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四年春，三月末。
总督东南五省军政事务大臣陈恪的钦差行辕，离开了北京。
没有盛大的官方送行仪式——那是给循规蹈矩的官员的。
对陈恪而言，皇帝的信任和那道石破天惊的诏书，便是最隆重的践行。
离京当日，只有英国公、阳武侯、灵璧侯等少数核心勋贵，及户部尚书赵贞吉派来的心腹主事，在城外长亭略作话别。言简，意赅，一切尽在不言中。
行辕规模不大，却精悍至极。
核心是陈恪本人及其十数名从南洋生死与共中淬炼出的亲卫，由阿大统带，沉默如铁，眼神锐利，行动间自有百战余生的悍然气度。
文事方面，陈恪只带了徐渭、李春芳，及他们紧急物色、考核的三十余名青年吏员、幕僚。
这些人年纪多在二十至四十之间，出身各异，有科举正途的举人、监生，有精于钱粮刑名的老吏后代，有通晓番语的落魄书生，甚至还有两名对算术格物颇有心得的中年士子。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务实，肯干，对陈恪的理念至少不排斥，且背景相对简单，尚未被旧有官场网络完全同化。
这三十余人，便是陈恪为未来东南总督府搭建的行政班底雏形。
至于副手，陈恪的选择毫无悬念——胡宗宪。
这位昔日的浙直总督，在东南抗倭、整顿海防中功勋卓着，更在关键时刻稳住了东南大局。
其能力、资历、对东南军务民情的熟悉，以及在旧官僚和军队中尚存的影响力，都是陈恪急需的。
更重要的是，经历过严党沉浮、看透朝局险恶的胡宗宪，其政治智慧与处事分寸，足以在陈恪推行新政时，缓冲诸多明枪暗箭。
诏书下达后第三日，陈恪的手令便以六百里加急送抵胡宗宪在杭州的寓所。
内容简短：“东南百废待兴，非胡公不能助我。望公勿辞辛劳，即赴行辕，共襄大计。恪顿首。”
没有官职许诺，没有空头支票，只有一句“共襄大计”和“恪顿首”的亲笔落款。
胡宗宪接到手令，在书房中静坐半日。
窗外春雨淅沥，他摩挲着那份言辞恳切却又重如千钧的纸笺，最终长长一叹，唤来老仆：“收拾行装吧。老夫……这把老骨头，看来是歇不下了。”
他知道，登上陈恪这艘已然起航的巨舰，便再无回头路。
但或许，正如陈恪所言，这才是真正不负平生所学之路。
陈恪的行进路线，并未直扑南京或杭州这类传统的东南政治中心。
出了北直隶，进入山东境内后，行辕便时而走驿道，时而乘船沿运河南下，速度并不追求极致。
陈恪似乎并不急于“上任”，更像是在进行一次深入的、不带预设的巡察。
他拒绝了大批地方官员的隆重迎送和宴请，往往只允许知府、知州一级的官员短暂觐见，汇报概要，随后便带着徐渭、李春芳等人，或微服混入市井，察看民生物价；或直奔漕运码头、税关卫所，询问胥吏兵丁；或召见当地有影响的士绅、商人，听取他们对吏治、海防、贸易的看法。
随行的书记官笔下，记录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粮价、盐价、漕粮折银比例、卫所兵额实缺、港口吞吐量、乃至地方豪强与官府往来种种细节。
这种“行走的总督”做派，起初让沿途官员惴惴不安，不知这位权势滔天的侯爷意欲何为，会不会是来找茬开刀的。
但很快他们发现，陈恪问话虽细，却很少当场发作，只是平静地听，偶尔追问关键，那双深邃的眼眸似乎能看透一切粉饰。
这反而更让人心底发毛。
消息灵通之辈，则从侯爷随行人员口中隐约得知，总督大人离京前便已明言：“总督府衙署选址、营造，非急务。未来数月，本督行辕即是总督府。首要者，一在军，二在财。军制不改，海疆无宁日；财源不固，万事皆空谈。”
四月下旬，行辕抵达南直隶境内，未去南京，反而折向扬州，继而沿江而下，直抵长江出海口——上海。
如今的上海，虽经历徐阶一党的短暂侵蚀和王守拙案的风波，但在徐渭、李春芳等陈恪旧部的勉力维持下，特别是“官营交易总署”和“神机火药局上海分局”的骨架仍在，其作为新兴贸易口岸的活力并未完全熄灭。
