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全在犹豫。


    这种犹豫不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是从大娄山的风里、从湘江的水里、从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喀斯特山峰的阴影里，一点一点渗进他骨头里的。他在北方打了十几年的仗，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不是马宝有多厉害——马宝确实厉害，但福全见过比马宝更厉害的将领。真正让他难受的，是这片土地。


    贵州的山不像北方的山。北方的山是一条条脊梁，清清楚楚，你可以看着它，琢磨它，找到翻越它的路。贵州的山是一团乱麻，千峰万壑，东一座西一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座山后面是什么。湘江的水也不像北方的水。北方的河是驯服的，沿着河床走，你知道它会把你带到哪里。湘江的水是野的，在这里拐个弯，在那里劈开一座山，你永远猜不到它下一步要往哪边走。


    福全站在大营外的高坡上，望着远处的遵义城，已经站了快两刻钟。身边的将领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打扰。


    他已经围了六天了。六天里，他派兵攻了三次城，烧了三座凤凰山下的营寨，在湘江东岸折了三百多人。粮草被马宝烧了四分之一，后方的游击队还在不停地骚扰他的粮道，桐梓到遵义的驿道上，每天都有运粮队被袭击的消息传来。他的士兵们开始吃不饱了，每天的口粮从一斤减到了八两，从八两减到了六两。蒙古马已经杀了上百匹充饥，马肉分到士兵手里，每人只有一小块，煮在锅里连油花都看不到。


    更让他心烦的是，他派去后方剿匪的两千人，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进展。那些周军游击队像鬼一样，白天藏在溶洞里，夜里出来活动，打了就跑，根本抓不到。带兵剿匪的将领发回的战报，每次都是“击毙数人”“焚毁窝棚若干”，从来没有一次像样的战果。


    “王爷，”一员满洲将领终于忍不住了，抱拳道，“将士们士气低落，粮草不继。再这样拖下去，不用周军来打，我们自己就垮了。末将斗胆请命——明日总攻，拼死一搏。”


    福全没有回答。他看了那员将领一眼，目光平静，但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看不出任何波澜。


    “拼死一搏。”他重复了这四个字，声音不大，“拼死了，然后呢？”


    将领语塞。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福全转过身，看着远处的遵义城，“这座城，不是拼死就能打下来的。马宝在城里有五千多人，城墙坚固，火器精良。我们就算攻进去了，也要付出至少五千人的代价。五千人，我们赔不起。”


    “可是王爷，不进不退，困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


    福全沉默了。他知道将领说的是实话。不进不退，困在这里，粮草迟早会断，士气迟早会垮，士兵迟早会跑。到那时候，不用马宝来攻，他的大军就会自己溃散。


    但他还有另一个选择——撤。


    撤到桐梓，撤到重庆，撤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整、补充、等待朝廷的援军和粮草，然后卷土重来。撤了，他就输了。不是输给马宝，是输给吴世璠，输给那个他从未谋面的少年天子。他福全可以输给任何人，但不能输给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因为他是裕亲王，是康熙的兄长，是大清的亲王。他输了，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脸，是皇家的脸，是大清的脸。


    “再攻三天。”福全终于开口了，“三天之内，如果还攻不下遵义，就撤。”


    马宝不知道福全在犹豫什么，但他能感觉到清军的变化。


    攻城的力度一天比一天弱了。第一天，清军攻了三次，每次一千多人，被打了回去。第二天，攻了两次，每次七八百人，又被打了回去。第三天，只攻了一次，稀稀拉拉的几百人，还没冲到城墙下就被燧发枪打了回去。城下的尸体越来越少，清军大营里的炊烟越来越淡，士兵们巡逻的身影越来越懒散。


    “他们的粮草快断了。”马宝对身边的副将说，“人吃不饱饭，哪有力气打仗。”


    “将军，我们要不要出城反击？”副将问。


    马宝摇了摇头：“不急。福全还有一万多人，我们只有五千多。出城反击，就是野战。野战我们打不过他们。等他们自己垮了，再出去收尸不迟。”


