还纫着线，线轴套在机头上，里面的线已经空了，好像有人用这台缝纫机，踩了一整夜，把一整卷线都用完了。
奶奶当时腿就软了，扶着墙才没摔倒，她扯着嗓子喊爷爷，爷爷从屋里跑出来，看见眼前的场景，也愣了。奶奶哭着说，你看，我昨天明明都收好了，怎么会这样？爷爷皱着眉，围着缝纫机转了两圈，弯腰捡起地上的蓝布，说肯定是你昨天晚上忘了放机头，布是被风吹掉的，线轴是老鼠拖出来的，你看你，又大惊小怪的。
奶奶说不可能，我明明记得清清楚楚，都收好了，门窗都关着，哪来的风？老鼠能把针纫上？爷爷没说话，把布重新盖在缝纫机上，说别胡思乱想了，赶紧做饭，我还要上工呢。说完，转身就去洗漱了，可奶奶看见，他转身的时候，手不自觉地攥成了拳头，后背也绷得紧紧的。
从那天起，怪事就一件接着一件，再也没停过。
奶奶给村里二小子做棉袄，二小子那年八岁，要上学了，他妈特意扯了新布，找奶奶做件新棉袄。奶奶量好了尺寸，身长一尺八，袖长一尺二，仔仔细细裁好了布，每一片都量了三遍，确认尺寸分毫不差，才坐在缝纫机前缝。缝的时候，她一边缝一边量，两个袖子都是一尺二，一点差错都没有。可等她把棉袄缝好，翻过来准备锁扣眼的时候，一下子就懵了——两个袖子，一个一尺二，另一个，整整一尺五，差了三寸还多。
她以为自己裁错了，赶紧把棉袄拆了，拿出裁好的袖片，用尺子量，两片袖片一模一样，都是一尺二，一点都不差。她咬了咬牙，重新缝，缝几针就量一次，确保两个袖子长度完全一样，可等缝完了翻过来，还是老样子，一个一尺二，一个一尺五，就像有人在她缝的时候，偷偷把袖子拉长了一截。
连续拆了三次，缝了三次，次次都是这样。奶奶坐在缝纫机前，看着拆得稀碎的布片，急得满头大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下午二小子的妈来拿衣服，看见这个样子，脸当时就拉了下来，说大妹子，你这是咋了？以前你手工做的衣服，尺寸准得很，怎么有了缝纫机，反倒出这种岔子？
奶奶百口莫辩，只能一个劲地道歉，把收的工分全退了回去，还把自己家攒了很久的一块新布拿出来赔给了人家。人家拿着布，一脸不高兴地走了，嘴里还嘟嘟囔囔的，说什么邪门。
没过多久，村里的大姑娘秀莲要出嫁，找奶奶做一条新裤子，用的是当时最金贵的藏蓝色卡其布，扯布的时候，秀莲她妈反复叮嘱，说这是给姑娘出嫁穿的，一定要仔细，不能出一点差错。奶奶满口答应，裁布的时候，量了一遍又一遍，眼睛都不敢眨，生怕出一点错。缝的时候，更是小心翼翼，每走一针都看得仔仔细细，缝完了，还反复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才叠得整整齐齐，用包袱包好，给秀莲家送了过去。
结果当天下午，秀莲她妈就拿着裤子，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了，把裤子往炕上一摔，指着奶奶的鼻子就骂，说大妹子，我们家秀莲哪里得罪你了？她明天就要出嫁了，你给她做这么一条裤子，安的什么心？想害她一辈子是不是？
奶奶赶紧拿起裤子，打开一看，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好好的藏蓝色新裤子，左腿的裤腿上，有一道长长的黑红色印子，从腰头一直延伸到裤脚，像血干了之后渗进去的颜色，用手搓，搓不掉，用水洗，也洗不掉，就像长在布里面一样。可她做的时候，这块布干干净净的，一点印子都没有，怎么缝完了，就多出这么一道东西？
奶奶当时就懵了，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秀莲她妈骂。最后，她不仅赔了双倍的布钱，还赔了十个工分，秀莲她妈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来找奶奶做衣服了。村里人见了她，都躲着走，跟她说话，也都是敷衍几句就赶紧走开，背后都在议论，说她家的那台缝纫机邪性得很，沾了不干净的东西，做出来的衣服带晦气，谁穿谁倒霉。奶奶出门，总能感觉到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心里委屈，又害怕，只能整天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再靠近那台缝纫机。
可就算她不碰，那东西，还是找上门来了。
那天晚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奶奶半夜起来解手，刚撩开被子，就听见外屋地，又传来了缝纫机的声音，咔哒咔哒，哒哒哒，比之前的每一次都清楚，都响亮，就在外屋地，听得清清楚楚。
奶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屏住呼吸，轻轻撩开了东屋的门帘，往外看。这一看，她浑身的血瞬间就冻住了，从头顶凉到了脚底。
外屋地的煤油灯，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昏黄的光，把整个外屋地照得清清楚楚。缝纫机那里，坐着一个白影，穿着一身白衣服，背对着她，坐在缝纫机前的凳子上，脚一下一下地蹬着缝纫机，咔哒咔哒的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她的头发很长，乌黑乌黑的，披散着，一直垂到腰上，随着蹬缝纫机的动作，轻轻晃着。
