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管又闪了一下。


    蔡永安低下头，左手捡起那支钢笔，笔尖在第一行的姓名栏里停了两秒。


    墨水渗进廉价的纸张纤维里，洇出一个极小的黑点。


    然后，他开始写。


    周扬靠在椅背上，两条腿交叠，目光越过蔡永安伏案的背影，落在对面那堵返碱的水泥墙壁上。


    十五个人。蔡永安是第一个。


    剩下十四个，有的会比他硬，有的会比他软。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第一份口供落了地，后面的人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跟蔡永安的供词对得上，要么跟蔡永安的供词对不上。


    对得上的，是污点证人，有“坦白从宽”的余地。


    对不上的，就是“死硬分子”，是“大夏湾袭击案的核心策划者”。


    周扬给他们设计好了一条路。


    这条路只有一个方向，走到尽头就是顾兆明的坟墓。


    钢笔的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蔡永安写得很慢，握笔的姿势僵硬，每一个字都用了过大的力气，在纸面上压出深深的凹痕。


    走廊那头传来铁门开合的声响，夹杂着几声压抑的干呕。


    那是隔壁禁闭室里的另一个人，在暗无天日的三天后，终于没有扛住胃里的空转。


    周扬的视线从墙壁上收回来，落在蔡永安正在书写的笔录纸上。


    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有几个地方的墨水被手腕上渗出的汗打湿了，晕成一团。


    但每一行的内容都极其清晰——时间、地点、顾兆明下达指令时的措辞、调集人手的具体路径、武器来源的虚构链条。


    蔡永安写得很认真。


    他在用自己最后的清醒，为恩人编织一张无法挣脱的罗网。


    这个代价，是他用全家人的命换来的。


    周扬把那只铝制水壶拧开，给搪瓷杯续了半杯水。


    铝壶里的水倒进搪瓷杯时，发出极其轻微的汩汩声。


    那声音在安静的审讯室里被放大了，听起来像是地下暗河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缓缓流淌。


    蔡永安写了整整四个小时。


    钢笔的笔尖在廉价的笔录纸上刮出持续的沙沙声，墨水渗进纸张纤维的速度赶不上他下笔的速度，好几处字迹糊成了深蓝色的墨团。


    周扬没有催促，也没有离开。


    他坐在审讯桌对面，双腿交叠，偶尔给搪瓷杯续半杯水。


    蔡永安写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周扬的预期。


    大夏湾编组站的袭击，按照周扬设计好的框架，被蔡永安用极其详尽的笔触编织成了一份滴水不漏的口供。


    时间节点，顾兆明下达指令的具体场景，调配人手的路径，甚至连武器是从哪个渠道流入的，蔡永安都按照周扬提供的方向，自行补全了所有的细节。


    但真正让周扬眯起眼睛的，是蔡永安在写完大夏湾之后，翻过一页纸，没有停笔。


    他继续写。


    1986年，西格段路桥工程。


    顾兆明通过省铁建下属的三家壳公司，虚报工程量1200万，其中480万以“材料损耗”的名义被套出，经由四层账户洗白后，分别流入了顾兆明本人、铁路局两名副局长以及省计委一名处长的私人腰包。


    蔡永安是经手人。


    他清楚每一笔钱的走向，每一个收款人的真实姓名。


    1987年，格尔木无人区矿权私下转让。


    省铁建以“生态保护站建设”为由，从国土资源部门骗取了一块荒漠用地的使用权。


    实际上，那块地底下压着一条品位极高的铜矿带。


    顾兆明以个人名义引入了三家港资背景的皮包公司，以低于市场价六成的价格签订了二十年的开采协议。


    蔡永安是签约时的现场见证人，合同副本的存放地点他记得一清二楚。


    1988年，铁建内部的工程分包链条。


    从路基铺设到信号系统安装，每一个环节都被顾兆明拆分成若干小标段，定向发包给与他有利益关联的关系户。


    工程质量惨不忍睹，但验收报告上的数据永远是合格。


    蔡永安参与了其中至少四次验收造假，签过自己名字的验收单据，他能说出具体存放在哪个档案柜的第几层。


    从1982年到1990年，八年。


    蔡永安把自己跟在顾兆明身边这八年里，经手过的、看见过的、听说过的所有见不得光的事情，一笔一笔地写在了那叠廉价的笔录纸上。


    周扬没有打断他。


    最后一页纸写完的时候，蔡永安的左手已经抖得握不住钢笔了。


    笔杆从指缝间滑落，磕在铁桌面上弹了两下。


    他把写好的笔录推到桌面中央，然后整个人靠在铁椅的椅背上，脑袋往后仰，眼睛盯着天花板那根嗡嗡作响的日光灯管。


    周扬伸手拿过那叠笔录，从第一页开始，逐字逐行地看。


    审讯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窸窣声。


    看完最后一页，周扬将笔录纸摞齐，装进牛皮档案袋。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手指搭在铁门把手上。


    “蔡永安。”


    椅子上的人没有动。


    “你比我预想的，值钱得多。”


    蔡永安没有接话。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天花板，喉结缓缓滚了一下。


    铁门关上了。


    走廊里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蔡永安在那把冰冷的铁椅上坐了很久。


    搪瓷杯里还剩小半杯水，水面平静，映出日光灯管惨白的倒影。


    有了蔡永安的口供，剩下十四个人的审讯，变成了一道选择题。


    周扬没有亲自出面。


    他把蔡永安签过字、按过手印的笔录复印了十四份，交给梁正亮。


    方法极其简单。


    把复印件往审讯桌上一摊，让对面的人自己看。


    看完之后，问一句话：蔡永安已经全交代了，你的说法跟他一致，还是不一致？


    一致的，是从犯，争取宽大处理。


    不一致的，那就是主谋。


    大夏湾烧毁国家内燃机车，性质等同于破坏国家基础设施，按照当时的量刑标准，主谋最低也是个死缓。


    这种局面下，根本不需要什么审讯技巧。


    十四个人在黑暗的禁闭室里被关了三天，和尸体贴了五个小时的肉，神经已经被磨到了极限。


    蔡永安的口供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第一个被提审的人看完复印件，沉默了不到三分钟。


    第二个人沉默的时间更短。


    到了第五个人的时候，梁正亮甚至不用把复印件完整地打开，只要把封面上“蔡永安”三个字亮出来，对面的人就垮了。


    两天之内，十五份口供全部到位。


    大夏湾编组站的袭击事件、顾兆明八年来的经济犯罪事实、省铁建在格尔木无人区的非法采矿。　　三条线索被十五份口径统一的口供焊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在司法程序上几乎无懈可击的证据闭环。


    顾兆明的棺材板，被钉得严严实实。


    剩下的，是林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