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微光穿透厚重的落地窗帘，洒落在奢华至极的卧室里。


    喻栀单薄的身子蜷缩在欧式大床中央，薄薄的被子松松搭在肩头，她四肢僵硬，不敢乱动分毫。


    她昨晚被霍知野强行带了回来。


    如今偌大的房间只有她一个人，死寂的安静包裹着她，可霍知野阴鸷冷戾的模样，依旧牢牢刻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喻栀的脑子反应很慢，思维总是比普通人慢上半拍，没办法快速梳理纷乱的情绪，更想不明白那个喜怒无常的男人到底想要什么。


    她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回到这里的，脑子里的片段像被打碎的瓷片，零零落落，拼不出完整的形状。


    只记得那间旅馆的潮湿味道，记得门锁被打开时那一声轻响，记得霍知野那双在昏暗中压下来的眼睛。


    她把脸埋得更深了一些。


    她缓缓回忆，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她突然又想起自己的妈妈了。


    她从小跟着妈妈住在农村，土墙瓦房，院子里的鸡鸭，屋后一小块菜地，日子过得慢，慢到一天像一年那么长。


    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药罐子没断过，后来病重了，下不了床，喻栀就每天端水喂饭，学着熬粥煮汤。


    她学东西慢，妈妈教她三遍她只能记住一遍，但没关系，她可以把同一件事做十遍，二十遍，做到手指都记住了为止。


    妈妈走的那天傍晚，天边的云烧成了橘红色。


    喻栀握着妈妈的手坐在床边，那只手凉得像冬天的井水。


    妈妈最后跟她说的话是：“栀栀，去城里……找份工作，好好活下去……”


    妈妈还说了好多话，要好好吃饭，要穿暖和，要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事情做，不要让人欺负了。


    喻栀点了点头。


    眼泪掉在手背上，她没出声。


    公交车晃了四个多小时，把她吐到了一座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车站里。


    人山人海，广告牌霓虹闪烁，广播里女声机械地报着站名，一遍中文一遍英文。


    喻栀背着帆布包站在出站口，仰着头看对面那栋高得看不见顶的大楼，嘴巴微张着，半天没合上。


    好高，好大，好多人。


    她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迈开腿，走进了那片人潮里。


    找工作比她想象的要难得多。


    她来这座城市的第一周就被人骗了。


    一个在火车站拉客的中年女人说帮她介绍工作，收了三百块钱中介费，把她带到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就再没出现过。


    那间出租屋只有五平米，一张硬板床，一个水龙头，墙角全是蟑螂。


    喻栀在那间屋子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她把眼泪擦干净了，出去找工作。


    她找了很多地方。


    她去了商场、去了饭店、去了菜市场旁边那些贴着“招工”红纸的小门面。


    每次她推门进去，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开口说“我、我找……找工作”的时候，对面的人先是一愣，然后上下打量她。


    她个子小，瘦，脸盘子嫩，看着就不像能吃苦的样。


    再听她结结巴巴说不利索，表情就变成了另一种：那种混合着不耐烦和怜悯的、想快点把她打发走的表情。


    “不好意思啊小姑娘，我们招满了。”


    “你……你说话怎么这样？算了算了，怕你跟客人说不明白。”


    “你成年了没啊？看着跟十五六似的，去去去，别耽误我生意。”


    喻栀每一次都点点头，说“谢、谢谢”，然后转身走出去。


    她不会生气，也来不及委屈。


    她的脑子要慢好几拍才能反应过来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等到终于明白了，人已经走到下一条街了。


    于是她就把那些话咽下去，换成下一次敲门时更小声的“请、请问……招人吗”。


    第五天的时候，她身上只剩下四十二块钱了。


    那天傍晚下着小雨，她站在一家古董店的屋檐下躲雨，帆布包背带断了一根，她用一条橡皮筋勉强捆着，勒得肩膀生疼。


    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磨破了后跟的帆布鞋，鞋底快透了，雨水渗进来，脚趾冰凉。


    古董店的橱窗很亮，暖黄色的灯光照着一排排精致的瓷器、木雕、玉器，每一个都安安静静地待在玻璃柜里，像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喻栀看得有些出神，她不懂那些东西是什么，只觉得好看。


    灯光照着，那些瓶瓶罐罐身上流转着柔和的光，她想起妈妈以前有一个陪嫁的瓷碗，碗底有一朵小小的青花，妈妈说那是她娘家唯一值钱的东西。


    后来碗磕了个口子，妈妈也没舍得扔，用饭粒糊了糊，继续盛饭。


    橱窗后面突然有人敲了敲玻璃。


    喻栀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看见一个圆脸的中年女人隔着玻璃朝她笑，指了指她湿透的肩膀，又指了指门，示意她进来避雨。


    喻栀犹豫了一下，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


    古董店里暖烘烘的，檀木和旧纸的气味混在一起，沉沉的，闻着让人想打瞌睡。


    老板娘姓刘，四十多岁，圆脸圆身子，说话嗓门大但语气和善，看见喻栀浑身湿漉漉的样子，转身就去里间拿了一条干毛巾。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淋成这样？快擦擦，别感冒了。”


    喻栀接过毛巾，呐呐地说了声“谢、谢谢”，低头擦头发。


    刘婶打量了她几眼——瘦瘦小小的，眼睛倒是大，黑亮黑亮的，就是看人的时候慢半拍，像隔着一层薄雾。


    她问她几岁了，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


    喻栀一五一十地回答，结结巴巴的，中间卡了好几次壳，脸涨得通红。


    说到妈妈去世了、自己进城来找活干的时候，刘婶的眉头皱了一下，嘴角往下撇了撇。


    “你这……你一个人？这么小，说话又……”刘婶把后半句咽了下去，叹了口气，“有地方住没有？”


    喻栀摇了摇头。


    那天晚上，刘婶把她留在了店里，让她睡在里间那张给守夜员工准备的行军床上。


    第二天早上，刘婶跟她丈夫贺老板商量了一会儿，两个人嘀嘀咕咕的，喻栀缩在角落不敢动，只听见刘婶说“怪可怜的”“试试呗”“又不让她碰值钱的”。


    最后贺老板走出来，板着脸跟她说。


    “试用一个月，管吃管住，一个月八百，干得好再加，但丑话说在前头——店里的东西你一概不许碰，擦灰扫地搬箱子都得小心，磕了碰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听见没有？”


    喻栀拼命点头，点得脖子都快断了。


    就这样，她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