奶奶当时就僵在了那里，嘴张着，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腿像灌了铅一样，动都动不了，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呼吸都停了。她就那么死死地盯着那个白影，看着她一下一下地蹬着缝纫机，针杆上下起落，哒哒作响。
就在这时候，那个白影蹬缝纫机的动作，突然停了。
然后，她慢慢的，转过了头。
奶奶当时就吓得魂飞魄散，猛地往后一缩，重重地摔在了炕上，把熟睡的爷爷砸醒了。爷爷一下子坐起来，怒气冲冲地骂道，你他妈发什么疯？大半夜不睡觉，找死啊？
奶奶指着门帘，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话都说不完整，只能断断续续地喊，人…人…外屋地…有人…
爷爷一听，瞬间就清醒了，一把抓起炕边的手电筒，抄起顶门用的扁担，拉开门帘就冲了出去。手电筒的光，在外屋地扫了一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扫得仔仔细细，每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可外屋地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缝纫机好好地放在那里，盖着蓝布，凳子塞在桌子底下，煤油灯是灭的，冷冰冰的，地上干干净净的，连个脚印都没有，更别说什么白影了。
爷爷回来，把扁担往地上一扔，气得脸都红了，指着奶奶骂，你是不是魔怔了？啊？大半夜不睡觉，瞎嚷嚷什么？哪有人？我看你是整天在家待着，待出毛病来了！
奶奶缩在炕角，浑身抖，眼泪哗哗地往下掉，说她真的看见了，一个白影，坐在缝纫机那里，还转过头来了。可爷爷根本不信，说她就是看花眼了，是树影映在窗户上，加上下雨，看错了，说完，倒头就睡，再也不理她了。
奶奶睁着眼睛，盯着门帘，一直到天亮，眼睛都没合一下，浑身的衣服，都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贴在身上。
从那天起，奶奶再也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了，爷爷去上工，她就跟着去，坐在地头等着，爷爷走到哪，她跟到哪，像个影子一样。村里人看她的眼神，更奇怪了，背后的议论，也越来越难听。
直到那天，她在生产队的菜园子里干活，跟村里的五保户张老太太分在了一组。张老太太那年七十多了，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村里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坐在地头喝水，张老太太慢慢挪到奶奶身边，往四周看了看，见没人注意，才压低了声音，问奶奶，大妹子，你家那台缝纫机，是不是从合作社的仓库里拉回来的？
奶奶点了点头，说，是啊，俺家那口子，攒了七个月的工分换的。
张老太太叹了口气，又往四周看了看，声音压得更低了，唉，大妹子，你咋敢把那台机器拉回家啊？你知道那台机器，以前是谁的不？
奶奶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合作社的人说，是伪满时候留下来的，放了很多年了。
那台机器，是陈桂兰的。张老太太的声音，带着点抖，就是以前村里开裁缝铺的那个陈寡妇。
奶奶还是没听过这个名字，问，陈桂兰是谁？
张老太太就跟她说，陈桂兰，是三十多年前，村里最有名的裁缝。手巧得很，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她做衣服，绣出来的花，跟活的一样。人也长得好看，细皮嫩肉的，一双小脚，走路轻飘飘的，像个画里走出来的人。她男人当年跟着抗日队伍走了，再也没回来，她就自己一个人，守着个小裁缝铺，无儿无女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光复之后的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下了快一个月，雪都齐腰深了。村里人好几天没看见她开裁缝铺的门，就觉得不对劲，几个小伙子撬开门进去，就看见她趴在缝纫机上，人都冻硬了，脖子上扎着一把裁缝用的大剪刀，血都冻成了冰，流了一缝纫机，连针杆上都是血，死了至少三四天了。屋里的煤炉早就灭了，冷得像冰窖一样。
后来报了官，警察来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是自杀，还是被人杀了，就那么不了了之了。她的裁缝铺，还有里面的东西，全被合作社收了，那台缝纫机，就一直放在仓库里，放了三十多年，没人敢动。仓库的看仓人，不止一次说，晚上总听见仓库里有缝纫机的声音，还有女人哭，谁都不敢靠近那间仓库。没想到，被你家男人换回来了。
