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陈恪将自己的计划跃然纸上，接见了南直隶各地的各级官员。


    消息传出，镇江府行辕内外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不少接到急召令的知府、知州、知县，在赶赴镇江的路上，心里便已打起了鼓。


    前些日子“官督商办”征集民间资本的热闹犹在眼前，怎么转眼间，侯爷又要大兴土木，而且指名道姓要地方各级主官前来“议事”？


    “诶，不是说侯爷不摊不派么？开海练兵，都没让地方掏一个子儿，怎么这时候，要修大工程了，倒想起我们这些地方官来了？” 常州府一位瘦高个的通判，在驿馆里对同僚低声嘀咕，脸上写满了不解与隐隐的担忧。


    他旁边一位面容黧黑的同知，灌了口茶，抹了抹嘴，嗤笑道：“老兄，这你就不懂了。侯爷不摊不派，那是之前。开海练兵，那是‘国事’，自有市舶的银子和新军的饷项顶着。可这修路……嘿嘿，自古修桥铺路，哪一桩不是地方上的事？哪一桩能不劳民、不伤财？侯爷再神通广大，这地皮总在咱们府县治下，这沿途的百姓、士绅、乃至一草一木，总归要咱们去协调、去弹压。侯爷这是要咱们出力呢。”


    “出力？出什么力？” 那通判更愁了，“修路自然是好事，利国利民。可你也知道，这自古以来，多少‘美政’办着办着，就成了苛政！不说远了，就前朝大元，怎么完蛋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根源不就是强征民夫修河堤，弄得天怒人怨？这修路也是一样，征用田亩、摊派徭役、筹集物料……哪一样不是烫手山芋？


    搞好了，或许是政绩，搞砸了，那就是丢官罢职，甚至激起民变，掉脑袋的罪过！侯爷位高权重，自然不怕，可咱们这些芝麻官，脖子上的脑袋可只有一颗！”


    同知叹了口气，放下茶碗，目光望向窗外阴沉的天色：“是啊，所以侯爷才把咱们都叫来。这是要统一章程，也是要……分摊责任。领导拍板定调，下面的人跑断腿，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只是不知侯爷这次，给咱们准备的，是甜枣，还是大棒。”


    怀着这般忐忑、猜疑、乃至几分认命般复杂心情的，远不止这二位。


    当南直隶十四府四州数十位主要官员，按照品级陆续抵达镇江，被引入临时布置的总督行辕议事堂时，那黑压压一片绯红、青绿的官袍，肃穆中透着一股压抑的寂静。


    陈恪并未让他们久等。


    他未戴梁冠，只以玉簪绾发，步履沉稳地走上主位。


    没有过多的寒暄与威仪展示，他目光平静地扫过堂下众臣，开门见山：


    “今日召诸位前来，只为一事：路。”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在宽阔的议事堂内回荡。


    “江宁工业特区，乃陛下寄望之新政枢纽。然特区之兴，非独赖一港一厂。原料输入，产品输出，人员往来，信息流通，皆需仰赖道路。


    现今南直隶境内，官道年久失修，河道淤塞难通，晴日尘土漫天，雨时泥泞没膝。商旅裹足，物流不畅，此乃制约特区发展，亦妨害民生经济之大患。”


    他略一停顿，观察着下面官员的神色，见多数人低头垂目，静听不语，便继续道：“故此，本督决议，以南直隶为首，启动‘东南路网整饬工程’。首期目标，整修、拓宽、取直三条干道：其一，自镇江府城，经江宁工业特区，连接应天府之主干道；其二，自特区向南，经溧阳、广德，连通浙江湖州、杭州之要道；其三，自特区向西，沿江经太平府，连接安庆、九江方向之通道。此三路，乃联通特区与腹地、贯穿南直隶之命脉，必须优先打通，确保坚固、平坦、四时畅通。”


    命令清晰，目标宏大。


    堂下响起一阵压抑的吸气声。


    三条主干道，涉及七八个府州，里程超过千里，沿途山川河流纵横，田亩村镇密布……这工程规模，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陈恪将众人反应尽收眼底，不待他们窃窃私语，便接着道：“工程如何施行，本督已有初步章程，今日与诸位共议。总原则是：官督民办，统筹规划；以工代赈，惠而不费；严明法度，杜绝扰民。”


    “官督民办，统筹规划”，意味着工程由总督府统一规划、制定标准、派员监理，但具体施工，不搞全由官府包办的“徭役”，而是采取“招商承包”或“分段募工”的方式，引入民间力量。


