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五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热。
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将东南大地烤得一片白晃晃。
田里的早稻已经开始抽穗扬花，绿油油地铺到天际，农事进入了短暂的田间管理期。
锄草、施肥、戽水、防虫，活儿依然不少，但比起春耕时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抢种，总算有了些喘息和分工的余地。
按照千百年的老规矩，这“农闲”不闲的夏日，正是佃户、自耕农家里的壮劳力，甚至半大孩子，出门打短工、贴补家用的黄金时节。
也是地主、乡绅、乃至城里的富户们，以极低成本获取额外劳动力，整修房舍、挖掘池塘、搬运仓储、或是打理名下其他产业的“好时候”。
往年这时候，各村各镇的祠堂外、路口大树下，早就贴满了各种“招工”的条子，或者由管家、庄头直接上门招呼。
“东村李老爷家起谷仓，管两餐，一日五文，要壮劳力十个！”
“镇上周员外家疏通后院水渠，管饭，无工钱，要肯出力的后生五个！”
“城里王记粮行夏粮入库，扛大包，管一顿午饭，计件给钱，多劳多得！”
条件大同小异：管饭是基本，给现钱的已是“厚道人家”，大多只是象征性给点，或者干脆以“抵些租子”、“将来有事好说话”之类的空头人情代替。
就这，还往往需要托关系、看面子才能轮到。
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户来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出把子力气，能省下家里一顿甚至两顿饭，偶尔还能落几个铜子儿扯布买盐，已是极好的营生。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帮老爷做工，天经地义”，老爷管饭，已是恩典。
然而，隆庆五年的这个夏天，情况彻底变了。
变得让许多习惯了这套秩序的人，措手不及，茫然，继而愤怒。
变化并非一夜之间。
早在春耕时，那关于修建“江宁工业特区”和整饬东南干道的政令，就像投入池塘的石子，涟漪早已扩散。
只是彼时春忙如火，大多数人无暇他顾。
如今农事稍歇，那涟漪便化作了席卷而来的浪潮。
首先是告示。
不再是零散贴在祠堂一角，而是用整张的厚实桑皮纸，以醒目的馆阁体书写，盖着鲜红的“总督府工务司”或“某某路工管带所”大印，成排地出现在每一个稍具规模的镇集入口、渡口码头、官道岔路口。
有官兵或差役看守，防止被人恶意撕毁。
告示内容直白得刺眼：
“总督府‘江宁工业特区’暨‘东南路网’工程，诚募工友。”
“工种：力工、木匠、石匠、泥瓦匠、窑工、铁匠学徒……一应具备气力、愿学手艺者皆可。”
“待遇：力工日结三十文，工匠按技艺四十文至八十文不等。当日下工，当场结清，概不拖欠。”
“食宿：一日提供两餐，一干一稀，旬有荤腥。可提供统一工棚住宿，亦可每日往返。”
“保障：签订总督府统一雇工契约，受‘工场监理稽查署’保护。若有伤病，工地设医棚诊治；若有欺压克扣，可至管带所申诉，查实严惩。”
“地点：镇江府丹徒县以东江岸，及南直隶各府州县指定路段。即日可至各府县工务分所或沿途招工点报名，核实身份后，立可上工。”
三十文！日结！管两餐！还有医棚、能告状！
这些字眼，悄然闯进了庄稼汉心里。
起初是怀疑，不敢相信。
直到有那胆大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思，按照告示指示的地点找去。
然后，他们看到了。
在规划中的“江宁工业特区”那片荒滩上，巨大的工棚区已然连成一片。
炊烟袅袅，大锅里的杂粮米饭混合着菜叶和偶尔浮起的油花香气，飘出老远。
穿着统一号褂工友们，排着队打饭，蹲在荫凉处呼噜噜吃着，不时大声说笑。
下工时，真的有几个穿着短衫的人，抬着沉甸甸的铜钱箱子，按着名册，一个个叫名字，当场数出三十枚亮闪闪的铜钱，叮叮当当落在汉子们粗糙的手掌里。
那声音，清脆，实在。
更有人亲眼见到，一个在开山时被碎石崩了脚的工友，被同乡抬到那个挂着“医”字布的棚子里，一个看着就像郎中的人给他清洗、上药、包扎，分文未取，还叮嘱他歇息两天，工钱照算一半。
消息是藏不住的，尤其是这种关乎活命钱的消息。
它比任何官府的宣传都更具穿透力。
它不需要理解复杂的道理，只需要最简单的比较。
例如松江府的佃户张老栓家。
张老栓给东家顾老爷种了二十年地，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把式。
往年这时节，他和大儿子铁柱，必定是在顾家庄子上忙活，不是修葺粮仓，就是去几十里外的别庄挖鱼塘。
管两顿不见油星的稀饭加咸菜疙瘩，至于工钱......
