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沙县。
县城不大，主街两边的骑楼还是老样子。
雨水多年冲刷下来，墙皮一层层往下掉，露出里面发黑的砖。
街边店铺的招牌五花八门，修自行车的、补鞋的、卖杂货的、收旧纸壳的，门脸一个挨着一个。
黄伟把车停在县医院外的一条窄巷里。
他今天没开警车，借的是刑侦支队一辆旧桑塔纳，车牌也是普通地方牌照。
夹克换成了洗得发旧的深蓝色，脚上穿着软底皮鞋，身上没有任何能一眼看出身份的东西。
下车前，他看了一眼后视镜。
巷口卖水果的小贩正收摊，两个小孩蹲在台阶上弹玻璃珠，路边停着几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板车。没有人往这边多看。
黄伟关上车门，沿着医院侧门往里走。
黑沙县人民医院不算大，住院部外墙刷着浅黄色涂料，墙脚受潮，长着一圈暗绿色的苔痕。
挂号大厅里人不少，塑料椅坐得满满当当，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提着保温桶，也有人把检查单折成一小块攥在手里。
黄伟没去窗口排队，直接上了二楼财务室。
财务室的门半开着，里面坐着个四十多岁的女会计，算盘摆在桌角，旁边是一台老式电脑。
她正低头核对住院结算单，听见门响，头也没抬。
“缴费去一楼。”
“查一笔旧账。”
女会计皱眉：“病人家属？”
黄伟从夹克内袋里取出一张复印件，放到桌上。
“周桂兰，去年十一月住院。我要核对一下缴费记录。”
女会计拿起来看了一眼，表情有些不耐烦：“旧账不能随便查。你是她什么人？”
“她儿子托我过来问问。”黄伟说。
“她儿子不是在闽东当警察吗？前阵子还回来接过人。你让他自己拿证明来。”
黄伟的目光停在她脸上。
“你见过叶俊？”
女会计顺口答道：“见过啊，挺高个小伙子，穿着警服，来办理转院手续那天，跟他妈一起过来的。”
说到这里，她忽然反应过来，抬头看黄伟。
“你不是他朋友？”
“算认识。”黄伟把复印件往回拉了一点：“他什么时候来的？”
女会计想了想：“去年年底吧，具体记不住。反正那会儿周桂兰出院，后面有人来办了转院。住院费结得很干脆，没欠一分钱。”
“谁结的？”
“单子上有。”
黄伟没再追问，转身离开财务室。
他没有表明身份。
对方既然已经听说周桂兰“跟儿子去了闽东享福”，说明这套说法早就有人替他们传开了。
一个刚入职的基层警员，带母亲去疗养，听起来不算离谱。
可一个靠捡废品和洗盘子过日子的女人，短时间内完成住院、转院、疗养院安置，背后的钱从哪里来，才是问题。
黄伟出了医院，沿着老城区的巷子往里走。
周桂兰以前住的地方，他已经从派出所档案里查到过。
巷子比闽东城南那些旧街更窄，两边的楼房往中间挤，阳光落不到地上，积水长期晒不干。
墙边立着几个破旧垃圾桶，塑料袋、菜叶和湿纸壳堆在一起，味道发酸。
黄伟走到一扇刷着蓝漆的旧木门前。
门上贴着褪色的福字，锁已经换了，锁芯很新。
隔壁一楼开着家小卖部。
柜台后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拿一把蒲扇赶苍蝇。
她见黄伟站在周桂兰家门口，先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找谁啊？”
“周桂兰。”
老太太扇子停了一下。
“你找桂兰？”
“嗯，认识她，路过黑沙县，想看看她。”
老太太叹了口气：“人家现在享福去了，不在这儿。”
黄伟靠在门边，语气很随意：“去闽东了？”
“对。她儿子当警察了，出息得很。前些个月回来，把人接走了。”
“赵满仓呢？”
老太太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她往巷子另一头看了一眼，像是不愿意多说。
“疯了。”
“怎么疯的？”
“谁知道呢。去年冬天还在巷子里晃，见谁都说自己欠了一百万，天天拿个破本子算账。有时候白天坐在路边，有时候半夜砸门。后来叫他妹妹接走了，说送精神病院去了。”
黄伟问：“哪家精神病院？”
