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布劳恩家。


    布劳恩从人民委员会大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三月的柏林，天黑得还早，街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


    他站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把大衣扣子扣好，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点上。


    他抽了两口，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看着烟在冷空气里散开。


    刚才在韦格纳办公室里他说“明年我退”的时候，嗓子有点紧。


    现在好一些了。他把烟抽完，然后朝电车站走去。


    回到家的时候，他老婆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桌上摆着一碗土豆汤，一盘黑面包，一小碟咸菜。


    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些最开始从艰苦年代过来的干部和群众们已经习惯了当年的食物，布劳恩坐下来，拿起勺子喝了一口汤。


    他老婆坐在对面，看着他，问了一句：


    “韦格纳主席跟你说什么了？”


    布劳恩把嘴里面的汤咽下去，说：


    “聊了聊退休的事。”


    他老婆说：“你答应了？”


    布劳恩点了点头。


    他老婆沉默了一会儿，说：


    “退了也好。你这些年太累了。退了正好在家歇歇。”


    布劳恩没有再说话。


    他把汤喝完，把面包掰碎了泡在碗底，吃干净了。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客厅的窗前，坐下来。


    窗外是柏林西郊的老居民区，街道不宽，路灯隔得很远，有几户人家的窗户里亮着灯。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看着窗外。


    他在想一件事——刚才在韦格纳办公室里，韦格纳说“你跟着我干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这个数字他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


    二十多年是什么概念？一九一八年起义的时候，他最开始在鲁尔区的矿井下面推矿车，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他记得三百零四高地的那个晚上。


    天很冷，风很大，他跟着队伍往上爬，手里攥着一把步枪。枪膛里当时只剩下三发子弹了，他舍不得用。


    他记得他旁边有个战友，姓什么他忘了，爬了一半被流弹打中了，倒在他脚边，嘴里吐着血沫子。


    他蹲下去看了一眼，那个战友已经没气了。他把战友的眼睛合上，站起来，继续往上爬。


    他当时想了一件事——我可能也会死。死了就死了。死了也比被人继续压迫一辈子强。


    死了也比让儿子接着让贵族老爷压迫强。


    可布劳恩后来没死，他活下来了。


    革命成功了，共和国成立了，布劳恩又跟着韦格纳干了二十多年，从鲁尔区到柏林，从钳工到副主任，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快六十的老头子。


    这二十多年里，他干了很多事——恢复生产，重建工厂，调配物资，培养工人，处理纠纷。


    他觉得自己干得还不错。


    组织上给过他表扬，群众给过他好评，韦格纳给过他信任。


    他觉得他这辈子值了。


    他当初在矿井下面想的事，都实现了。


    儿子没推矿车，上了大学，当了工程师。家里住上了有暖气的房子，吃上了白面包，冬天有煤烧。


    这些事，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可今天韦格纳问他“你愿意退吗”的时候，他为什么心里堵？


    他坐在窗前，想了很久。


    他想明白了——他堵的不是退休本身。他堵的是“退下来之后我是谁”。


    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十几年，每天有人来找他，有人叫他“布劳恩同志”，有人请他签字，有人请他开会。


    他是“布劳恩副主任”，不是“布劳恩”。


    退了之后，没人来找他了，没人叫他“布劳恩同志”了，没人请他签字了。


    他就是“布劳恩”。一个快六十的老头子。


    一个在家种花钓鱼的老头子。他害怕这个。他害怕自己变成一个“没用了”的人。


    布劳恩坐在窗前，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搁在膝盖上。


    他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韦格纳在鲁尔区搞工人夜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那句话他当时没太在意，现在忽然想起来了。韦格纳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新的老爷。


    我们革命，是为了让老爷这个位置消失。”


    他当时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没有细想。现在他细想了。


    他当了十几年的副主任，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了“老爷”。


    虽然他没搞特权，没收钱，没欺压百姓，但他心里那个“我”变大了。


    他觉得“我”重要，“我”能干，“我”不能退。


    韦格纳让他退，他心里面会发堵，就是因为他心里那个“我”太大了。


    布劳恩他把膝盖上的手攥紧了，攥了几秒钟，然后松开了。


    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摸出一个旧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皮磨破了，纸页发黄，但里面的字还在。


    他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百零四高地。我活着。


    我要把这件事记下来。将来告诉儿子。”


    他往下翻。第二页写着——“一九一九年一月，埃森。共和国成立了。


    韦格纳说，我们要建一个新德国。我不知道新德国什么样，但我知道旧德国什么样。旧德国不行。”


    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写着一行字，日期是一九三三年——“新建立的工厂投入生产了。我当了车间主任。


    儿子上了中学。老婆说家里的煤够烧了。我觉得日子好起来了。”


    布劳恩把笔记本合上，搁在桌上，用手掌按了按封面。封面的牛皮纸已经发脆了，按上去有沙沙的声音。


    布劳恩转过身来，对着客厅里的老婆说了一句话：


    “我明天去街道办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活儿能干。


    退了之后，我去街道办帮忙。扫大街也行，帮老人修房子也行。我不闲着。”


    他老婆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


    “你想通了？”


    布劳恩点了点头，说：“想通了。退了就退了。退了也是革命工作。


    韦格纳主席说得对，退下来，给年轻人腾位子，这也是革命工作的一种吗。”


    他老婆没有再说别的，低下头继续织毛衣。


    布劳恩回到窗前坐下来，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柏林已经黑透了，路灯亮着，街上没有人。他看了一会儿，把笔记本打开，翻到最后一页的背面。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截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一九四〇年三月。韦格纳主席找我谈话。


    我答应退了。退了之后去街道办帮忙。不闲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写完他把笔收进口袋，把笔记本合上，搁在书桌抽屉里。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厨房里，帮老婆洗碗。


    水是有些凉的，但他没有抱怨。


    布劳恩把碗洗干净了，搁在碗架上，擦干了手，回到客厅坐下来。


    他老婆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搁在他腿上，说“试试大小”。他把毛衣拿起来，套在头上，试了试。


    布劳恩说“行，够大”。


    他老婆说“那就行”。


    布劳恩把毛衣脱下来，搁在沙发上。窗外的柏林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电车的铃声。


    布劳恩坐在沙发上，把双手搁在膝盖上，闭上了眼。


    布劳恩觉得自己心里那个堵着的东西，终于是松动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