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才八岁，晚饭的碗筷刚被收拾到外屋地，我就顺着烧得滚烫的炕面往炕梢挪，紧紧挨着奶奶坐下。爷爷坐在炕头，手里的旱烟袋锅子一明一暗，烟丝烧着的焦香混着窗外灌进来的冷气，在糊着报纸的屋里绕了一圈。奶奶把裹在身上的蓝布棉袄往我这边拉了拉，指尖带着纳鞋底蹭上的浆糊的硬感，碰了碰我的手背，开口说，要给我讲个老屯子的事。那屯子离咱们这百十里地，早年间就没了，不是人搬空了，是彻底没了，现在往那片荒甸子里走，只能看见几截露在草棵子里的土坯墙根，还有一口被土填了大半的废井，连条能走的路都没有。
这事得从民国十八年说起，那年头荒，山东地界旱了整整一年，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地表裂的缝能塞进拳头，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只能背着铺盖卷往关外跑，就是闯关东。那年月，闯关东的路就是鬼门关，上千公里的路，全靠两条腿走，路上饿死的、冻死的、被胡子抢了害死的，多得数不过来，路边的小坟包像撒在地上的石子，走几步就能看见一个。
咱们这一片，那时候刚有十几户人家落脚，都是早几年闯关东过来的，在荒甸子中间圈了地，盖了土坯房，开了几十垧荒地，靠着黑土地的肥力，攒下了几石苞米，勉强能吊着命，不至于饿死人。屯子是领头开荒的那个男人带起来的，大伙都叫他屯长，手黑心硬，当年带着人开荒的时候，跟胡子拼过命，手里沾过血，屯子里的人都怕他，他说一不二。
腊月初八那天，天寒地冻的，吐口唾沫落地就能冻成冰坨，屯子口来了一家逃难的。一共七口，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二，是个半大的小子，最小的还抱在女人怀里，裹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脸冻得青紫，嘴唇都裂了血口子，一步一挪的，走到屯长家门口，就齐刷刷跪下了。
男的给屯长磕头，额头砸在雪地上，咚咚响，没几下就磕出了血，混着雪水在地上印出红印子。他说他们是从山东登州府逃过来的，一路走了三个多月，家里的老人、兄弟都饿死在路上了，就剩他们七口，求屯长给口剩饭，给个能遮风的地方，哪怕是柴房也行，等开了春就走，绝不给屯子里添麻烦，哪怕给屯子里劈柴挑水，干什么活都行。
屯长没说话，蹲在门槛上，手里转着旱烟袋，盯着他们看了半天，没应声，转头回屋了。那一家人就跪在雪地里，不敢起来，怀里的小的饿得直哭，女人死死捂着孩子的嘴，怕哭声惹得屯子里的人烦。过了没多大会，屯子里的男人都聚过来了，十几个人，站在屯长家门口，看着雪地里跪着的七口人，没人说话。
那时候屯子里的粮食也紧，每家每户的苞米都算着粒吃，要撑到第二年秋收，多七张嘴，别说剩饭，就是糠麸子都不够分的。有人小声说，这荒年，自己都顾不上，哪有闲粮管外人，赶走吧。也有年纪大的心软，说给口吃的，让他们接着往南走，别死在屯子口，晦气。
最后是屯长发了话，他从屋里出来，吐了口烟沫子，说，这荒天野地的，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让他们去死，传出去，咱们屯子的名声不好听。不如让他们进来，先在柴房住一晚，给口热粥，等明天再说。
那一家人听见这话，哭得浑身发抖，给屯长和所有男人挨个磕头，磕得雪地上的血印子连成片。他们哪里知道，屯长这话，不是心软，是藏了杀心。
当天晚上，屯长把屯子里所有的男人都叫到了自己家，关上门，窗户缝都用破布堵上了，说了半宿的话。具体说了什么，后来没人敢往外传，但是第二天一早，出事了。
那一家七口，全没了。
柴房里空空的，地上只有几摊冻硬了的血迹，还有几个豁了口的破碗，人不见了。屯子里的女人和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自家男人，都阴着脸，不说，只说那一家人天不亮就走了，往荒甸子深处去了。
只有那些参与了的男人知道，那一家人，根本没走。前一天半夜，他们拿着绳子、棒子，还有堵嘴的破布，悄悄进了柴房。那一家人刚喝完热粥，正挤在一起取暖，还没睡着，就被他们按在了地上，嘴全堵上了，手脚绑得结结实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们把那一家七口，拖到了屯子后面五里地的荒甸子里。那荒甸子深处，有一口早年开荒的时候挖的废井，十几丈深，早就干了，井底全是碎石和烂泥。屯长带头，把那七个人，一个一个，全扔进了井里。
十二岁的半大孩子，被扔下去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井上面的人，嘴里的破布掉了，喊了一声“娘”，就被一块石头砸中了脑袋，没了声音。女人怀里的婴儿，被扔下去的时候，还在哭，哭声在井里绕了一圈，就没了动静。
七个人全扔下去之后，屯长带着人，搬来周围的石头、冻土块，还有一捆一捆的荒草，把那口井填得严严实实，连个缝都没留。他们抢了那一家人身上唯一的半袋高粱面，还有女人头上插着的一根磨得发亮的银簪子，就踩着雪回了屯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们以为这事做得天衣无缝，荒甸子里没人去，井填了，没人会发现，死了七个人，就像死了七只蚂蚁，没人会在意。他们哪里知道，那一家人被扔进井里的时候，都还活着，被石头和冻土块砸着、埋着的时候，那个女人，用最后一口气，下了咒。
没人听见那咒是什么，但是从那之后，这个屯子，就再也没安生过。
第二年，也就是民国十九年，一开春，地刚化冻，屯子里就开始死人了。
第一个死的，就是屯长。
那天他牵着自己家的黄牛去地里种地，那牛养了五六年，平时温顺得很，别说顶人，连个蚂蚱都舍不得踩，平时屯子里的孩子骑在它背上，它都一动不动。那天刚到地里，屯长把犁套在牛身上，刚扶着犁走了两步，那牛突然就停住了，怎么抽都不走。
屯长骂了两句，拿着鞭子往牛身上抽了一下，那牛猛地转过身，两只尖尖的犄角，对着屯长的肚子，狠狠就顶了过去。