张老太太说到这里，手都抖了，抓住奶奶的手，说，大妹子，不是我说丧气话，那台机器，邪性得很，当年她就死在那上面，血都渗进机器里了，你赶紧把它处理了吧，别留着了，要出大事的。
奶奶听完张老太太的话，手里的水瓢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水洒了一裤子，她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张老太太说的话——死在缝纫机上，脖子上扎着剪刀，血渗进了机器里，仓库里的缝纫机声，女人的哭声。
难怪，难怪缝纫机总是断线，难怪晚上总有缝纫机的声音，难怪她会看见那个白影，难怪做出来的衣服，总会出问题。原来，那台缝纫机，是沾了人命的，是死过人的。
那天晚上，奶奶哭着把张老太太说的话，全跟爷爷说了，跪在地上求他，把缝纫机送回去，或者扔了，卖了也行，只要别再留着了。爷爷一开始还是嘴硬，说张老太太老糊涂了，瞎编故事吓唬人，可看着奶奶哭的通红的眼睛，瘦得凹陷的脸颊，还有这些日子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的怪事，他也动摇了。
可那台缝纫机，是他没日没夜干了七个月，拿半条命换来的，就这么扔了，他实在不甘心。他跟奶奶说，再等等，要是再出事，我立马就把它处理了，行不行？
奶奶看着他，知道他心里的不舍，只能哭着点了点头。可她心里的恐惧，像野草一样，疯了似的长，缠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会把她逼到绝路上。
那天中午，爷爷去生产队上工了，奶奶自己在家，想把爷爷磨破的褂子补一补。她坐在缝纫机前，深吸了好几口气，才拿起针和线，准备纫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正好落在缝纫机的黑亮面板上，像镜子一样，能清清楚楚地倒映出人影。
奶奶低着头，把线往针眼里穿，就在这时候，她看见，面板的倒影里，她的肩膀后面，站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穿着蓝布褂子，头发披散着，脸白得像纸一样，两个眼窝是黑洞洞的，没有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的后脑勺。
奶奶浑身一僵，手猛地一抖，手里的针，狠狠的扎进了她的左手食指里，一下子就扎穿了，血瞬间就涌了出来，大滴大滴地，落在了缝纫机的面板上。
她猛地回过头，身后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屋里只有她一个人，门窗都关得好好的，连风都吹不进来。
她再低头看面板上的血，那几滴鲜红的血，正慢慢的往面板里渗，就像面板是海绵做的一样，几秒钟的功夫，就全渗进去了，面板上干干净净的，一点血痕都没有，就像从来没有滴过血一样。
奶奶当时就崩溃了，尖叫着从凳子上跳起来，疯了似的跑出屋，坐在院子里的墙根下，抱着膝盖，浑身抖，哭得撕心裂肺。一直哭到爷爷从生产队回来，看见她坐在墙根下，手指头还在流血，脸白得像死人一样，赶紧跑过去，把她抱起来，问她到底怎么了。
奶奶把刚才发生的事，一字一句地跟爷爷说了，爷爷拉着她进屋，看缝纫机的面板，面板上干干净净的，一点痕迹都没有。爷爷还是不信，说她就是纫针的时候走神了，扎了手，看花眼了，血是她自己用布擦了，忘了。
奶奶看着他不信的眼神，心里的委屈和恐惧，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哇的一声，哭得更厉害了。她知道，不管她说什么，爷爷都不会信了，除非，他自己亲眼看见。
而爷爷亲眼看见的那一天，差点要了他们两个人的命。
没过几天，生产队接到公社的通知，让爷爷去公社开劳模会，要去两天，在公社住一晚上，第二天下午才能回来。爷爷跟奶奶说这件事的时候，奶奶的脸一下子就白了，死死地拽着他的胳膊，不让他去，说她自己在家害怕，会出事的。
爷爷拍了拍她的手，安慰她说，没事的，就一晚上，你把门锁好，顶门的扁担顶上，谁叫门都别开，我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公社的会，必须去，不去不行。
奶奶没办法，只能答应。爷爷走的时候，反复叮嘱她，锁好门窗，晚上别出去，别给陌生人开门，奶奶点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着爷爷赶着牛车，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心里像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喘不过气来。
爷爷走了之后，奶奶第一件事，就是把大门从里面插死，又用石头顶住。外屋地的门，插了两道插销，顶了两根碗口粗的扁担，推都推不动。所有的窗户，都插好了插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她不敢靠近外屋地，就坐在东屋的炕上，怀里紧紧地攥着一把剪刀，眼睛死死地盯着门，连眨都不敢眨。天慢慢黑了下来，奶奶把煤油灯挑得很亮，火苗呼呼的，把整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她不敢吹灭灯，就那么坐着，听着外面的风声。