码头依旧帆樯林立，市舶司前各国商船等候检验，只是少了陈恪坐镇时那规矩森严的勃勃生气。
陈恪的到来，未作张扬，却依然引发了巨大震动。
上海留守的官员、市舶司吏员、交易总署的理事、乃至闻风而来的中外大商，纷纷求见。
陈恪只花了半天时间听取徐渭、李春芳的详细汇报，随即做出几项简明指示：
第一，以上海官营交易总署为核心，整合东南各市舶司，建立“东南市舶总署”，直属总督府，徐渭暂领署事。统一贸易规则、税则，清理积弊，打击走私，所有官方主导的大宗海贸，须经总署核准、备案、抽分。
第二，“神机火药局上海分局”提升为“东南军器局”，李春芳总办，加大投入，重点攻关舰炮改良、火铳标准化、以及探索蒸汽机在舰船和工坊中的应用可能。经费，初期由总督府协调海贸利润先行垫付。
第三，以上海为样板，规划在宁波、福州、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官营保税仓栈”和“标准交易场”，吸引番商，规范贸易，其管理章程由徐渭牵头，参照上海旧例，结合各地实情，一月内拟定。
命令清晰，权责分明，且直接赋予了徐渭、李春芳超越地方官吏的巨大权力。
这既是信任，也是将这两位核心幕僚正式推到了新政执行的最前沿。
在上海停留五日后，陈恪登船，汇合了从杭州赶来的胡宗宪，水陆并进，于四月底，抵达浙江省城杭州。
直到此时，陈恪的“总督行辕”才算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落脚点——并未入住富丽堂皇的浙江巡抚衙门或杭州府衙，而是选在了西湖畔一座致仕官员留下的不算奢阔的园林“澄心园”。
园子稍作整理，挂上“钦命总督东南五省军政事务行辕”的牌匾，便正式开署办事。
到杭次日，陈恪便在澄心园正堂，召开了抵达东南后的第一次正式军政会议。
与会者，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江西五省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凡在省城或能及时赶到的，悉数到场。
此外，还有提前接到指令、从各地赶来的二十余家实权勋贵或其代表，包括英国公世子张维城、阳武侯世子薛承武、灵璧侯世子汤允谦等少壮派。
堂内济济一堂，红袍青袍与蟒袍武弁混杂，气氛凝重而微妙。
陈恪并未穿官服，只一身玄色常服，外罩御赐的麒麟纹罩甲，端坐主位。
胡宗宪坐于其左下首，徐渭、李春芳侍立案旁。
没有寒暄，没有赘言，陈恪开门见山：
“今日召诸位前来，只议两件事。其一，卫所改制，编练新军。其二，统筹海贸，充裕财用。”
他目光扫过台下神色各异的文武大员，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卫所之弊，诸位心知肚明，毋庸赘言。南洋之战，旧军不堪用之状，想必也有耳闻。朝廷已有明诏，准本督在东南试行新军。今日，便议个章程出来。”
他略一停顿，看向勋贵班列：“英国公、阳武侯、灵璧侯等，此前已有奏疏，痛陈时弊，建言募兵。本督深以为然。然改制非纸上谈兵，需落地实行。五省境内，所有卫所、屯田、军户、兵额、粮饷册籍，限一月内，由各都司、卫所重新核实，去虚存实，厘清底数，报总督府及兵部备案。核实之后，老弱不堪战者，给资遣散或转为屯田辅兵；空额缺饷，一律追查到底，涉事官吏，严惩不贷。”
命令一出，几位都指挥使脸色微变。
这可是要动他们盘踞多年的根基！
但看看陈恪平静无波的脸，再看看他身后那面“王命旗牌”，以及勋贵们跃跃欲试的神情，到嘴边的推诿之词又咽了回去。
陈恪继续道：“核实之后，即行募兵。仿上海、苏州新军旧例，亦参酌戚继光‘戚家军’之法。择年富力强、身家清白之良家子，优给饷银，严明军纪，专设营伍，集中操练。新军编制、训练大纲、铨选章程，由胡公总揽，会同兵部职方司、在座各位将军，及……”他目光转向张维城、薛承武等人，“及英国公世子、阳武侯世子等有实战历练的少将军，共同拟定，十日内核定施行。”