老太太摇头：“这我哪知道。反正人不在黑沙县了。”
旁边一个挑着菜筐的中年女人停下脚步，接话道：“赵满仓那种人，早该疯。他欠债欠得满街都是，后来不知怎么，债也不用还了，突然就没人找他麻烦。”
老太太瞪了她一眼：“少说两句。”
中年女人撇撇嘴，挑着菜筐往前走了。
黄伟站在原地，没再追问赵满仓。
精神失常也好，被送走也好，对方显然已经把这个缺口堵住了。
赵满仓是个烂赌鬼，嘴里说出的话没有分量，真去纠缠，只会打草惊蛇。
他转身离开旧巷，先后去了三个地方。
第一站，是周桂兰原先待过的毛纺厂旧址。
厂房早已停产，门口那块“黑沙县第三毛纺厂”的牌子锈得只剩几个模糊的字。
原厂区被改成了几个小作坊，纺织车间里堆满纸箱和塑料桶，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布料霉味。
负责保管旧档案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姓杜，原先是厂里的工会干事。
黄伟拿着周桂兰的名字问起时，老杜翻了半天档案，终于从一堆发黄的职工登记表里抽出一页。
“周桂兰啊，我记得。命苦，男人不争气，儿子倒是争气。”
“她什么时候离职的？”
“严格说没离职。厂子垮了以后，所有临时工都散了。她后来回来补过一次材料，办失业登记。”
老杜把纸翻到背面。
“看，这里。去年十二月，她又申请了一份困难补助，理由写的是身体不好，无法继续从事重体力劳动。”
黄伟盯着那行字。
申请时间，正好在她住院之后。
“补助批了吗？”
“批了几百块，没多少。”老杜说：“她后来就没来过。听街坊说，是儿子在外面出息了，把她接走养老。”
黄伟问：“她以前有没有什么亲戚突然来找过她？”
老杜抬起头。
“亲戚？她家那点情况，平时连登门借钱的都少。倒是去年秋天，有个外地口音的年轻人来过一次，穿得挺整齐，开着黑车，不像她家亲戚。”
“你见过？”
“见过一眼。他在门卫那儿问周桂兰住哪儿，我没搭理。后来听门卫说，那人往老城区去了。”
“长什么样？”
老杜挠了挠头：“年轻，二十来岁，脸白，个子不算特别高，说话斯斯文文的。别的记不清。”
黄伟没有继续问。
这种描述太模糊了，落不到纸面上。
可他心里的那根线，已经绷得更紧。
离开毛纺厂后，黄伟去了黑沙县城北的疗养院。
疗养院建在半山腰，外墙刷着浅灰色的漆，院里种着几排樟树。
门口停着一辆小型面包车，车窗上贴着“康复接送”的红字。
这里不算省城那种高档机构，但在黑沙县，也绝不是普通人能长期住得起的地方。
前台坐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制服熨得平整，胸前挂着工牌。
“您好，请问找哪位？”
“周桂兰。”黄伟说：“我从她老家过来，想确认她在不在。”
前台姑娘翻开登记簿，手指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上滑了一阵。
“周桂兰，去年十二月入住，今年三月转出。”
“转去哪里了？”
“这个不方便透露。”
黄伟点头，没有强硬追问，只把手搭在柜台边缘。
“她当时身体情况怎么样？”
前台姑娘迟疑了一下。
“周阿姨刚来的时候伤得挺重，脸上和胳膊上都有旧伤。后来养了两个月，身体慢慢好些。她不太爱说话，每天下午都在院子里坐着，见人也客气。”
“费用是谁交的？”
“这个……”
“我是叶俊的同事。”黄伟从口袋里拿出警官证，打开一角，没有完全推过去：“不用声张。我只想核实一件事。”
前台姑娘脸色变了变，往里面办公室看了一眼。
“您等等。”
她拿着登记簿进了里间。
几分钟后，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走出来，应该是疗养院负责人。
她先看了黄伟的证件，又看了看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同志，病人信息我们本来不该对外透露。”