东北的秋天，风很大，刮得院子里的树枝哗哗作响，像有人在外面走路，时不时的，还有猫头鹰的叫声，咕咕的，在黑夜里，格外的瘆人。奶奶的心跳得很快，浑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一点都不敢放松。
一开始，什么动静都没有。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多，正是夜里最黑、最静的时候，奶奶的眼皮开始打架，刚要眯一会，就听见外屋地，传来了咔哒咔哒的声音。
没错，就是缝纫机的声音。脚蹬子转动的声音，针杆扎进布里的哒哒声，清清楚楚，就在外屋地，离她只有一门之隔。
奶奶浑身瞬间就僵住了，手里的剪刀，差点掉在炕上。她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东屋的门帘，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咔哒咔哒，哒哒哒，就在外屋地，越来越近。然后，她听见，外屋地的门，吱呀一声，响了一下。
奶奶的心脏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门明明插了两道插销，还顶了两根扁担，怎么会响？
紧接着，就是哐当一声巨响，顶门的扁担，掉在了地上。然后，外屋地的门，吱呀一声，被彻底推开了。
一股刺骨的冷风，从外屋地灌了进来，带着一股浓浓的铁锈味，就是血腥味，还有一股淡淡的、做衣服用的浆糊味，瞬间就充满了整个东屋。
奶奶当时就吓得缩在了炕角，用被子蒙住了头，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牙齿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连哭都哭不出来。
她听见，脚步声，很轻，轻飘飘的，从外屋地，走进了东屋，踩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缝纫机的咔哒声，跟着她一起，进了东屋，就在炕沿边，停了下来。
奶奶蒙在被子里，能清清楚楚地听见，缝纫机的声音，就在她的耳边，离她的脸，只有不到一尺远。还有女人的叹气声，很轻，很幽怨，就在她的耳边，像对着她的耳朵吹气一样，冰凉刺骨。
然后，她感觉到，炕沿边，陷下去了一块。好像有人，坐在了炕沿上。
一股刺骨的寒气，透过厚厚的被子，渗了进来，冻得她浑身发抖，像掉进了冰窖里一样。紧接着，她听见了剪刀开合的声音，咔嚓，咔嚓，一声接着一声，就在她的耳边，离她的脸，只有一寸远。她能感觉到，剪刀开合的时候，带起来的风，冰凉的，吹在她的脸上。
然后，被子的一角，被人轻轻的拽了一下。
一个冰凉的，像冰一样的东西，碰到了她的脚踝。
奶奶当时就感觉，魂都飞了。她想喊，但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她想动，但是浑身都僵住了，像被钉在了炕上一样，一点都动不了。只能任由那个冰凉的东西，顺着她的脚踝，慢慢的往上摸，冰凉的，带着浓浓的血腥味，一直摸到了她的膝盖。
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满嘴的血腥味，疼得她稍微清醒了一点，可还是动不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了起来。很轻，很飘，像蚊子叫一样，却又清清楚楚地钻进了她的耳朵里。
那个声音说：“我的衣服…做坏了…你帮我改改…”
话音刚落，缝纫机的声音，一下子就变大了，咔哒咔哒，哒哒哒，就在她的耳边，像针要扎进她的肉里一样。奶奶死死地闭着眼睛，咬着牙，不让自己晕过去。她知道，要是晕过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就这样，奶奶蒙在被子里，抖了一整夜。耳边一直是缝纫机的咔哒声，剪刀的咔嚓声，还有那个女人幽幽的说话声、叹气声。刺骨的寒气，一直裹着她，她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冻僵了。
一直到天蒙蒙亮，远处传来了鸡叫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鸡叫头遍了。
她感觉到，身边的寒气，慢慢的散了。缝纫机的声音，没了。剪刀的声音，也没了。那个女人的声音，也消失了。
可她还是不敢掀开被子，一直到太阳升起来，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了屋里，外面传来了村里人上工的说话声，她才敢慢慢的，一点点的，掀开了被子。
掀开被子的那一刻，奶奶哇的一声，崩溃地哭了出来。
地上，从外屋地的门口，一直到炕沿边，有一串湿乎乎的脚印。很小，是三寸金莲的小脚，脚印里，带着黑红色的血，一步一步，清清楚楚，一直走到炕沿边，就消失了。
炕沿上，放着一把剪刀，就是缝纫机配套的那把大剪刀，剪刀的刃上，沾着黑红色的血，已经干了，结了痂。