    但福全没有给马宝“收尸”的机会。


    第三天夜里，马宝在城头看到清军大营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像是在搬运什么东西。他心中一动，用望远镜仔细看了看。镜头里，清军正在拆卸帐篷、装车、打包辎重。大营中的火把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照得如同白昼，士兵们排成几列长队，把一箱箱物资往北面运。


    “他们要跑。”马宝放下望远镜，嘴角微微上扬。


    “将军，追不追？”副将兴奋地问。


    “不追。”马宝说，“让他们走。福全不是溃败，是有序撤退。他的队伍不乱，阵型不散，追上去就是硬碰硬。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来。”


    天亮时，清军大营空了。


    城北的坝子上，只剩下一片狼藉——被踩平的草地、被填平的壕沟、被拆毁的栅栏、几堆没来得及带走的垃圾，还有十几匹瘦得皮包骨头的蒙古马，被拴在木桩上，没人管了。那些马低垂着头，肋骨一根根凸出来，皮毛黯淡无光，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脓，苍蝇围着它们嗡嗡地转。


    马宝派人出城查看。斥候回报：清军沿着川黔驿道向北撤退，队列整齐，前锋已经到了二十里外的泗渡。福全在中军亲自断后，殿后的部队有两千多人，阵型严整，火器上膛，随时准备迎战。


    “福全这个人，不简单。”马宝对身边的将领说，“败了都不乱，比蔡毓荣强十倍。”


    “将军，那我们还追不追？”


    “不追。”马宝说，“追了也占不到便宜。派人给陛下报捷——遵义解围，清军北撤。”


    遵义的捷报送到贵阳时，吴世璠正在火器工坊查看连珠铳的样枪。


    戴梓把样枪摆在桌上，枪管乌黑发亮，弹仓圆润光滑，击发装置精细复杂。吴世璠拿起来，拉动枪栓，弹仓转动，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清脆而有节奏。他举枪瞄准墙上的靶子，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弹丸飞出，正中靶心。再扣，砰，再中。连扣十次，十发全中，没有一次卡壳。


    “好枪！”吴世璠放下样枪，眼睛发亮。


    戴梓站在一旁，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但嘴上谦虚：“陛下过奖。臣试验了二十多次，失败了十几次，炸膛三次，伤了两个学徒。这支样枪是第十四次试验的产品，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改进以后再说。这支样枪，朕要了。”吴世璠把枪递给身边的亲兵，“带回行宫，朕要仔细研究。”


    “陛下，”戴梓犹豫了一下，“连珠铳虽然厉害，但结构复杂，造价昂贵，一支的成本能造十支燧发枪。而且维修困难，一般的工匠修不了。”


    “那就多培养能修它的工匠。”吴世璠说，“戴先生，朕不需要几万支连珠铳。朕只需要几百支，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几百支连珠铳，顶得上几千支燧发枪。这笔账，朕算得过来。”


    戴梓点了点头，不再多说。


    吴世璠正要离开，一个亲兵匆匆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封拆开的信，满脸喜色：“陛下，遵义捷报！”


    吴世璠接过信，展开。信是马宝写的，字迹潦草，但内容清晰：“福全围城六日，攻城三次，均被击退。臣率三百人夜袭其营，烧粮草四分之一。福全粮尽援绝，已于昨夜北撤。遵义解围。”


    短短几行字，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定心丸。吴世璠将信折好，收入袖中，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心里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遵义解围了。北线的威胁暂时解除了。现在，他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东线和南线上。


    “传令下去，”他对亲兵说，“告诉马宝，让他休整三天，然后率三千人南下，增援贵定。”


    “遵命。”


    遵义解围的同一天，贵定以东六十里的山区里，安世鼎正在追击傅宏烈的溃兵。


    傅宏烈是在两天前开始撤退的。他在贵定以东的山沟里被困了十几天，粮草将尽，士气低落，士兵们怨声载道。他派出去的探子回报，说福全在遵义退了，蔡毓荣在镇远按兵不动，赵良栋在水西被胡国柱拖住了。三路清军，两路已经停下来了，只有他这一路还在山沟里挣扎。