将胡宗宪推到台前总揽，既利用其威望和经验稳住军队系统，又给了勋贵子弟直接参与核心规则制定的机会，平衡之术，悄然而成。
“至于新军指挥人选，”陈恪话锋一转，语气依旧平淡，“朝廷既有重振武勋之意，此番改制，正可让世代忠良的勋臣之后，多担责任。各新编营、镇主官、佐贰官，优先从有战功、通晓新式战法的勋戚子弟及旧军有功将领中选拔。具体名单，由胡公会同各省都司、勋贵代表共同举荐，本督与兵部核准。”
此言一出，满堂勋贵，尤其那些带了子弟前来的，眼中顿时放出光来。
优先从勋戚子弟中选拔！这等于将未来东南新军的军官体系，大半交给了他们！
虽然上面有胡宗宪和陈恪把关，但具体的带兵权、人事推荐权，已然在手。
这与他们之前联名上疏时所期盼的，几乎完全一致，甚至更为直接。
几位文官出身的巡抚、布政使交换了一下眼神，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忧虑。
军权若尽归勋贵，地方制衡何在？
但陈恪手握皇帝“便宜行事”的诏命，又明确将“整军”列为首务，他们此刻若出言反对，不仅徒劳，更可能被扣上“阻挠国策、嫉贤妒能”的帽子。
何况，陈恪也提到了“旧军有功将领”，并未完全堵死其他出身者的路，只是“优先”而已。
这让他们一时难以找到强有力的反驳点。
陈恪将众人反应尽收眼底，却不给更多争论时间，直接进入下一议题：“新军编练，所费钱粮甚巨。朝廷近年来用度紧张，本督体谅，已奏明陛下，东南军改所需，暂不由户部调拨。”
不用户部的钱？那钱从何来？众人竖起了耳朵。
“财源，便在海上。”陈恪示意徐渭。徐渭上前一步，展开一份卷宗，朗声道：“奉督帅令，即日起，东南五省所有市舶司税收、官营贸易所得、船引费、保税仓栈租金等一切海贸相关岁入，除按旧例解送京师及留存地方必要开支外，盈余部分，统一划归‘东南新军编练专款’，由总督府直接调度，户部派驻官员协同稽核，专项用于募兵、饷银、装备、训练及犒赏。此为陛下特许。”
他稍微停顿，继续道：“此外，督帅已命在下整合各市舶司，成立东南市舶总署。今后，所有与西洋诸国、南洋诸番之大宗官贸协定，均需由总署统一谈判、画押。南洋战后，我大明货殖通行四海，夷商求购若渴。近期，佛郎机、英吉利、荷兰残商乃至阿拉伯巨贾，纷纷遣使至上海、广州，意欲重定章程，扩大贸易。督帅之意，可借此良机，以我丝、瓷、茶、棉布、药材等物，换取其金银、急需之货，乃至军器制造所需之精铁、硫磺等物。贸易所得利润，大部亦注入新军专款。”
用海贸养新军！而且是总督府直接掌控的海贸利润！
这下，连勋贵们都有些吃惊了。
他们知道陈恪会搞钱，但没想到是这种方式——绕过地方财政和户部，直接建立一个以海贸为源头、以养军为目的的独立资金循环体系！
陈恪不仅掌握了军队的人事推荐权，更牢牢扼住了这支军队的命脉——钱粮。
文官们则心头巨震。
这已不仅仅是“便宜行事”，这近乎是在东南划出了一个财政上的“独立王国”！
虽然名义上还是“大明”、“朝廷”，但收支流程完全在总督府控制下，户部只剩稽核之权。
长此以往，东南五省的经济命脉，将彻底与陈恪绑定。
然而，陈恪的理由同样难以驳斥：朝廷没钱，又要练强军，不自筹怎么办？难道让强军之议流产？况且，他用的是海贸的“盈余”，并未加重内陆百姓的税赋，甚至还可能因为贸易繁荣带动地方经济。
反对者若说此举是“与民争利”或“动摇国本”，陈恪大可反问：昔日卫所空耗粮饷，岂非更是动摇国本？如今以海利养新军，强兵固国，何错之有？
会议在一种奇异的气氛中结束。勋贵们振奋中带着一丝对陈恪掌控财源的凛然，文官们忧惧却暂时找不到发力点，武将们则大多懵懂，只知似乎要变天了，自己前程未卜。
这次会议，定下了陈恪履新初期的基调：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直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