她的脸旁边，炕桌上，放着缝纫机的机头，好好的摆在那里，针杆上，还穿着线，线轴已经空了。机头的面板上，放着一件新做的蓝布褂子，叠得整整齐齐的，褂子的领口那里，有一个圆圆的洞，边缘是黑红色的，像血泡过的一样，跟张老太太说的，陈桂兰脖子上的伤口，一模一样。
奶奶当时就从炕上滚了下来，连鞋都没穿，光着脚，拉开门，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一直跑到生产队的队部。队里的人正在集合，准备上工，看见奶奶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是土，满脸是泪，都吓了一跳，赶紧围过来，问她怎么了。
奶奶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指着家的方向，浑身抖得站都站不住。队里的几个壮劳力，赶紧拿起锄头扁担，跟着奶奶回了家。一进屋，看见地上的血脚印，炕沿上的带血剪刀，还有那个机头、蓝布褂子，一个个都吓傻了，脸都白了。
再也没人说奶奶是魔怔了，是看花眼了。这些东西，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假不了。
队里的人，赶紧派人骑上自行车，去公社找爷爷。爷爷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了，一进屋，看见屋里的场景，脸瞬间就白了，嘴唇都在抖，再也不说不信邪的话了。他抱着哭的浑身发软的奶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眼泪掉在了奶奶的头发上。
当天晚上，爷爷就找了队里四个关系最好、胆子最大的壮劳力，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拿着斧头、锤子、撬棍，把缝纫机剩下的机身、机头，还有那件蓝布褂子，全都抬到了牛车上。几个人赶着牛车，趁着天还没黑透，就往村外的大河赶。
那条河，是村里最大的河，水深的地方，有两三丈深，水流湍急，扔下去的东西，转眼就会被冲走，沉到水底，再也浮不上来。
几个人到了河边，把缝纫机抬下来，二话不说，轮着斧头就砸。几个人红着眼，狠狠的砸，把缝纫机砸的稀碎，机头、面板、机身、脚蹬子、齿轮，所有的零件，都砸的粉碎，连一颗完整的螺丝都没剩下。那件蓝布褂子，也被撕得稀烂，跟碎零件放在一起。
然后，几个人把所有的碎零件、碎布片，全都扔到了河最深的地方，看着它们一个个沉了下去，被水流卷走，再也看不见了，才赶着牛车，回了村。
回来之后，爷爷把外屋地彻底打扫了一遍，把缝纫机原来放的地方，用开水浇了三遍，又用柴火烧了一遍，把地面烧得发黑。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那个东西，就不会再来了。
可他没想到，就算把缝纫机砸了，沉到了河底，那个东西，还是没走。反而，变得更凶了。
当天晚上，奶奶和爷爷躺在炕上，把门锁得死死的，顶了三根扁担，煤油灯挑得亮堂堂的，两个人都不敢睡，手里紧紧地攥着斧头和剪刀，睁着眼睛，盯着屋里的各个角落。
到了半夜，屋里的墙角，突然传来了咔哒咔哒的缝纫机声音。清清楚楚，就在屋里，就在他们的耳边。
爷爷当时就抄起了斧头，对着墙角，红着眼睛喊，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出来！
可那声音，还是响着，咔哒咔哒，哒哒哒，就在墙角，不紧不慢地响着。爷爷拿着手电筒，对着墙角照过去，墙角空荡荡的，只有斑驳的土墙，什么都没有。可那声音，还是响着，一直响了半个多小时，才慢慢的停了下来。
那一夜，奶奶和爷爷，一眼都没合，一直坐到天亮。
从那天起，怪事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从来没停过。
有时候，是白天，奶奶在炕上纳鞋底，纳着纳着，针就断了。不管多结实的钢针，纳两下就断，线总是缠在一起，打成死死的结，怎么解都解不开，跟以前用缝纫机的时候，一模一样。
有时候，是晚上，奶奶睡着睡着，就感觉有人在摸她的脸，冰凉的，像冰块一样。她猛地睁开眼，屋里亮堂堂的，什么都没有，可脸上的冰凉感，却清清楚楚的。
爷爷也开始遇到怪事了。他晚上睡觉，总觉得有人压在他身上，喘不过气，浑身都动不了。他猛地睁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脸白得像纸，脖子上有个圆圆的血窟窿，正趴在他身上，对着他的脸，滴着黑血。爷爷每次都抄起身边的烟袋锅子，狠狠的砸过去，可每次，烟袋锅子都砸在墙上，掉一大块墙皮，眼前什么都没有。
有一天，奶奶收拾柜子，打开柜门的那一刻，浑身的血都凉了。
那件被撕得稀烂、扔到河里的蓝布褂子，好好的叠在柜子里，整整齐齐的，领口的那个血洞，清清楚楚，就在那里，跟新的一样。
奶奶当时就吓得尖叫起来，爷爷跑进来，看见那件褂子，眼睛都红了，拿起剪刀，把褂子剪得稀碎，一片一片的，比指甲盖还小，然后抱到灶坑里，点上火就烧。
