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明算堂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上午落了点小雨，堂里只到了二十几个孩子。门口来了辆不起眼的青幔小车，车上下来的三个人，都穿着半旧的布袍，脚上是沾了泥的靴子。
打头那位五十来岁，身量不高，脸上有风霜，进门就往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坐，什么也没说。
随从要赶人，被他摆手止住了。
幼薇看见有人进来，只当是哪家的家长来听，点了点头，照旧上课。
那天讲的是加法。
一加一，等于二。幼薇在黑板上写，今天我要问一个笨问题——为什么等于二？
堂里没人答得上来。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有个孩子小声说。
不是本来。幼薇摇头，是天下人约好了的。从前有个地方，一加一不写二，写别的符号；还有的地方，数的写法跟咱们完全不同。可是只要两个人约定用同一套写法、同一套规矩，他们记下来的账，就能对上。
若是不约呢？
不约，就对不上。幼薇说，你写你的，我记我的，一笔账两个人记出两个数，谁也说不清谁对。你们去糖坊核过账——核账核的是什么？不是核谁聪明，是核两个人用的是不是同一套规矩。
角落里那位老人，手指在膝上轻轻动了一下。
所以规矩不是天定的。幼薇在黑板上重重写了一个字——约，是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谁都不许改。改一个字，全本的账就要重推。
这个道理，她说，放在账上是这样，放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
角落里的老人听到这里，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很深。
课讲了一半，老人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带着点外路口音：
那口音很怪，像是北方话里掺了点淮西腔。随从站在他身后，手一直按在腰间，站姿也不像寻常家丁——脚跟并着，脊背直挺，是军里站惯了的人。
幼薇没多想。明算堂的规矩是：进门就是听讲的，不问来路。
这条规矩，是顾寒定的。
先生，我问一句——这些娃娃学这个，将来做什么？
堂里都扭头看他。
幼薇也看过去。她不认得这个人，只当是来听的家长，答得很客气：
看清楚了，才不被人骗。
看清楚什么？
老人笑了。
娃娃们自己说。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我问你们——你们学算，是为了什么？
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先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第三排那个最小的陈小七举手了。
我娘给别人浆洗衣裳，一月结一回工钱。他说，账房报多少，我娘就拿多少。我学会了，我要自己看那本账。
老人点点头。
又有人举手。是最后一排的王大有，头还是压着，声音却很实：
我先前在粮栈做学徒，掌柜叫我往米里掺水。我不干，被赶出来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不干，是不够的。我得做得比他更明白，让他不敢叫我干。
老人沉默了一下，又问：若是你做了掌柜呢？
我还是不掺。
为何？
因为一斤米掺二两水，一家老小一个月多吃二两水。王大有说，这不是善心。这是账——你掺了我的，我就得掺别人的，掺到最后，一城的米都不是米。这笔账，算不回来。
堂里静了很久。
老人站起来，走到黑板前。他个子不高，站在那儿却像半堵墙。
我考你们一道。他说，北边边军，粮船一百二十艘，每艘装米四百三十石，路上损耗每百石去七，到营还剩多少？
孩子们低头算。
王大有的字丑，可他算得快。不到半炷香，他站起来报了个数。
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八石。
老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慢慢走回自己那个角落，坐下了。
课还没散，他就走了。走的时候跟幼薇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幼薇送到门口，回来的时候，发现最后一排那个座位的案上，多了一个布包。
打开，是二十两银子，用桑皮纸裹了三层。
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只有一行字，字写得很硬，硬得几乎要划破纸：
给娃娃们买纸笔。
幼薇拿着那张纸条追出门去，巷子里只剩一辆青幔小车，正拐过街角，走得看不见了。
她站在雨里，手里那二十两，攥得手心发烫。
雨不大，落在青石板上，一层薄亮。
她忽然想起刚才课堂上的那一问——你们学算，是为了什么。
孩子们答得乱七八糟。有的说要去看账，有的说要去糖坊做先生，最小的陈小七说，要学会算，好知道娘一个月的工钱到底该是多少。
而那位老人问完，谁也没答为了做官。
二十两银子，在应天能买下小半个院子。可那张纸条上的六个字，比银子重得多——它不是赏，是买纸笔的钱。给的是纸笔，说的是别的话。
她不认得那个字。可她认得那张脸——三年前宫里召见，她在殿外等过哥哥，隔着人群远远看见过一次。
那天夜里，顾寒回来，幼薇把纸条递给他。那二十两银子她原样收着，一文没动。
顾寒看了很久。
哥哥，他是谁？
顾寒把纸条折好，还给她。
一个听完了课才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