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这次东升紧固件厂的事就是个例子。工厂的工人自己站出来自救,解决自己就业吃饭的问题。可结果是我们的领导把工厂一卖了之,而且是那么低廉的价钱。有人说连土地钱都远远不够。工人们不愿意卖厂,站出来卫厂,就遭到了他们的毒打。类似的现象不是紧固件厂这一家,以前就有工人们联合起来要求承包工厂的事情就有发生,他们要自己当家实现扭亏为赢。可主管工业的老仝极力反对工厂工人自救的举措,却要把工厂承包给他认为能干的人,说白了也就是他的人。更有一些企业原本经营得很好,产品不愁销路。可也被划进了重组的行列,叫什么强强联合。硬是把好端端的企业给弄得不知归属,公家不像公家的,私人不像私人的。把下岗工人都推向了社会,这又给我们增加了治安管理的难度……”
“现在的许多事情我是真有些看不清了。说句不该说的话,下边有人说风凉话,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明白的要执行,不明白的也得执行’……”
候骁勇打断他说:“不该议论的事不要议论。”
梁光远点点头:“是。不议论。咱就说天邑市的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教育工人是工厂里的主人。这突然一改制,实行了厂长负责制,由厂长一人说了算。工人不但不再是主人了,年轻一点的有些还能签个雇工合同,当个雇工继续留在厂里上班。年龄大点的就让直接下岗丢掉了饭碗。为此还发明了个词叫‘砸锅踢碗’。我真的就想不明白,这是要砸谁的锅,又踢谁的碗?后来厂长负责制也不要了,又出现了承包、兼并。这样一来工厂又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集团公司。公司的属性变了,只为挣钱,工人的死活就更没有人管了。我们不停地接到报案说有些人把厂里的库存和值钱的设备都给卖了。把工厂掏成了空壳,然后再买通评估单位进行低价评估,把原来的承包又变成了买断。那些原本是属于国家、集体的企业,就这样一步步变成了私人的。这次紧固件厂的打人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是个集体企业,是厂里的工人自负盈亏一点点靠自己的双手发展起来的。不经工人们的同意说卖就把厂给卖了。卖了厂还不是为了搞生产,而是卖给房地产商盖楼,搞房地产开发。这让那些工人们以后怎么过?他们站出阻止别人搬走他们的设备,要保护工厂,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竟然没有人出面支持那些工人们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去一帮身份不明的人,见人就打。打完就跑。这叫什么事情……”
“现在各部门都不管,最后推给了我们。得罪人的事要我们来干。工人们只是为了生存,而有人是为了发财。我们不但不能保护工人们的诉求,还得为这些要发财的人保驾护航,为人家看家护院,鸣锣开道……那些下岗的工人们会怎么看我们?只说警民关系搞不好,这样下去能搞好吗?”
“工厂一旦被私人买下,产权都属于了新的法人,人家就有了对这些企业的处置权。像这大开集团,干脆就是把工厂的设备卖掉,厂房拆掉,盖起高楼做房地产生意。这些人一个个都神通广大。一夜间腰缠万贯的董事长、总经理、大老板都冒了出来。出门是豪车,身边是姜女……而工厂里原来的工人们呢,都被撵到了社会上,成了社会流民,没有了生活来源,靠打零工和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我们的感受最直接,一边要为新生的‘老板’们保驾护航,一边要对待那些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治安案件成倍地增长,盗窃、抢劫、卖淫,甚至杀人,都有下岗工人的身影。我们一天到晚按下了葫芦又浮起瓢,发案率不断增长,挨批评的到头来还是我们……”
候骁勇长叹一声,梁光远说的这些问题,有些他也想到了,但他知道不便议论就又把话题引到了仝长申身上。说道:“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能考虑得了的……我现在只想老仝的事,他这次是通天了。怕是谁也扭转不了……”
梁光远还是有些不理解:“老仝他要有这路子,早就应该离开天邑到别处高升高就多好。他还留在天邑不走干什么?在企业重组改制中,他的屁股绝不会干净,这他自己比谁都清楚。现在上边是没有让查,如果哪天让查了他一准有事。我要是他,见好且收,找个安全的地方等着离休去。还在天邑要当什么市长?”
