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是下午贴出去的。
贴在阿维尼翁总行的大门外面。一张羊皮纸。字是伊曼纽尔亲自写的。他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字母都不歪。他觉得这张公告很重要。这是金券第一次“正式”作为“货币”被使用。虽然打了八折。但毕竟用了。
公告前面围了一圈人。
有看得懂拉丁文的。也有看不懂的。看不懂的就问旁边看得懂的。看得懂的就念给他们听。念完了大家一起讨论。
“金券能换船票了？”
“八折。一千的金券只能抵八百。”
“那还不如直接拿现钱买。”
“你有现钱吗？”
“……没有。”
“那不就得了。”
有人在算账。嘴里念念有词。手指头在空气里戳来戳去。
“我手里有六百金弗罗林的金券。打八折是四百八。一张三等票一百。我能买四张。差八十弗罗林的差价。我卖了那头驴……”
“你那头驴值八十弗罗林？”
“值。肯定值。那头驴能拉磨。”
“现在谁还买驴？大家都在囤粮食。驴不能吃。”
“驴肉不能吃吗？”
“……”
旁边一个穿灰袍的教士听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走了。
他是个穷教士，连金券都没有。
走了两步，他在一个面包摊前停下来。
面包摊上的面包已经翻了三倍的价。黑面包从三个半铜板涨到了十个。白面粉的面包已经没了。
教士掏了掏口袋。翻出来七个铜板。
他买了半个黑面包。
面包硬得像块石头。
他啃了一口。嚼了半天。
旁边那群在算账的人还在算。
“……我觉得吧，金券还是拿着好。你想啊，金券一年涨百分之十二。你现在把金券换成船票，等于是把一个每年涨百分之十二的东西扔了，换了一张什么都不涨的纸。”
“可那张纸能救命。”
“救什么命？你看看，瘟疫真的有那么厉害吗？阿维尼翁死了几个人？就那条巷子。几个人而已。那条巷子本来就脏。”
“你怎么知道就那条巷子？”
“先知大人说了。不是瘟疫。是冬日风寒。”
“先知大人说什么你都信？”
“那你信什么？”
“我……”
“你也信先知。你上次还在钟楼广场哭了呢。”
“我没哭。我是被风吹的。”
“得了吧。你鼻涕都流到下巴上了。”
一个胖女人挤过来。就是上次把孩子扛在脖子上的那个。她这次没扛孩子。孩子留在家里了。
“我说你们别吵了。我问一句。这个金券换船票，是不是只在阿维尼翁能换？我家亲戚在里昂，他手里也有金券，他能不能在里昂换？”
“公告上写了。各地分行均可办理。”
“真的？”
“上面写着呢。你不识字吗？”
“我识字。我就是没看到那行。”
“在第三段。倒数第二行。”
胖女人挤到公告前面。歪着头看了半天。
“哦。看到了。”
她嘟囔了一句什么，挤出人群，小跑着走了。大概是要去给里昂的亲戚送信。
……
消息传得比伊曼纽尔预想的还快。
第一天。金券换船票的窗口开出来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排满了人。
三千金弗罗林的每日额度，一个上午就用完了。
后面排着的人不高兴了。
“怎么就没了？我排了一早上！”
“明天再来。”
“明天还有吗？”
“有。每天三千。明天早点来。”
“几点开门？”
“天一亮就开。”
“那我今天晚上就来排！”
“随你。”
果然那天晚上就有人带着毯子来排队了。
后半夜冷得很。有人生了火。火是用柴禾点的，烟很大。巡逻的鸟嘴兵过来看了一眼，说这里不能生火。排队的人说不生火冻死了怎么办。鸟嘴兵说冻死了跟我没关系，着了火跟我有关系。
最后商量了一个折中方案。火堆挪到街角。排队的人轮流去烤。烤完了回来继续排。
排队的人里面什么样的都有。
有个老头拄着拐棍。他手里有一张金券，面值二百。他要换两张三等票。一张给自己。一张给他老伴。打八折是一百六。两张三等票两百。差四十。他从鞋底的夹层里摸出了四十个金弗罗林。
那四十个金弗罗林是他一辈子的私房钱。他攒了三十年，老伴都不知道。藏在鞋底里，走路都能感觉到硬邦邦的。
排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穿得体面。锦缎外衣。皮靴。手上戴着一枚银戒指。
年轻人的家族有两万三千金弗罗林的金券。
他要换两张一等票。八折是一千六。差四百。他从怀里掏出一沓票据，全是银行本票。
伊曼纽尔后来说，这个年轻人就是里昂那个格里戈里·帕内。羊毛行会的大商人。
帕内在窗口办完手续之后，还问了一句：“金券以后还涨吗？”
柜台的人说：“这个问题您得去问银行的投资部门。”
帕内说：“我就是问问。我手里还剩两万多的金券没换。如果还涨的话我就不换了。”
柜台的人没接话。
帕内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外面排队的人看见他手里拿着两张船票。有人在他背后嘀咕。
“这小子买两张一等？他一个人要占这么多位子？”
“人家有钱。你管得着吗。”
“有钱是有钱。可你看他那张脸。长得跟个脱毛鸡似的。这种人就是命好。”