可烧了半天，那些布片，一点都没烧着，火一碰到布片，就灭了，不管怎么烧，都烧不起来。爷爷急了，拿起煤油灯，倒了半瓶煤油在布片上，才终于点着了。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烧得很旺，就在这时候，灶坑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声，凄厉尖锐，整个院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堆布片，烧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终于烧成了灰。
还有一次，奶奶在院子里喂鸡，一抬头，就看见堂屋的窗户玻璃上，贴着一张女人的脸。白森森的，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死死地盯着她。奶奶当时就吓得手里的鸡食盆掉在了地上，大喊着爷爷的名字。
爷爷从屋里跑出来，顺着奶奶指的方向看，窗户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湿乎乎的手印，五个指头清清楚楚，冰凉冰凉的，印在玻璃上。爷爷用抹布使劲擦，怎么擦都擦不掉，过了好几天，那个手印，才慢慢的消失了。
最吓人的，是晚上的煤油灯。总是好好的，挑得很亮，没有风，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突然之间，啪的一下，就灭了。
屋里瞬间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浓浓的血腥味和浆糊味，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屋子。缝纫机的咔哒声，就在耳边，围着他们转。爷爷赶紧划火柴，想点煤油灯，可划十几根火柴，都划不着，要么刚划着就灭了，要么根本就划不出火星。好不容易划着了一根，点上了煤油灯，屋里一下子亮了，什么都没有，声音没了，味道也没了，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怪事从来没有停过。奶奶被折磨得瘦得不成样子，原来一百一十多斤的人，瘦得只剩七十多斤，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整天精神恍惚，晚上不敢睡觉，白天不敢一个人在家，不管去哪里，都要跟着爷爷。
爷爷也愁白了头，才二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烟袋锅子不离手，整天唉声叹气，生产队的活也干不好，整天心神不宁的。村里人都不敢跟他们家来往，看见他们，就赶紧躲着走，背后都议论，说他们家招了厉鬼，早晚要被缠死。
他们俩，就像被整个村子抛弃了一样，困在那三间土坯房里，每天面对着无尽的恐惧，走投无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下了整整三天，雪都齐腰深了，院子里的雪，扫了又积，积了又扫，根本扫不完。家里的柴火，快烧完了，再不补充，这个冬天，就熬不过去了。
爷爷早上起来，套上牛车，跟奶奶说，他去后山拉柴火，下午就回来，让奶奶在家好好待着，别出去。奶奶当时就拽着他的胳膊，不让他去，说雪太大了，后山有狼，太危险了。可爷爷说，不去不行，再不拉柴火，家里就没的烧了，我们俩都得冻死。
说完，他戴上棉帽子，赶着牛车，就出门了。
奶奶坐在炕上，盯着门口，坐立不安，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天慢慢的黑了，太阳落山了，外面的天，黑沉沉的，鹅毛大雪还在下，根本看不见路，爷爷还是没回来。
奶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越想越怕。后山雪大，很容易迷路，还有狼群，要是爷爷在山里待一整夜，非冻死不可，就算不冻死，也会被狼掏了。
她越想越急，最后，咬了咬牙，穿上厚棉袄，围上厚围脖，戴上棉帽子，拿上手电筒，锁上门，就冲进了大雪里，去找爷爷。
外面的雪，真的太大了，齐腰深，走一步，陷进去一步，根本走不动。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疼得厉害。手电筒的光，在漫天大雪里，只能照出去几步远，就被雪挡住了。奶奶深一脚浅一脚的，沿着去后山的路，慢慢的往前走，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村外的河边。
就是当年，他们扔缝纫机零件的那条河。
河已经冻住了，厚厚的冰，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奶奶走到河边，刚想踩着冰过河，就看见，河中间的冰面上，坐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穿着蓝布褂子，披散着头发，背对着她，坐在冰面上，脚一下一下的蹬着，像蹬缝纫机一样，咔哒咔哒的。她的身边，放着一台缝纫机，就是当年被砸得稀碎的那台，此刻完完整整的，摆在冰面上，机头、面板、脚蹬子，都好好的，跟新的一样。