候骁勇说:“丁书记电话里告诉我的,说老仝是直接通到了上边,x主任亲自给丁书记打的电话。所以丁书记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照办了。”
“这个x主任,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听说过。他的门槛很高一般人很难迈进去。老仝这次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办法迈了进去。我还听说没有大七位以上x主任是不会理睬的。看来老仝这次也是赌上了,下了不小的本钱。”
“他都这个年龄了要不赌这一把,哪还有他的机会。再说了,对他别说大七位,就是大八位也不算什么。这几年大大小小几十家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是在他手里改来改去,兼并的兼并、变卖的变卖,这中间有多少利益输送我们不清楚,他自己清楚。经侦支队让我看过一些资料,粗略估算了一下,在我市的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而流失的这些资产,受益人中就有像老仝这样的权力寻租人。一部分国家流失的资产,是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
“现在上边是没有让查,要是让查,这事就大了。没有进入察打,自然这块工作是空白,也拿不到证据。但经老仝的手兼并和低价卖掉的大小企业38家。经侦支队有人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38家大小企业,总资产会在30亿以上。可到头来除去了给工人卖断工龄及下岗工人补贴的钱,听说余下的就所剩无几了。”
候骁勇脸色阴郁地直接回答了句:“剩给市财政,只有四千六百万。”
梁光远以为这个数字侯骁勇未必知道,没想到他什么都清楚。他就有些看不过去似地继续说道:“三十多亿的资产,三改两不改,就剩下了四千多万。这么大的国有资产流失现像,难道国家真的不知道?老仝主管工业多年,他比我们都要清楚得多。可为什么他视而不见?现在中国正在改革的重要关口,我知道有许多事情不是我们下边能考虑的。钱还只是一个方面,这38家大小企业拥有的职工和家属不是个小数目。每一个职工背后的家庭成员即使以三倍数计,我们市的城市长住人口,只有不足五百万,加上流动人口和效县农村的人口一共一千万左右。这就是说,在城市长住人口中,一大部分人都在企业改制中受到了影响。他们中间没生活来源的人占比很大。这些人都要生存,除了有少部分人到外地去打工外,大部分人都还沉淀在我们市内,这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压力。我们公安局这几年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维稳上,忙得不亦乐乎,到处在扑火……”梁光远觉得自己又说偏了,好像在书记面前抱怨似的,就把话又拉回了正题:“我就在想,那些借改革之名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上边不会不知道,早晚都会管他们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吃进去的都还得吐出来。”
候骁勇表情很是严肃地说:“要相信我们的党。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职位多高,做了对不起党的事情,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对不起人民的事情,都会与他们清算的。否则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还怎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候骁勇毕竟是市委书记,省委常委,他有他的觉悟和原则,即使看到什么事情,也不会随意地议论。他没有把梁光远当了外人,继续说着他心里的话:“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一切都要为改革让路。改革是我们的大方向,也是中国的出路,所以老仝才能趁机而‘为’。只是老仝今天走的这一步,会让我以后的工作很被动。他知道是我让叶为新暂时代理市长的工作,心中对我已经有了看法。这样一来他又有了靠山,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梁光远说:“你是书记。他是市长。他还能把你怎样?”
候骁勇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现在的事情很难说……我倒是希望他有这个靠山后真如你刚才说的,他能只把这里当成跳板,马上抽身离开这里,继续往上走……”
梁光远又想起有关“苏解放”出现的案情,对候骁勇说道:“我觉得你考虑的可能多了。”
候骁勇看看他说:“怎么讲?”
“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这个反复出现过的,不知是人还是鬼的‘苏解放’,如果他真是存在的话,有很大可能是冲着老仝来的。要真是这样,事情或许还会有变数。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可以通天。但这是人的事。‘鬼’的事就不好说了……”
候骁勇听得不是太明白,问了句:“你是说这个所谓的‘鬼’,是冲着老仝来的?”