    傅宏烈终于下定决心——撤。但他没有把撤退的命令告诉任何人，甚至连副将都不知道。他在夜里悄悄拔营，带着一万多人的大部队，沿着来路向都匀方向撤退。为了不引起周军的注意，他故意在营中留了许多火把和旗帜，制造还在扎营的假象。


    但安世鼎不是傻子。他在山里蹲了十几天，每天晚上都要趴在清军营寨外围观察半个时辰。那天夜里，他发现清军营寨的火把比平时多了好几倍，但巡逻的哨兵却少了一半。这不对劲。他把阿贡叫过来，两个人趴在草丛里又看了两刻钟，终于发现——那些多出来的火把是插在地上的，不是人举着的。


    “他们要跑。”安世鼎低声说。


    阿贡问：“追不追？”


    “追。”安世鼎站起身来，“追上去，咬住他们的尾巴，能咬多少咬多少。”


    安世鼎带着一千二百名土兵，连夜追了上去。土兵们在山里走路像在平地上一样，脚底板长满了老茧，踩在碎石上也不怕。他们抄近路，翻过两座山，绕到了清军的前面，在一处峡谷里设下了埋伏。


    傅宏烈的队伍从峡谷中经过时，安世鼎下令开火。土兵们的火枪虽然不如燧发枪精良，但在近距离内杀伤力同样惊人。清军猝不及防，被堵在峡谷里进退不得，乱成一团。傅宏烈在中军听到前后都响起了枪声，以为中了周军主力的埋伏，急忙下令丢弃辎重，轻装突围。


    清军丢下了几百具尸体和大量辎重，从峡谷的另一头冲了出去。安世鼎追了二十多里，直到清军过了都匀，才收兵返回。


    这一仗，安世鼎缴获了清军两百多辆粮车、十几门火炮、上千支鸟铳，还有大量的帐篷、旗帜、锣锅、马匹。最重要的是，他缴获了傅宏烈的帅旗——一面绣着斗大“傅”字的蓝色大旗，旗面被弹片撕了几个洞，但还能看出上面的字。


    安世鼎让人把帅旗卷起来，派人送往贵阳。


    “把这面旗给陛下送去。”他对送信的土兵说，“告诉陛下，傅宏烈跑了，南线也安生了。”


    贵阳，行宫。


    吴世璠在一天之内收到了两份捷报。一份是遵义的，一份是贵定的。他坐在案前，把两份捷报并排摆在一起，看了很久。


    北线退了，南线也退了。东线的蔡毓荣还在镇远按兵不动，西线的赵良栋还在水西磨蹭，但两路都已经不成气候。福全的十万大军，四路进剿，打了一个多月，损兵折将，粮草消耗大半，最终无功而返。


    “康熙应该很生气。”吴世璠自言自语道，嘴角微微上扬。


    他站起身来，走到舆图前，用手指在贵州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圈。遵义、贵阳、安顺、贵定、水西，这些地方都用红笔标注着“守军”二字。清军四路来犯，他一城未丢，一地将未失，反而烧了清军的粮草，缴获了清军的辎重，打出了士气，打出了信心。


    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康熙不会善罢甘休。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他会调更多的兵，筹更多的粮，派更厉害的将领。下一次，就不会是四路了，可能是五路、六路。下一次，福全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蔡毓荣不会再急躁冒进，赵良栋不会再犹豫不决。


    他必须在清军下一次进攻之前，把贵阳、遵义、安顺三城的城防加固到极致，把燧发枪的产量提升到极限，把连珠铳从样枪变成批量生产的制式武器，把屯田的粮食囤积到足够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还有很多事要做。


    吴世璠坐回案前，提起笔，开始写明天的日程安排。


    城防检查。


    火器工坊巡视。


    屯田点视察。


    新兵训练考核。


    弹药库存清点。


    一件一件，写满了整张纸。


    （第二十三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