奶奶当时就浑身冰凉，手里的手电筒哐当一声，掉在了雪地里，光灭了。周围瞬间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只有漫天大雪，反射着一点点微弱的光。她转身就想跑，可脚像灌了铅一样，陷在雪地里，动都动不了。
就在这时候，那个坐在冰面上的女人，慢慢的，转过了头。
她的脸，白得像雪一样，没有一点血色，两个眼窝，是黑洞洞的，没有眼睛，脖子上，有一个圆圆的血窟窿，正往外冒着黑血。她看着奶奶，咧开嘴，笑了，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
然后，她站了起来，一步一步的，朝着奶奶走过来。她的脚，踩在雪地上，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留下一个脚印。身后的缝纫机，咔哒咔哒的响着，越来越近。奶奶能闻到，浓浓的血腥味，顺着寒风，飘了过来，刺骨的凉。
奶奶终于反应过来了，拼了命的，把脚从雪地里拔出来，转身就往回跑。她什么都顾不上了，拼了命的跑，雪很深，她摔了好几跤，脸都摔破了，可她顾不上疼，爬起来，继续跑。
那个女人，就在她的身后追。脚步声，咔哒咔哒的，像缝纫机的针脚声，越来越近，就在她的身后。奶奶能感觉到，冰凉的寒气，已经贴到了她的后背，像有一只手，就要抓到她的头发了。
她一边跑，一边想喊，可嗓子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根本喊不出声。寒风灌进她的嘴里，呛得她喘不过气，肺里像火烧一样疼。她跑了不知道多久，终于看见了家门口的那棵老榆树，看见了家里窗户透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光。
她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冲到了家门口，拉开门，冲了进去，反手就把门插上，顶上了三根扁担，然后，靠在门上，浑身发软，顺着门，滑在了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浑身都被冷汗和雪水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
她刚滑在地上，就听见门外，传来了剪刀刮门的声音。
咔嚓，咔嚓。
一声接着一声，刮得门板直响，木屑哗哗的往下掉。还有女人的哭声，凄厉的，就在门外，一声接着一声，混着风雪声，钻进她的耳朵里。
奶奶靠在门上，浑身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就那么听着，剪刀刮门的声音，哭喊声，还有缝纫机的咔哒声，就在门外，响了一整夜。
一直到天蒙蒙亮，远处传来了鸡叫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门外的声音，才慢慢的停了下来，刺骨的寒气，也慢慢的散了。
天亮了，奶奶才敢慢慢的站起来，打开门。一看，门板上，全是剪刀刮的印子，一道一道的，很深，最深的地方，都快把门板刮穿了，木屑掉了一地。
就在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了牛车的声音。爷爷赶着牛车，回来了。
原来，他昨天在后山，遇到了大风雪，迷了路，找不到下山的路了，就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一整夜，天亮了，雪小了，才找着路，赶着牛车回来了。
爷爷看见奶奶站在门口，脸色惨白，浑身是伤，又看见门板上的刮痕，赶紧跳下车，跑过来，抱着奶奶。奶奶扑在爷爷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跟爷爷说了一遍。爷爷抱着她，手都抖了，眼泪掉在了她的头发上。
这件事之后，他们俩，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村里没人敢帮他们，也没人懂这些事，他们只能一天天的硬扛着，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天气慢慢的暖和了，雪也化了，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
那个外乡人二十多岁，穿着中山装，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包，斯斯文文的，挨家挨户的打听，问村里有没有一个叫陈桂兰的人。村里人一听见陈桂兰的名字，都吓得赶紧关门，没人敢跟他多说一句话，都说陈桂兰早就死了几十年了，让他赶紧走，别再打听了。
那个外乡人打听了半天，没人愿意跟他多说。最后，有个好心的村里人，跟他说，村东头的老李家，也就是奶奶和爷爷家，有陈桂兰当年的缝纫机，让他去那里问问。
然后，那个外乡人，就找到了奶奶家，敲了门。爷爷开的门，看见是个陌生的外乡人，就警惕地问他，找谁。
那个外乡人，给爷爷深深的鞠了一躬，说，大哥你好，我叫陈建军，是从南方来的。陈桂兰，是我的亲姑姑，我想打听一下她的下落。