梁光远点点头说:“现在从种种迹象分析,很有这个可能。我觉得不管怎样,你还是得提醒一下老仝,这样有好处。如果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提前提醒过他,算是对得起他。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他哪天真的还会再往上走,这也是对他的关心,他也会记在心里。”
候骁勇想着心事踱到了窗前,心情悠悠说:“他现在还在省里,等他回来再说吧……不过你们还得抓紧破案。这个‘鬼’的出现影响太大,再不破案我们无法向市民交代。还有打人的事,要赶快抓住凶手绳之以法。要给群众一个交代。闹‘鬼’的事上边若知道了,会让我们很被动的。我就不相信了在这个世界上真会有什么鬼。你们要好好查!这背后一定会有文章。”
梁光远保证说:“我再增加力量,一定尽快查出眉目结案。”说完他又补充说:“打死我,我也不相信有什么鬼魂的事。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能信这个。如果他真是个鬼,还用得着去档案室里找档案。他直接去找老仝不就行了……”
梁光远觉得和候骁勇聊的时间不短了,该汇报的和该让他知道的都说了。不该说的话他们也说了。就站起身戴上放在候骁勇写字台上的警帽和候骁勇再见,离开了候骁勇的办公室。
候骁勇送到门口,临了还不忘交代一句:“要抓紧破案。”
梁光远把该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特意让候骁勇提醒仝长申注意,要让他心中有所准备,不至于到时候手足无措。更主要的是这个所谓苏解放的鬼魂出现,唯有在仝长申这里,潜在着可预知的因素。仝长申事前心中要有了准备,只要“苏解放”真地出现了,他就是不能把他抓在手里,但也可以或多或少掌握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对他们公安的破案是非常重要的。可梁光远没有想到,仝长申当天从省城回来后,因为已经是下午,他就没有再到办公室去,让司机直接送他回了家里。
仝长申住在市府小院。市府小院里住的都是市里的领导和领导的家属,人员相对单一,并不复杂,见面谁都认识谁,且多都知道各自的身份。能住进这个小院里的人,在天邑市非富即贵,一般的老百姓只有羡慕的份。这样的小院,自然是不会让闲杂人员随便进出的。
小院的门卫认识每个领导和领导的家人及车辆,见有车过来大老远就知道是哪位领导的,不等车停下就会提前把自动门挡打开。司机会把车直接开进院内。
仝长申住的是三号楼,进门向左拐绕过牡丹花坛,再过荷花池,就是仝长申住的楼。说是楼,楼只有三层高。是原苏联专家在时为他们自己设计的专家楼。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专家撤回,这才改成了市领导住的市府小院。这样的楼在天邑市有两处,一张图纸盖的一模一样。除了这处住市领导的市府小院,还有一处是盖在东升厂的涧河畔。那是当时为援建东升厂的苏联专家们就近住宿盖的。只有一幢。而市府小院里的楼是多幢环行的。
“市府小院”是人们的通俗叫法,多少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名字。后来市里的领导越来越多,市府机构成几合体的扩张,市里重新建了一个市府家属院。因为以前有这个人们叫习惯了的市府小院,就把后来建的市府家属院叫成了市府大院。有了市府大院后,市府小院就名副其实地变成了市府小院。
小院里有五幢楼房,还都是三层高。因盖的时间过早,都没有装电梯。但房子的设计因是苏联人按他们的文化设计的,房间非常开阔,进了门后应有尽有。老式的橡木地板多少年过去了,仍然焕发出贵族般的厚重格调。红瓦红墙,欧式露台和窗户。院子里花坛水池,绿地草坪,一排排的塔松蔚为壮观,很有点“修正主义”的味道。每层楼房三米六的层高,让三层的楼看去有五层楼的高度。小院里楼房有限,只住书记和几个副书记;市长和几个副市长,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发改委主任等进入常委的人,及重要的委局领导。梁光远虽也进入了常委,但他因来的晚,就没有住进个小院。
像梁光远这样的后来者进不到小院的原因不是因为这里的楼房不够住,安排不下他们。而是小院里住着不少往届退下来的老领导。他们人虽退下了,但并不愿意搬出小院。后来者谁都不愿去得罪他们,等于默认了让他们住下去。看那架势是要一直住到老死。至于老死后他们的子女们还会不会搬出去,也当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