黄伟说：“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周桂兰的儿子是公安系统的，最近我们在核实一些情况。你们如实提供，不会影响疗养院正常经营。”
负责人犹豫片刻，转身去档案柜里抽出一个文件夹。
“周桂兰当时的费用不是本人交的。办入住的是一位姓焦的先生，填了委托缴费单。”
她抽出一张复印件，递到黄伟面前。
委托缴费单上，付款人一栏写着两个字。
焦雄。
字写得歪，笔画很重。
黄伟的手指停在那两个字上。
“焦雄来过几次？”
负责人想了想：“第一次办手续时来过，后面没怎么露面。每月费用是银行转账，有时提前一次交三个月。”
“周桂兰知道谁在替她付钱吗？”
负责人摇头。
“她问过一次。我们说是她儿子朋友安排的。后来她也没再问。”
黄伟抬头：“她有没有见过外人？”
“见过一个年轻人。”
负责人说完，自己先愣了一下。
黄伟看着她：“什么时候？”
“她入住第二周吧。那个年轻人来得晚，天快黑了才到。没登记多久，只在会客室待了十来分钟。周桂兰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着。”
“长相？”
负责人皱着眉回忆。
“很年轻，穿得挺讲究，说普通话没什么口音。我们问他和周阿姨是什么关系，他说是叶俊的朋友。”
黄伟没有再问。
“有会客登记吗？”
负责人把文件翻到后面，摇头：“那天值班的人换班早，登记不全。”
不全。
又是一个刚好缺口。
黄伟拿着委托缴费单的复印件，沉默片刻，才把纸递回去。
“这份单子，我需要留一份。”
负责人有些为难。
黄伟说：“给你留复印件。原件不动。”
十分钟后，他带着一张盖过疗养院公章的复印件离开。
院门外的风带着山里的潮气，吹得树叶簌簌作响。
黄伟站在台阶下，把焦雄的名字写进黑皮笔记本。
笔尖划过纸面，留下很深的一道墨迹。
……
黑沙县派出所。
傍晚五点多，值班室里刚换过班。
门口停着两辆摩托车，院角落里晾着几件洗过的警服，水还在往下滴。
黄伟没有直接进办公楼。
他在门外等了十几分钟，直到一个拎着菜篮子的老民警从后院出来。
那人五十多岁，头顶秃了一块，脸晒得黑，眼睛却很活。
他叫陈国富，在黑沙县派出所干了快三十年，黄伟当年办案时和他打过两次交道。
陈国富看见黄伟，脚步停住。
“黄局？”
“别叫职务。”黄伟走过去：“找你说两句话。”
陈国富把菜篮子往自行车把手上一挂，左右看了看。
“进屋？”
“不进。找个能说话的地方。”
两人绕到派出所后面的小面馆。
面馆里没几个人，老板娘正把煮好的面条往碗里挑。
黄伟和陈国富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各自要了一碗清汤面。
面端上来后，陈国富没急着动筷子。
“你这趟回来，不会是专程看我吧？”
黄伟把一双一次性筷子掰开。
“焦雄，你认识吗？”
陈国富的脸色慢慢收住。
“地下放贷那个？”
“嗯。”
“认识。以前在城南开了间棋牌室，后来做起了放贷。小钱不看，大钱不敢碰，专挑那些赌鬼、做小生意周转不开的下手。利息高，手段也脏。”
“最近呢？”
陈国富皱着眉：“最近半年，收手了。”
黄伟抬眼。
“怎么个收手法？”
“场子关了，放贷不做了，手底下那帮人也散得差不多。”
陈国富夹起一筷子面，又放回碗里：“奇怪的是，他不做放贷以后，日子反而比以前阔。前阵子买了两辆货车，跑县城到省城的建材线。新车，手续全，听说首付都是现金。”
“他以前有那个本钱？”
陈国富哼了一声。
“他要真有本钱，还放什么高利贷？那两辆车加起来几十万，他那点底子不够塞轮胎缝的。”
黄伟问：“谁在后面给他续命？”
陈国富看了他一眼。
“这事我也想过。可焦雄这人滑得很，货车挂在别人名下，跑运输有固定司机，他自己不怎么露面。有人说他攀上了南边来的老板，也有人说他替人洗账。没有实证，谁都不敢乱碰。”
黄伟从夹克内袋里抽出赵满仓那份借款合同副本，放在桌上。
陈国富扫了一眼，眉头顿时拧成死结。
“赵满仓？”
“这份合同，你看出什么了？”
陈国富把合同拿起来，看得很仔细。
借款人赵满仓，借款金额一百万元，出借人焦雄，借款用途是个体经营周转。
担保人叶俊。
合同条款写得不少，红章也盖得像模像样。