爷爷一听见陈桂兰的名字，脸一下子就白了，赶紧把他让进了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陈建军坐在炕沿上，跟奶奶和爷爷说，他的父亲，是陈桂兰的亲弟弟。当年，他父亲才十几岁，跟着抗日队伍走了，后来，队伍去了南方，他父亲就留在了南方，结婚生子，安了家。
这么多年，他父亲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姐姐，也就是陈桂兰，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回不来，只能往村里写信，可信寄过来，都被退了回去，说查无此人。这些年，他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姐姐的下落，给姐姐上个坟，了了这辈子的心愿。所以，才让他回来，找一找姑姑。
奶奶和爷爷对视了一眼，然后，就把陈桂兰当年的事，一五一十的，全跟他说了。说她三十多年前，死在了自己的裁缝铺里，脖子上扎着一把剪刀，死在了缝纫机上，案子没破，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坟就在村外的乱葬岗上，这么多年了，早就没人管了，坟头都平了。
陈建军听完，当时就哭了，一个大小伙子，趴在桌子上，哭的浑身发抖。哭了半天，他抬起头，红着眼睛，跟奶奶和爷爷说，他姑姑，不是自杀，是被人害死的。
他说，当年，他父亲走的时候，跟他姑姑说，要是遇到什么事，就给村里的王老四写信，王老四是他父亲的拜把子兄弟，靠得住。光复之后，他姑姑给王老四写了一封信，说她发现村里的李老歪，偷偷给山上的土匪送粮食、送消息，还帮土匪藏抢来的东西。李老歪发现她知道了这件事，就威胁她，要是敢把这件事说出去，就杀了她。
她很害怕，想走，可一个女人，无依无靠的，兵荒马乱的，又没地方去，只能天天提心吊胆的，守着裁缝铺过日子。结果，没过多久，就传来了他姑姑的死讯。
王老四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肯定是李老歪杀人灭口，想报官，可那时候，李老歪已经当了村里的干部，手里有权，还有土匪撑腰，王老四根本斗不过他，没办法，只能偷偷的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父亲。
他父亲那时候在南方，正在打仗，根本回不来，只能干着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些年，李老歪早就死了，十几年前，就得了重病，浑身烂掉，疼了好几个月，才死了，算是遭了报应。
他父亲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就嘱咐他，一定要回来，给姑姑上个坟，告诉她，害她的人，已经死了，遭了报应了，让她心里的事了了，安心的走，别再惦记着了。
奶奶和爷爷听完，才终于明白，为什么陈桂兰这么多年，一直不肯走，一直缠着他们。她死的太冤了，是被人害死的，凶手一直没得到惩罚，她心里的怨气散不了，执念放不下，所以，一直守着她的缝纫机，一直不肯走。
当天下午，陈建军就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了香、烧纸、水果、点心、白酒，还有一堆供品，让奶奶和爷爷，带着他，去了村外的乱葬岗，找陈桂兰的坟。
乱葬岗上，全是半人高的荒草，坟头一个挨着一个，很多都平了，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奶奶和爷爷带着他，找了半天，才找到当年村里人埋陈桂兰的那个小土包，坟头早就平了，长满了荒草，连个墓碑都没有，孤零零的，藏在荒草里。
陈建军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头都磕破了，流了血，渗进了土里。他趴在坟前，哭着说，姑姑，我是建军，我爹让我来看你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害你的李老歪，早就死了，得了重病，浑身烂掉，疼死了，遭了报应了。你心里的事，了了，就安心走吧，别再惦记着了。以后，我年年都回来看你，给你烧纸，给你上坟，你安心吧。
他说完，就把香点上，插在了坟前，然后，把烧纸点着了。烧纸烧的很旺，火苗窜得很高，那天，天气很好，没有风，可就在烧纸的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把纸灰卷了起来，打着旋，飘得很远，一直飘到了天上，看不见了。
奶奶和爷爷站在旁边，看着那阵旋风，都愣住了。
从那天之后，怪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晚上，再也听不见缝纫机的声音了，再也看不见人影了，煤油灯再也不会自己灭了，屋里再也没有血腥味和浆糊味了。奶奶纳鞋底，针再也不会断了，线再也不会缠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