    “以工代赈，惠而不费”，则点明了人力来源——主要依靠招募因灾失地、生活无着的流民，以及自愿参与的闲散劳力，付给工钱，使其凭劳作谋生，而非无偿征发。


    “严明法度，杜绝扰民”，则是核心的承诺与约束，意在打消地方官最大的顾虑。


    果然，此言一出，堂下紧绷的气氛似乎松动了一丝。


    至少，侯爷明确了不搞无偿强征那一套，这便去了最大一重隐患。但疑问随之而来：钱从哪来？人从哪来？地怎么征？


    陈恪没有直接回答这些具体的“难处”，而是将话语权交给了下面：“章程大略如此。具体施行，千头万绪，非本督一人可决。今日便请诸位，依所辖地域，畅所欲言。有何难处，有何顾虑，有何良策，皆可直言。本督，洗耳恭听。”


    议事堂内静默了片刻。


    官员们互相交换着眼色，谁也不想第一个出头。


    终于，一个声音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热切与恭顺：“督帅高瞻远瞩，此乃利国利民、功在千秋之伟业！下官上海府知府沈墨林，谨代表上海阖府官吏百姓，坚决拥护督帅决策！


    督帅但请吩咐，需要上海府出人、出力、出钱粮，抑或协调船运、调拨熟悉工务之吏员工匠，下官绝无二话，必定倾力以赴，将差事办得漂漂亮亮！”


    发言的是个四十许岁的官员，语气激昂，神态恭谨。


    正是上海府知府沈墨林。


    此人乃陈恪当年开拓上海时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吏，从县丞做起，一步步做到知府，是陈恪新政在地方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也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上海繁荣带来的巨大政治红利。


    对他而言，陈恪的意志便是最高指令，何况此番修路，连通特区与上海、杭州，对上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他的表态，干脆利落，毫无保留，典型“铁杆”作风。


    陈恪对他微微颔首，以示嘉许，却并未多言，目光转向其他人。


    有了带头的，陆续便有人开口。


    但态度，就远不如沈墨林那般热切了。


    “督帅明鉴，”一位来自太平府的官员出列，拱了拱手，语气显得颇为为难，“修路固是善政。然下官所虑者，乃工程所经之地，田亩、房舍、坟茔、乃至宗祠山林，牵扯甚广。


    尤其是改道取直，难免要征用良田熟地。这地有主，主家愿不愿意让？按什么价补偿？


    若遇那等固执乡绅，或倚仗功名，或串联宗族，硬是不肯，甚至聚众阻挠……下官等地方守吏，虽有心办事，然法理人情，错综复杂，处理起来，实是棘手。


    稍有不慎，便生事端。前番无锡之事，可为殷鉴。下官非是推诿，实是……不得不虑啊。”


    这番话，说得委婉，但潜台词很清楚：督帅，您主意是好的，可下面具体办起来，难处太大，尤其是触动土地利益，容易引发冲突，我们怕担不起这个责任，也处理不了。


    这基本代表了那些对陈恪新政态度暧昧、或心存疑虑，但碍于其权势不敢公开反对的官员心态。


    他们不提钱，不提人，专提最敏感的“征地”问题，将难题抛回给陈恪。


    紧接着，又有官员出列，诉说的则是另一类困难：“督帅，下官乃宁国府同知。敝府山地居多，官道年久失修，多处需开山凿石，架设桥梁。此等工程，非寻常民夫可为，需专门石匠、木匠，乃至懂得勘测地势之能人。


    工匠难得，工价亦昂。且开山架桥，耗时长久，所需石料、木料、灰泥，数目庞大，采集、运输皆是难题。


    本地物产有限，若从他处调运，这运费又成巨额开支……下官恐府库空虚，难以为继。”


    这是从技术和物资角度诉苦，强调客观条件艰苦，需要上级给予实质性支持。


    “督帅，下官是扬州府江都知县。” 一位七品县令也大着胆子发言，“招募流民以工代赈，自是良法。然流民聚集，管理不易。吃喝拉撒，疫病防治，皆是大事。况且，工程漫长，若中途钱粮不继，或遇雨雪停工，流民无所事事，聚集生事，又如何是好？此非下官杞人忧天，实是……确有前车之鉴。” 这是从社会管理和风险防控角度提出担忧。


    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所提困难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核心无非两点：物力与人力。


    而且，绝大多数官员的语气，并非像太平府那位官员般隐含推诿，而是更倾向于表达“事情能办，但督帅您得帮忙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务实态度。


    毕竟，陈恪到任以来，东南军需没让他们地方额外掏一分钱，还因海贸活跃带来商税增长，他们的日子其实比之前好过不少。


    若能借此修路工程做出政绩，他们并非不乐意，只是怕担风险，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