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一九四零年三月。


    德共中央人民委员会大楼。


    电话是韦格纳亲自打来的。


    那个老干部姓布劳恩，五十八岁，原鲁尔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革命时期在鲁尔区跟着台尔曼打过游击，后来转到地方，在工业口干了二十多年。


    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看报纸。


    韦格纳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跟平时一样平，一样稳——“布劳恩同志，最近怎么样？有空的话，明天下午来我办公室坐坐。我们来聊聊嘛。”


    布劳恩握着话筒，手指头在话筒柄上捏紧了一下。


    他说“好，明天下午我去”。挂了电话之后，他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把报纸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他老婆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问他谁打的电话。


    他说“韦格纳主席”。


    他老婆说“找你干什么”。


    他说“不知道”。


    第二天下午，布劳恩准时到了人民委员会大楼。


    他穿了一件干净的深灰色外套，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上楼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的腿有一点点沉，走到韦格纳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下，整了整衣领，然后敲了门。


    里面传来韦格纳的一声“进来”。


    他推开门，看到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几份文件，一副眼镜搁在文件旁边。


    韦格纳抬起头来，看到是布劳恩进来，笑了一下，站起来，绕过桌子，伸出手。


    布劳恩握住了。


    韦格纳的手很暖，掌心有一些老茧，但握得很有力。


    他说：“坐。茶还是咖啡？”


    布劳恩说：“茶。”


    韦格纳对门口的秘书诺伊曼说了一句“两杯茶”，然后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来。


    布劳恩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把手搁在膝盖上，似乎是直接回到了当年在三零高地听韦格纳讲课的时候那样。


    韦格纳把桌上的文件收拢了一下，推到桌角，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布劳恩。


    他说：


    “布劳恩同志啊，你在鲁尔区干了多少年了？”


    布劳恩有些局促的回答说：


    “从一九二三年算起，二十七年了。


    起义之前还在厂里干了几年钳工。”


    韦格纳点了点头：


    “二十七年。不短。你今年五十八了，按退休制度，明年就该退了吧？你考虑过退休之后干什么吗？”


    布劳恩的手指头在膝盖上动了一下。


    他听到“退休”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声。


    他想起在那个地下室里跟几个人发牢骚的事。


    布劳恩斟酌了一下小声回复到：


    “主席，我考虑过。组织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


    韦格纳看着他，目光很平淡，但布劳恩总觉得那目光里有东西。


    韦格纳说：


    “组织上是有安排的。


    顾问，待遇照旧，逢年过节有人去看你，有病有人管。


    这些都有制度。但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我想问的是——你自己心里愿意退吗？”


    听到这话，布劳恩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韦格纳会问得这么直接。


    他张了张嘴，想说“愿意”，但那个词到了嘴边，卡住了。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韦格纳同志，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不太愿意的。


    我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十几年，习惯了。


    退了之后，我怕闲。


    我怕没人来找我。我怕我老婆嫌我在家碍事。


    我怕我早上醒过来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


    韦格纳听完，没有立刻接话。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他说：


    “你说的是实话。我应该谢谢你跟我说实话。比那些嘴上说‘愿意’、心里骂我的人强。”


    布劳恩听到韦格纳的这话，他的脸上有点挂不住。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韦格纳说：


    “布劳恩同志，你心里有怨气，我知道。你觉得我搞退休制度是卸磨杀驴。


    你觉得我提拔青年干部是挤你们这些老家伙的位子。


    你觉得我搞清查是拿着放大镜找你们的毛病。


    这些想法，你有没有？


    有，你也不用否认的嘛。


    我又不会不怪你的。


    你跟着我干了二十多年，为党和国家流过血，流过汗，立过功。


    现在让你退，你心里不舒服，是正常的。”


    布劳恩抬起头来，看着韦格纳。


    韦格纳的目光还是那么平静，但平静里有一种东西，让他觉得后背发凉。


    韦格纳说：


    “但有件事我要再跟你说清楚。


    退休制度必须执行。


    青年干部必须提拔。


    清查必须要搞。


    这三件事，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


    你可以抱怨，可以发牢骚，可以在私下里骂我韦格纳不是东西。


    我都不在乎。我韦格纳被人骂了二十多年了，不差这几句。


    但有一条——到了退休的时候，你必须退。


    你要是不退，我就把你这几年在私下里说的话，一句一句摆到桌面上来。


    你在那个地下室里说的那些话，我这里有记录。


    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原话是什么，都记着呢。”


    布劳恩的脸听到这里顿时白了。


    他攥紧了膝盖上的裤子布料。他想说“我没说过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他知道韦格纳不是诈他。


    韦格纳手里是真的有东西的。


    他在地下室里说的那些话——说韦格纳“拿政策压人”，说“年轻人上来太快”，说“我们这些老家伙靠边站”——这些话要是摆到桌面上，他布劳恩的脸往哪儿搁？


    他跟着韦格纳干了二十多年，最后落个“对组织不满”的名声？


    他顿时不敢再想下去了。


    韦格纳把茶杯端起来，又喝了一口，放下。


    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更沉重了一点：


    “布劳恩同志，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吓唬你。


    我是为了让你想清楚。


    你退了，组织上不会亏待你。


    顾问的位子给你留着，待遇照旧，逢年过节有人去看你。


    你想干点事，街道上、工厂里、学校里，到处都有大把你能干的事。


    你不想干，在家种花钓鱼，也没人管你。


    但你要是赖在位子上不走，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你跟我二十多年，我跟你讲情面。但情面不能大于制度。


    制度定了，谁都得守。


    我韦格纳自己也守。


    我明年也五十一了，再过几年也得退。


    我退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拿起来放大镜看我嘛。


    我要是赖着不走，你们也可以把我说过的话摆到桌面上来的。”


    布劳恩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慢慢松开了。


    他抬起头来，看着韦格纳的脸。


    那张脸他看了二十多年——在鲁尔区的矿井下面看过，在起义的街垒后面看过，在胜利的庆典上过，在困难的年头里过。


    那张脸老了，皱纹多了，头发白了，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


    布劳恩忽然觉得，自己在地下室里说的那些话，有点可笑。他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


    “韦格纳同志，我明白了。明年我退。退得干干净净。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韦格纳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伸出手。


    布劳恩站起来，握住了。


    韦格纳的手还是那么暖，那么有力。


    他说：


    “布劳恩同志啊，你退了之后常来我这里坐坐嘛。


    不聊工作。聊种花，聊钓鱼，聊你孙子。我请你喝茶。”


    布劳恩点了点头，松开手，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


    韦格纳已经坐回桌子后面，拿起眼镜戴上，翻开文件，开始批注。


    布劳恩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很亮，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格一格的。


    他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步子比来的时候轻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