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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起身，耳中是整座城市低沉的共振。


    窗外还是铅灰的，路灯未熄，街道空荡。


    他这才记起自己身在何处——这里的黎明由声音唤醒，而非天光。


    转身想重回被褥时，楼下有个移动的影子抓住了他的视线。


    那人沿着酒店外围匀速跑动，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是导演。


    胡哥扶着窗框，看那个身影规律地起伏。


    他想起之前偶然见过的——对方挽起袖子时手臂绷紧的线条。


    圈里不少人把锻炼当作拍摄间隙的调剂，但他自己总在“明天一定”


    和“再睡十分钟”


    之间摇摆。


    现在跟下去吗？


    他仿佛已经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和发沉的双腿。


    算了。


    他拉上窗帘，重新陷进枕头里。


    再次被叫醒时，阳光已经晒热了半边床单。


    洗漱，吞下涂了蜂蜜的面包片，他登上剧组大巴。


    车厢里坐着几位主要演员——那位金发的女主角正靠着窗补妆，程龙在最后一排看报纸。


    听说导演天没亮就去了片场。


    胡哥悄悄松了口气，原来不是只有自己踩着这个点。


    车子穿过狭窄的街道。


    低矮的房屋贴着彩釉瓷砖，圆顶与尖塔混杂在视线里，晾衣绳横跨在两栋楼之间。


    他贴着玻璃，看那些从未见过的阳台和门廊，心情像被风吹起的衬衫下摆，轻轻晃荡起来。


    拍摄地是个旧市集，石砖地面留着车轮碾过的凹痕。


    今天没有他的戏份，副导演示意可以先看别人怎么演。


    几个演员匆匆走向化妆棚，而颜维明站在摊位之间，正用手势向翻译解释什么。


    流利的英文句子断断续续飘过来，胡哥只能捕捉到几个单词。


    他站在堆叠的木箱旁，看那个人时而指向屋檐，时而模拟转身的动作，又接连跟摄影指导、副导演快速交谈。


    空气里有干辣椒和尘土的气味。


    远处传来三轮摩托的突突声。


    胡哥静静看着，一句话也没说。


    灯在六点之后才渐次亮起，胡戈走出酒店时，街边的橱窗已经映出暖黄的光。


    他看见程龙一行人从车里下来，脸上带着倦色，却还在低声交谈着什么。


    助理碰了碰他的胳膊，示意他看餐厅方向——玻璃窗内，颜维明正一边快速吃着东西，一边用笔在摊开的纸上划动。


    几个副导演围坐在旁，不时点头。


    回到房间后，胡戈翻开那本《建筑学概论》。


    纸页上的字迹忽然变得有些刺眼。


    他想起下午在片场看到的：一个简单的转身动作，那位 ** 演员重复了七遍。


    ** 后的男人始终没有提高音量，只是每次喊停后，会走过去比划几下，手指在空中划出看不见的轨迹。


    第七遍时，他终于说“可以”


    ，声音里听不出喜悦，像只是确认了一个事实。


    走廊传来开关门的声响。


    助理探进头来说：“他们还在会议室。”


    胡戈应了一声，目光却没能回到书上。


    他走到窗边，楼下街角的路灯照出一小圈光晕，有飞虫在光里打转。


    远处摄影棚的方向，还亮着两三扇窗。


    十一点刚过，助理又来了，这次没有进门，只是站在门外低声说：“李导房里的灯还亮着。”


    胡戈合上笔记本，封皮在掌心留下微凉的触感。


    他想起自己定下的每日两小时研读，忽然觉得那时间刻度变得单薄，像纸裁的尺子，量不出什么厚度。


    “从明天起，”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清晰，“改成四小时。


    十二点睡。”


    助理点点头，带上了门。


    走廊尽头的房间里，窗帘拉得很紧。


    阿曼达赤脚踩在地毯上，苏格兰格纹的裙摆随着她的转身荡开一圈。”你的航班是明天上午十点，”


    她说，手指划过桌沿，“我们还有……”


    话没说完，就被拉了过去。


    颜维明的手很热，掌心有长期握笔留下的薄茧。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另一只手关掉了顶灯，只留一盏台灯在床头洒下昏黄的光。


    窗外隐约传来夜班电车的叮当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


    三月末的报纸堆在酒店前台，头条标题字号醒目。


    娱乐版用整个版面报道同一件事：那部叫《疯狂的赛车》的电影票房已经破亿。


    导演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一个名字，称那是“关键的支持”


    ；一位姓黄的演员更是直言，自己跑龙套时曾收到过鼓励——“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国际版的消息要简短些：“演艺界代表今日抵京”


    配图是机场通道的抓拍，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一前一后走着，周围挤满话筒和镜头。