可陈国富看了两分钟，忽然嗤了一声。
“假的。”
黄伟问：“哪儿假？”
“不是说纸是假的，是这笔债不像真债。”
陈国富把合同翻到背面，用手指敲了敲空白处。
“焦雄以前放贷，催收比谁都凶。借三万，他能三天上门一次；借十万，他能把人家的门拆了。赵满仓这种烂赌鬼，要真欠他一百万，怎么可能一点催收记录都没有？”
“也许他私下收了。”
“不会。”陈国富说：“焦雄那帮人收债，最爱留痕。不是为了讲规矩，是为了将来赖账时拿捏人。”
“欠条、催收单、上门照片、录音、邻居口供，能弄的全弄。他们不怕人报案，怕的是债主死了或者跑了，账没地方落。”
黄伟看着他。
陈国富压低声音：“赵满仓那种人，欠一百万还能好端端活着，说明这钱压根不是为了收回去。”
“那是为了什么？”
陈国富把合同推回来。
“给人洗白一笔钱。或者把一个人拴死。”
面馆门口有人推门进来，带进一阵湿热的风。
黄伟没有再说话。
他把合同收回夹克内袋，面一口没动。
陈国富盯着他：“黄局，这事牵到谁了？”
“现在还不知道。”
“你既然来问我，说明你已经知道一点。”
黄伟站起身，从口袋里掏钱压在桌上。
“国富，焦雄那两辆货车的车牌、挂靠公司、跑线时间，还有他近半年接触过的外地人，能不能给我查一查？”
陈国富没问为什么，只点头。
“给我两天。”
“不要走所里系统。”
陈国富抬头：“那怎么查？”
“找你信得过的人，跑运输口、车管、修理厂、加油站，各问一点。别问得太深。”
陈国富盯着他看了几秒。
“明白。”
黄伟转身出门。
陈国富坐在原地，看着桌上那碗已经凉下来的清汤面，半晌没动筷子。
他在黑沙县干了大半辈子警察，见过不少案子。
最怕的从来不是线索多，而是线索太少，每一根都细，却往同一个方向拧。
这种事，往往碰一下，就有可能把手伸进泥潭里。
……
晚上七点半，黑沙县邮局。
天已经暗了，街边商铺陆续亮起灯。
邮局的营业大厅刚准备关门，铁闸门只拉下一半，里面还亮着白炽灯。
黄伟赶在工作人员锁门前走进去。
柜台后坐着个戴袖套的中年男人，正在把当天的挂号信回执一张张归档。
“同志，挂号信的寄件记录能查吗？”黄伟问。
中年男人抬头：“查谁的？”
“周桂兰。”
“你是她什么人？”
黄伟亮出证件。
对方的神色立刻严肃起来，站起身把他领到旁边的小办公室。
邮局的记录没有电脑联网那么方便，大部分还靠手工台账。
柜子里塞着一摞又一摞的登记簿，纸页发黄，边角卷起。
中年男人找了将近二十分钟，终于翻到去年十二月的一本。
“周桂兰……有。”
他用尺子压住一行字。
寄件日期，是周桂兰入住疗养院后的第十七天。
挂号信，普通平信封，寄往闽东市蕉城区漳湾镇。
收件地址没有写具体单位，只写了一间私人信箱的编号。
漳湾镇邮政支局，三十七号信箱。
黄伟的目光停在那行字上。
“信寄给谁？”
中年男人摇头：“挂号信只登记地址，不登记收件人详细身份。信封已经寄走了，内容我们不知道。”
黄伟问：“还有别的吗？”
“没有。就这一封。”
黄伟没有要求查看信件内容，也没有提出截查。
他很清楚，没立案、没审批，一封私人信件不能随便动。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把自己变成破坏规矩的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笔尖在纸面上写下：
漳湾镇邮政支局，三十七号信箱。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
那个中年男人看着他，忍不住问：“警察同志，这信有问题？”
黄伟把证件收起来。
“现在还不能说。”
走出邮局时，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黄伟站在台阶上，看着对面小摊贩收拾塑料凳。
一个女人骑着三轮车从街口过去，车斗里堆着纸箱和饮料瓶，车轮压过水坑，溅起一片浑浊的水。
周桂兰寄这封信的时候，人在疗养院。
她没有把信寄去闽东市公安局，也没有寄到叶俊所在的刑侦二大队，而是寄到漳湾镇一间私人信箱。
这不一定能说明叶俊有问题。