帕内没管这些话。他走出十几步远，把两张船票贴在胸口上，深吸了一口气。
冬天的空气冷冽。钻进肺里面。
他活了。
他要上船了。
他妈也要上船了。
他全家都要上船了。
他家在里昂，要赶紧把票送回去。
他叫了一辆马车。马车比平时贵三倍。他没讲价。
……
第三天。
那个寡妇来了。
她排了一个早上。
轮到她时，她把金券推过柜台。
“三等票。一张。”
柜台后的年轻柜员低头看了一眼金券，又抬头看了看她。
寡妇三十岁出头，脸不算白，眼角也已经有了细纹，可底子还在。鼻梁秀气，嘴唇薄薄的，头发虽然只是草草挽着，鬓边却还留着点年轻时的意思。
要不是穿得旧，要不是眼睛里那股灰气，她本该算个颇有姿色的女人。
柜员没急着写单子。
“您一个人？”
“一个人。”
“没有孩子？没有老人？没有仆人？”
“没有。”
柜员点了点头。
“三等票最便宜。百金弗罗林。这个价您当然买得起。”
“可我劝您一句，若拿得出来，最好还是买二等。”
寡妇愣了一下。
“二等？”
“二等三百。八折是二百四。”柜员看着她，“您恐怕还不知道岛上怎么住吧？”
寡妇摇头。
她只知道船票分三等。至于上了船之后住什么地方，没人和她细说过。外头那些传话的人，说得最多的也只是“岛上没有瘟疫”。
柜员解释：
“一等票，是独立的石头小别墅。单独一间，带门带窗，地方宽敞，住着体面。”
“二等票，是联排的小木屋。一排几间，挨着，但各有各的门。墙薄一点，地方也小些，可好歹是单住，不必和旁人混在一屋。”
“至于三等…”
他朝大厅那几个排队的穷人瞥了一眼。
“三等是大通铺。十几个人挤一间大屋子。什么人都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咳嗽的，打鼾的，夜里哭的，说梦话的，味儿也重。白天挤，晚上更挤。”
他看着寡妇的脸，语气放缓了一点。
“您若真是一个人，上了岛，住二等总比三等强。”
寡妇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联排小木屋。
有自己的门。
晚上能关上。
不用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
不用闻别人身上的味，不用听陌生男人半夜翻身咳嗽，也不用担心哪个人夜里摸黑伸手过来。
她丈夫死后，她已经一个人住了一年多。刚开始夜里怕，怕得睡不着；后来反倒睡惯了。现在再让她去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处，特别是还有男人，她光是想一想，就觉得恶心。
“二等……”她轻声重复了一遍。
“对。”柜员说，“二等虽说原本是给一家人准备的，可票买到了，住进去总归比三等舒服。您这样的人，一个人住小木屋，总比挤大屋强。”
“我这样的人。”寡妇看了他一眼。
柜员笑了笑，没有把话说明白。
她读懂了对方的笑意。
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单身女人若进了十几个人挤的大屋，麻烦总会比别人多一点。
寡妇低头，看着手里的金券。
一千二百金弗罗林。她丈夫留下来的。
丈夫活着的时候，账一向是他在管。她只知道家里有钱，不知道竟有这么多。等人死了，箱子撬开，她才知道这些纸有多厚。
自己拿着这么多钱，怎么也该买个安稳。
她沉默了很久。后面的人开始催了。
“快点啊！”
“买不买！”
“后面一堆人等着呢！”
阿奇亚尤利银行的柜员颇具专业性，没受影响，静静等她开口。
寡妇咬了咬嘴唇，说：
“三等吧。给我一张三等票。”
柜员有些意外。
“您想好了？”
“想好了。”
“二等其实…”
“我说了，三等。”
这回她说得快一点，她怕自己再慢一点，就会改主意。
柜员没再多话。
收了金券，然后抽出一张票，在上头盖章，写字。
寡妇接了船票。
票很硬，边缘磨手。上面印着十字架和银行的徽记，还有一串她不认得的拉丁文。
她把票放进胸口，然后走出银行大门。
外面的阳光有点刺眼。
她站在门口，怔了一会儿。
一千二百。丈夫留下来的。
现在少了一百。换了一张三等船票。
她一个人，要上船。
上船以后，她要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在陌生人的鼾声、脚臭和咳嗽中间。
可那地方没有瘟疫。
没有瘟疫，就够了。
她往家走。
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
经过粮店。粮店门口还在排长队。黑面包的价格又涨了，从十个铜板涨到了十二个。人群里有人吵，有人骂，有个孩子饿得在哭。
她回到家。
家里空荡荡的。
她丈夫的衣服还挂在墙上。
她坐到那件衣服下面，仰头看着。
衣服上有个补丁，是她补的。针脚歪歪扭扭，不太好看。她不会绣花，只会缝补。丈夫以前看了，总说一句：“缝住就行。咱们家又不是给人看的。”
她摸了摸那个补丁。
“嗯，能缝住就行…”
说着说着，眼泪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