顾老爷心情好，年底或许能多给一斗陈谷抵账；心情不好，一句“租子还没交齐”就能打发。
今年春耕后，顾府的管家照例来招呼：“老栓，铁柱，庄子后头的河堤要加固，老爷发了话，还是老规矩，管饭。赶紧的，别家都抢着去呢。”
张老栓搓着手，还没吭声，旁边刚满十七的二儿子石蛋就梗着脖子开口了：“王管家，俺和俺爹不去庄子了。俺们去镇江！”
“去镇江？做啥？”王管家三角眼一瞪。
“招工告示上说了，去那个啥……特区！当力工，一天三十文，管两顿饭，下工就发钱！”
石蛋年轻，心思活络，赶集时把告示听的真真儿的。
“三十文？管饭？下工就发？”王管家嗤笑一声，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石蛋小子，你做梦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那是官府骗你们去当苦力，干到死都没人管！别听风就是雨，老实跟你爹在庄子上干活，老爷不会亏待你们。”
张老栓也犹豫，他怕官，更怕离开熟悉的土地。
但石蛋不干，他偷偷跑去邻村，找了一个已经去了半个月的堂兄问了个清楚。
堂兄的话实在：“栓叔，真的！顿顿能吃饱，钱是日结，拿在手里踏实！就是活儿累，开山搬石头，可比种地累多了。但累也值啊！你看，我这钱！”
听着石蛋的描述，张老栓心动了。
累？种地就不累吗？给老爷白干活就不累吗？关键是，累了有回报。
最终，张老栓带着铁柱、石蛋，父子三人一起，走了三十里路，找到了招工点。
核实了籍贯、按了手印，领了写着名字和编号的竹牌，第二天就被分配去江边扛木料。
一天下来，腰都快断了，但晚上蹲在工棚外，听着铜钱在陶碗里碰撞的脆响，吃着比家里过年吃得还稠的菜粥，张老栓觉得，这累，值。
像张家父子这样的，在松江，在常州，在镇江，在应天……越来越多。
顾老爷庄子后的河堤，最终只招到了几个实在老迈或胆小的佃户，进度缓慢。
管家把工钱提到了“一日十文，管饭”，应者依旧寥寥。
十文和三十文，这账，傻子都会算。
无锡，顾家庄园。
顾老太爷听完管家哭丧着脸的汇报，将手中的茶盏重重顿在黄花梨茶几上，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反了！都反了！”他花白的胡子气得直抖，“一个个泥腿子，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驳老爷我的面子！三十文？陈恪这是要干什么？他把工钱抬得这么高，还让不让我们这些人活了？”
“父亲息怒。”长子顾秉谦连忙劝道，“不止我们一家如此。华家、邹家，还有常州、苏州那边相熟的人家，都派人递了话，说今年夏日短工极难招，往年抢破头的活儿，如今贴出告示三五天都没几个人问。稍有气力的，都奔着那些修路的地方去了。”
“他陈恪有多少银子，能这么撒？”顾老太爷怒道，“一天三十文，一个月就近一两银子！他招十万民夫，一个月就是十万两！还不算其他的开销！他哪里来的金山银山？”
“听说……是海贸的银子，还有向商人借的债。”顾秉谦低声道，“而且，他招的人越多，活儿干得越快，那些工场、码头、道路就能早一天赚钱。这账，他怕是算过的。”
“算过？他这是乱来！坏规矩！”顾老太爷拍着桌子，“工钱这么高，以后谁还安心种地？谁还愿意给我们做长工、做佃户？稍微有点力气的都跑光了，田里的草谁锄？水谁戽？秋粮要是减产，他陈恪担得起吗？”
这恰恰说中了所有地主乡绅最深的恐惧。
陈恪此举，看似只是“招工”，实则是用真金白银，在无声地瓦解他们对于基层劳动力的人身控制和经济捆绑。
佃户给他们种地，交的是实物地租，剩余价值被他们占有。
而佃户在农闲时为他们提供的几乎无偿的劳役，更是这种依附关系的重要体现和额外收益。
现在，陈恪开出了一个他们无法竞争的价格，直接抽走了这部分劳动力，也动摇了佃户“依附于土地和东家”的根本心态。
“爹，现在说这些气话没用。”顾秉谦还算冷静，“当务之急，是怎么把人留住，或者至少，把咱们自家的活儿干了。要不……咱们也涨点工钱？提到十文，管三顿？”
“涨工钱？”顾老太爷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凭什么？祖祖辈辈的规矩，管饭就是恩典！给他们涨了，那些长工怎么看？其他开销要不要涨？这口子一开，以后还得了？”
父子俩正在争执，外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二儿子顾秉礼急匆匆进来，脸色比哭还难看：“爹，大哥，不好了！咱们家在城西货栈那几个干了七八年的老搬运，刚才一起递了话，说不干了，要去江边报名修路！”
“什么？”顾老太爷眼前一黑，“他们可是签了长契的！”
“他们说……愿意赔违约金。”顾秉礼苦着脸，“我问了，他们算过账，在咱这干，一个月累死累活不到三钱银子，还经常拖欠。去那边，一天三十文，哪怕干二十天，也有六钱银子！干一个月就快一两了！那点违约金，他们干十天就挣回来了！他们说……说侯爷那边，不签卖身契，是自由身，干得不痛快随时能走，还受官府保护……”
自由身。
受保护。
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顾老太爷心里。
他赖以控制下人的契和威，在更高的工价和总督府保护的承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