也许只是家人之间不想让别人看见的联系。
可叶俊现在人在市局，漳湾镇却是他最初报到的地方，也是他立下第一份大功的地方。
黄伟站在原地，手指压着笔记本边缘。
回闽东以后，他得先查清楚三件事。
漳湾镇三十七号信箱是谁租的。
叶俊有没有去过邮政支局。
周桂兰离开疗养院后，到底去了哪里。
在这些事情弄明白以前，他不会碰叶俊。
也不会把手里的材料交给任何人。
……
第二天清晨，黄伟离开黑沙县。
天空压着云，县城外的山路湿漉漉的。
旧桑塔纳驶出城区时，路边早点摊刚支起来，蒸笼的白气往上冒，卖豆浆的老板正用长勺搅锅。
黄伟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搭在档杆边。
他一夜没怎么睡。
黑沙县招待所的床板硬，窗外有货车不停经过。
他躺在床上，把周桂兰的住院缴费单、疗养院的委托付款人焦雄、赵满仓那份不像债的借款合同、邮局的三十七号信箱，一遍遍在脑子里过。
这些东西还连不成完整的案子。
只能算零碎的泥点。
可泥点落在同一个人的鞋底上，走得远了，总能找到他踩过的路。
车子上了出城国道。
黄伟从后视镜里看见一辆灰色面包车。
车身旧，前保险杠有一块补过漆，挡风玻璃右下角贴着一张褪色的年检标志。它从县城方向出来后，一直隔着四五十米跟在后面，不超车，也不拉远。
黄伟没有减速。
他先看了一眼前方路况，又瞥了眼后视镜。
灰色面包车还在。
过了一个岔路口，黄伟故意没有上主路，而是转进旁边一条通往废弃砖厂的旧道。那条路坑洼得厉害，路边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正常赶路的人不会往里面钻。
旧桑塔纳开进去不到一百米，黄伟从后视镜里看见那辆灰色面包车在岔路口停了几秒。
随后，也慢慢拐了进来。
黄伟握方向盘的手没有收紧，脸上也没什么变化。
旧路尽头是砖厂的围墙，里面早已没人生产，只剩一根断了半截的烟囱和几间塌顶的厂房。他没继续往里开，而是在一片空地上调头，重新驶回国道。
灰色面包车没敢跟进来，停在岔路口旁边，等他车头转回来后，才缓缓掉头，重新跟上。
这已经不是巧合。
黄伟把车开得很稳，直到前方出现一处临时停车区，才打着转向灯靠边。
他下车，装作检查轮胎。
灰色面包车从后面慢慢驶过去，车窗贴着深色膜，看不清里面坐着几个人。
车经过时没有停，尾气沿着路边飘开，车牌却从黄伟眼前掠过。
闽d七码尾号，四二七。
黄伟蹲在轮胎边，手伸进夹克口袋，摸出黑皮笔记本。
他没有抬头。
笔尖贴着纸页，写下车牌尾号和灰色面包车的车身特征。
四二七，灰色旧面包，前杠补漆，右后门凹陷。
写完，他合上本子，重新放回口袋。
远处，那辆灰色面包车已经在国道边停下。
黄伟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拉开车门坐回驾驶位。
发动机再次响起。
这趟回闽东，他不能走得太快，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带回了什么。
车子驶上国道后，黄伟拿起车载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对面传来老周刚睡醒的声音。
“喂？”
“老周，是我。”
“你到哪儿了？”
“刚出黑沙县。”
“查到东西了？”
黄伟看着前方延伸出去的公路，声音压得很低。
“帮我查辆车。闽d七码尾号四二七，灰色面包车，前保险杠补过漆。别走市局系统，找你最信得过的老刑警。”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有人跟你？”
“还不确定。”
“黄局，你现在在哪儿？我让人过去接你。”
“不用。你只查车。”
黄伟挂断电话，将话筒放回原处。
后视镜里，那辆灰色面包车没有再跟得太近。
它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藏在清晨国道的车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