    其中稍年轻的那个正抬手看表，袖口露出一截银色表带。


    另一篇报道藏在文化版的角落，篇幅很小。


    记者记录了某位年轻演员在伊斯坦布尔片场的感想：“……看到了不一样的创作状态。


    我想我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节奏。”


    没有直接引用原话，但“假勤奋”


    三个字被巧妙地化用在了导语里。


    程龙的发言被单独框出来，用的是大号引号：“系列电影的成功需要每一步都更扎实。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让第二部、第三部都能超越前作——不光是数字，更是质量。”


    而关于提案的具体内容，所有报道都语焉不详。


    只反复出现“规范”


    、“资源分配”


    、“行业生态”


    这些词，像一串等待破译的密码。


    胡戈收拾行李时，把那本《建筑学概论》放在了随身背包的夹层。


    拉链合上的瞬间，他听见隔壁传来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由近及远，最终消失在电梯方向。


    飞机起飞是在一个多云的中午。


    引擎的轰鸣声里，他翻开剧本，发现自己在空白处写满了细小的注解——有些字迹工整，有些则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


    他看了很久，然后从夹层抽出那本书，压在了剧本上面。


    燕京的街道在车窗外缓缓后退。


    胡哥坐在副驾驶座，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车门内侧的皮质包裹。


    颜维明靠在后排，闭着眼，手里捏着一份打印材料，纸张边缘已经起了毛边。


    大会的议程早已结束。


    他提交的那份关于限制演员薪酬在制作总成本中占比的建议，如同石沉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激起。


    会场里代表们交谈的声音，茶杯与杯盖碰撞的轻响，还有空调系统低沉的嗡鸣，此刻都化作了记忆里模糊的背景噪音。


    他并不意外，只是将材料重新塞回公文包，拉链合上的声音干脆利落。


    早在构思这份提案时，他就翻阅了大量数据。


    不是助理整理的摘要，是他自己从故纸堆和行业报告里一行行找出来的。


    核心很简单：将演员酬劳的上限，锚定在项目总投资的四成以内。


    这个数字并非凭空而来。


    他记得另一个时空里，某些剧集的主演，单人就能卷走近亿的酬金，而整部戏的质量却粗糙得令人咋舌。


    那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制作环节其他部分的贫血与枯竭——服装敷衍，道具廉价，剧本潦草，所有资源仿佛都被那几个名字吸走了。


    他睁开眼，车窗上倒映出自己没什么表情的脸。


    凭什么？他脑海里闪过几张面孔，那是公认能用演技和口碑拉动收视的演员，他们若拿高价，市场或许还会认账。


    可更多时候，是那些名字响亮、却撑不起戏的人，拿到了与贡献全然不符的回报。


    这就像一场集体催眠，制作方争先恐后追逐流量幻影，最终产出的多数作品，只剩下一地鸡毛。


    那十年，资本的热钱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留下的除了一堆速朽的影像垃圾，还有什么对行业根基的真正滋养？


    里面自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算计与交换。


    直到更上层的力量介入，类似他今天提出的框架才被摆上台面。


    他想做的，不过是把这个进程提前。


    现在，片酬的泡沫尚未膨胀到骇人的地步，此时发声，阻力或许小些。


    至于能否被听见，他并无把握。


    一次不行，便再来一次。


    他有这个耐心。


    资料里夹着几页对比数据。


    在另一个体系里，主要演员的酬劳占比被压缩到四分之一左右；而在更成熟的工业流程中，这个数字通常也不会突破三成的红线。


    这些冰冷的百分比，是他提案的基石。


    必须坚持。


    每当想起某个演员轻松入袋的天文数字，即便那不是从他口袋里掏出去的钱，一种近乎本能的不适感还是会攥住他的胃。


    那是对价值扭曲的本能反感。


    大会落幕后的采访环节简短而程式化。


    记者的话筒伸过来，问题浮于表面，他给出同样稳妥的回答。


    摆脱了镜头和人群，他坐进车里，才感到一丝疲惫悄然蔓延。


    该回去了。


    休息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静下心来，梳理《飓风营救》后续两部曲的拍摄细节。


    与程龙从伊斯坦布尔回国前，他们已将部分次要场景的拍摄任务交给了留守的副导演团队。


    这是为了挤出宝贵的时间。


    但如何进一步优化整个制作流程，压缩不必要的周期，这个念头始终盘踞在他脑海深处，像一只潜伏的兽。


    最初，这个课题甚至侵扰过他的睡眠，让他在深夜里反复惊醒，盯着天花板直到晨光熹微。


    如今他已经适应了这种持续性的思虑，睡眠质量好了不少。


    但只要得空，他的思绪便会自动滑向那里，拆解每一个环节，推演每一种可能。


    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不需要刻意启动的深层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