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三，明算堂开课的第二天，来了个要人的。
那是辰时刚过，幼薇正把三十七本册子往案上摆，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个中年汉子，一脸的横肉，进门就喊：
陈小七！滚出来！
堂里静了。第三排一个小萝卜头缩了缩脖子，没敢动。
汉子是陈小七的爹，糖坊的搬糖工。他一把揪住儿子的耳朵，嗓门敞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家里少一只手，你娘一个人浆洗衣裳供得起这个家？念的什么破书，念完能当饭吃？走！
幼薇走下讲台。
她才十五，站在那个比她高两个头的汉子面前，仰着脸，声音不大：
这位大哥，等我说完三句话。您要是还觉得该带走，我不拦。
汉子愣了一下，手松了半分。
第一句，幼薇说，小七在堂里念书，一年不收一文钱，纸笔我们出。他不占家里一文，也不占家里一天——他每天辰时来，午时回去，下午照旧能帮您干活。
第二句，去年糖坊记账，把一笔从苏州到应天的运费，一并记进了杂项。那笔运费是三两二钱，杂项里记的是三两五钱。多的三钱，谁也说不清去了哪。这不是谁贪了，是记账的人没学过，看不出来。
汉子的手彻底松了。他是搬糖的工，工钱按车算，一个月一结，结的时候账房报多少他拿多少——他从来没问过那数是怎么来的。
第三句，幼薇说，学算的孩子，将来不是去给人当奴仆的。他是去看清楚，账上那三钱银子去了哪。
堂里静得落针可闻。三十七个孩子，一个个坐得笔直。
汉子在原地站了很久，最后摸了摸后脑勺，嘟囔了一句：那……那我回了。
他走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儿子。小七还坐在第三排，眼圈红着，没哭。
那天下午，幼薇把这件事讲给顾寒听。
顾寒听完，先问的不是那孩子，是那个爹。
陈小七他爹，在糖坊做了几年工？
七年。幼薇答，搬糖，按车算。
他一个月挣多少？
三钱到四钱，看旺季。
顾寒点了点头。他心里过了一遍：一个搬糖工，一个月三钱半，一年四两二钱。三十七个孩子里，有三十一个的爹，一年挣不到五两。
你把那三钱银子当着孩子的面说出来，他说，不只是为了让他知道算学有用。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那三十一个都知道——顾寒说，你爹一年挣的那四两二钱里，有多少是被记不清三个字吃掉的。
幼薇站住了。
她忽然明白，哥哥要的从来不是三十七个账房。
顾寒听完，只问了一句：那三钱银子，你核过？
核了。幼薇说，我拿糖坊三个月的真账重推过，错在苏州那头报的数，不是咱们的人贪。
那你为什么当着那孩子的面说出来？
幼薇想了想，答：因为他们得知道，自己学的东西，是能替人讨回三钱银子的。
顾寒看了她很久，笑了。
从明天起，他说，明算堂的题，不用书本上的题。
那用什么？
用真账。糖坊的、布号的、普惠堂的——全用。算对了没赏，算错了没罚，只有一样：你得把你算出来的数，说给该知道的人听。
从那天起，明算堂的课，就不是课了。
老账房头一个不适应。他教了一辈子珠算，进堂第一天就把算盘往案上一拍，说：学算学，先学这个。手上没珠子，脑子里有数也是虚的。
幼薇不跟他争，只在黑板上写了一道：三千二百一十七石粮，分装四百六十袋，每袋几石，余几石。
老账房的算盘噼里啪啦响了小半个时辰，报了个数。幼薇在纸上的竖式走了半页，报的是同一个数。
老头把算盘捧起来，看了很久，忽然叹了口气：
我这双手，打了五十年珠子。
手不是白打的。幼薇说，您打得比我快的时候多。我只是把您手上过的东西，抄了一份下来。
老头沉默了半天，第二天照样抱算盘来上课。
后来明算堂定了个规矩，刻在堂前的木牌上，跟普惠堂那两块牌子一个格式——
珠算是手，笔算是眼。手眼齐了，账才站得住。
顾寒去看过一次。他站在木牌底下看了很久，忽然想起现代那句老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他摇摇头，笑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利器。利器从来只有一样——一个愿意把三钱银子算清楚的人。
开课第十天，明算堂来了第二个要人的。
这回来的是个老妇人，七十来岁，眼睛半瞎，拄着根竹杖，摸进堂里就跪下了。她要给孙子退学——不是不愿念，是没人送。她自己走不动，儿子死在去年修河堤的工上，儿媳跑了。
幼薇把她扶起来，问她住哪。
城西，六里。
每天来回十二里。
幼薇想了想，当天下午去找了齐一剪。三天后，糖坊一辆送货的空车，每天早上从城西过一趟，顺路捎五个孩子。
车是空的，捎人不费一文。
那老妇人来谢，幼薇只说了一句：嬷嬷，不是我帮您。是那辆车，本来就要走那条路。
后来这句话，明算堂的孩子们都记住了——有些事看着是帮人，其实只是把本来要走的路，多停了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