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炸开锅的不止是法律圈。
k街,说客们扎堆的酒吧里,威士忌杯底撞击吧台的声音此起彼伏。
“疯了,真的疯了。”一个资深游说顾问把手机摔在桌上,“我刚接到四个客户的电话,全是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华夏对等反制,他们在华业务怎么办?”
旁边的人没接话。
因为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这场仗,打到现在,已经彻底变味了。
不是facebook在对抗国会,不是杨帆在对抗白宫。
是华夏、日本、欧洲、中东……半个地球的资本和政治力量,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对华盛顿说同一个词——
“够了。”
六个小时前,日内瓦,wto总部。
华夏代表团准时提交了一份交涉文件。
“华夏政府注意到美国‘60天法案’及其修正案,认为该法案严重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和市场准入承诺。”
“华夏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的权利。”
“同时,华夏呼吁wto成员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外交辞令的包装下,是毫不掩饰的警告。
“一切必要措施”。
这四个字,在贸易战的语境里,只有一个意思——
对等反制。
消息传回华盛顿的速度,比任何一次外交照会都快。
不是因为媒体多神通广大,而是因为那些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美国企业,第一时间就收到了风声。
微软。
这家软件巨头每年从华夏市场获得数十亿美元收入。windows操作系统占据华夏pc市场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份额,office套件几乎是所有政府机构、国企、高校的标配。
如果华夏决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这些产品进行审查。
如果华夏要求微软提交源代码备案。
如果华夏强制微软将数据本地化托管。
如果华夏组建一个“软件产品合规与安全特别工作组”,每周召开听证会,要求微软高管到庭作证——
微软会怎么做?
答案很简单: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华夏市场太大了,大到没有任何一家跨国公司敢于放弃。
波音。
这家航空巨头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商用飞机交付给华夏客户。未来二十年的市场预测显示,华夏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需要超过八千架新飞机,总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如果华夏决定“重新评估”与波音的合作。
如果华夏将订单转向空客。
如果华夏以“技术安全审查”为由,拖延波音飞机的适航认证——
波音的股价,会在一天之内蒸发数百亿美元。
英特尔。
高通。
通用汽车。
苹果。
这些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华盛顿的焦虑清单上。
不是因为有人要威胁它们。
而是因为华盛顿的政客们,亲手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盒子上的标签写着: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一旦这个盒子被打开,一旦“国家安全”可以成为任意干预市场、打压特定企业的理由,那么——
谁也别想关上。
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学会这个玩法。
华夏会。日本会。德国会。法国会。巴西会。
到那时候,所谓的“全球自由贸易”,所谓的“开放市场”,所谓的“公平竞争”,都将埋进棺材里。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壁垒、各国自扫门前雪的混乱世界。
而这,恰恰是华盛顿最不想看到的。
因为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建立在统一的、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市场之上。
一旦这个市场被打破,第一个受伤的,就是美国自己。
京都。
扬帆科技总部办公室。
杨帆看着屏幕上关于wto的最新新闻,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误判了对手,误判了局势。
他们以为自己针对的,只是一家北美市场的外资企业。
却没有意识到,杨帆压根就没有把这场战争局限于美国的法庭或国会山。
从“连接的价值”全球宣传,到威廉王子访华的精心安排,他早已将棋盘扩展至全球。
这从来不是扬帆科技一家公司对抗一个超级大国。
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导火索,引爆了全球对单边主义、数字霸权和经济胁迫的集体不满。
扬帆科技,不过是那个率先举起长矛的挑战者。
而其他“苦美久矣”的国家和资本,借着他,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站出来说“不”的理由。
日本,东京。
软银总部,孙正义的办公室。
“议员先生,”孙正义握着电话,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日本企业正在密切关注此事。”
“丰田、索尼、任天堂、佳能……这些公司的ceo,昨天都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可以用‘国家安全’为由打压facebook,未来是否也可以打压丰田?打压索尼?”
“我该怎么回答他们?”
电话那头的声音干涩:“孙先生,facebook的情况特殊……”
“特殊?”孙正义冷笑,“哪里特殊?是因为它的创始人是华夏人?是因为它比微软、谷歌做得更好?”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盟友,也需要公平对待。”
“如果美国开始用‘国家安全’作为打压外国企业的借口,那么全球贸易体系的根基就会动摇。”
“请三思。”
新加坡,总统府。
新任总统正在审阅一份来自外交部的紧急报告。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已经向五位美国参议员施压,”报告写道,“如果法案通过,pif将重新考虑在美国页岩油领域的一百亿美元投资计划。同时,pif正在加强与华夏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总统放下报告,目光深邃。
“告诉白宫,”他说,“新加坡对‘60天法案’深表关切。该法案的歧视性条款,可能损害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声誉。”
“新加坡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对美投资策略。”
“另外,”他顿了顿,“通知主权基金,暂停对硅谷两家初创企业的投资谈判。”
“让美国人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欧洲,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总部,竞争事务专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先生们,”她环顾全场,“美国的‘60天法案’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监管范畴。”
“这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措施,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
“如果美国可以这样对待facebook,明天就可以这样对待spotify,对待sap,对待任何一家欧洲科技公司。”
“我们不能沉默。”
当天下午,欧盟委员会发布正式声明:
“欧盟对美国的‘60天法案’深表忧虑。该法案具有歧视性和保护主义色彩,可能严重扭曲全球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
“欧盟呼吁美国遵守wto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
“同时,欧盟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欧洲企业合法权益的权利。”
德国经济部长、法国财政部长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类似的立场。
德国工业联合会、法国雇主协会等商业团体,发表了措辞更为强硬的声明:
“支持扬帆科技诉诸法律和国际仲裁的举动。”
“警告美国的行动可能导致全球数字市场的割裂和信任的崩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日本担忧其汽车和电子产业成为下一个目标。
新加坡焦虑其赖以生存的开放体系遭破坏。
沙特警惕其巨额投资的安全。
欧洲则受够了美国在数字领域的霸道和“长臂管辖”。
杨帆,这个年轻的挑战者,成功地将一场针对他公司的商业围剿,升级为一场对美国单边主义和数字霸权的“全球信任投票”。
压力,不再是单向地施加于扬帆科技。
而是如同回旋镖,以更猛烈的方式,砸回了华盛顿。
在2002年的这个初夏,美国政客们终于体会到了肆意妄为的后果。
华盛顿,国会山。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请求通话……”
“波音ceo菲利普·康迪特请求通话……”
“通用汽车ceo理查德·瓦格纳请求通话……”
而在这一切混乱中。
杨帆乘车来到了京都第一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