旁边一起种地的人都看傻了，就听见屯长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牛的犄角直接穿了他的肚子，从后背穿了出来，黑红色的血顺着犄角往下流，滴在刚化冻的黑土地上，渗进去，转眼就没了影。那牛还不松劲，顶着屯长往前跑了十几步，把他狠狠掼在地上，然后用蹄子反复踩他的胸口，踩得骨头咔嚓咔嚓响，直到屯长彻底不动了，那牛才停下来，站在一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屯长的尸体，鼻子里喷着白气，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等大家反应过来，跑过去的时候，屯长早就没气了，肚子被顶穿了，肠子流了一地，脸被牛蹄子踩得稀烂，五官都分不清了。最吓人的是，那天开春，天气都零上了，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但是屯长的尸体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连流出来的血，都冻成了冰坨，怎么晒都不化。他的脸虽然烂了，但是嘴角却咧着，一直咧到耳根，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天，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
大家都慌了，手忙脚乱把屯长的尸体抬回屯子，找了块厚木板，钉了个薄皮棺材，当天就埋在了屯子后面的坡上，连头七都没敢等。没人敢细想，都安慰自己，是牛开春闹了性子，疯了，是意外。
但是没过三天，第二个死人了。
是当年跟着屯长一起去柴房绑人的一个男人，他家就在屯子口，平时负责给屯子里的人家挑水，身强力壮的，一米八几的个子，一顿能吃三个苞米面窝头。那天早上，他挑着两个柏木水桶，去屯子中间的老井挑水，去的时候还跟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打招呼，说今天天好，挑完水要去甸子里捡点柴，晚上烧炕。
结果过了一个多时辰，太阳都升得老高了，他还没回来，他老婆就急了，喊了邻居两个男人，一起去井边找。到了井边，就看见两个水桶倒在地上，扁担扔在一边，人没了。往井里一看，那男的，头朝下扎在井里，身子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那口井，屯子里的人喝了十几年了，水不深，最多也就齐腰深，平时半大的孩子下去玩水都没事，他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就这么头朝下扎在里面，淹死了。
大家找了绳子，拴在他腰上，把他捞上来的时候，人早就硬了，浑身冰凉。和屯长一模一样，尸体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哪怕放在太阳底下暴晒，那白霜也一点都不化，脸上也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井口的方向。最邪门的是，他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塞满了井里的黑泥，可那口井的水干干净净的，井底都是碎石，连点泥都没有，没人知道那些泥是从哪来的。
这下屯子里的人彻底炸了锅，所有人都想起了去年腊月初八，被他们扔进废井里的那一家七口。但是没人敢说破，当年参与的男人，一个个都吓得脸色煞白，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不敢看一眼，更别说去那口废井了。
但是死人的事，根本没停。
没过十天，第三个死了。还是当年参与了的男人，晚上在自己家的柴房里劈柴，准备第二天烧炕用。他老婆在屋里纳鞋底，就听见柴房里传来“咔嚓”一声，像是斧子劈到了木头，之后就没动静了。他老婆喊了两声，没人应，就拿着油灯去柴房看，推开门，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那男人死在了柴房里，脑袋被斧子劈成了两半，从头顶一直劈到下巴，脑浆和血溅得满墙都是，那把沾着血和脑浆的斧子，还死死攥在他自己手里。柴房的门是从里面用木头顶死的，窗户都用木栅栏钉死了，外面根本没人能进去，整个柴房里，就他一个人。
大家把他抬出来的时候，和前两个死者一模一样，尸体上结着厚厚的白霜，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房梁，可房梁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屯子里的人彻底慌了，家家户户天一黑就把门窗钉死，连灯都不敢点，缩在炕上，连大气都不敢喘。但是没用，还是死人。
第四个死的，是当年帮着屯长搬石头填井的男人，开春去甸子里放马，马自己回来了，人没回来。大家找了两天，在荒甸子的一个水泡子里找到了他，整个人泡在水里，淹死了，那水泡子的水才没过脚踝，连膝盖都到不了。他的尸体捞上来的时候，浑身都是白霜，脸上是狞笑，手里还攥着一把荒草，就是当年填井用的那种乌拉草。
第五个死的，是屯长的亲弟弟，当年也是带头的，晚上在自己家屋里睡觉，第二天早上，家人发现他死在了炕上，脖子被拧断了，脑袋转了一百八十度，脸朝着后背，门窗都是从里面锁死的，没人进去过。尸体上一样的白霜，一样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像是能看穿自己的后背。
第六个死的，是当年扔孩子进井的男人，在屯子的场院里看粮食，晚上突然就没了动静，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他被装在了装粮食的麻袋里，活活闷死了，麻袋口是从外面用绳子扎死的，可场院的大门是从里面锁上的，晚上根本没人进去过。他的尸体被拖出来的时候，白霜裹了一身，脸上的笑都冻住了，麻袋里全是黑泥，和井里的泥一模一样。
第七个死的，是当年抢了那女人银簪子的男人，他把那根银簪子给了自己的闺女，结果那年夏天，他闺女去河边洗衣服，掉进河里淹死了，才十四岁。捞上来的时候，那根银簪子还插在她头上，尸体上全是白霜，脸上是和那些男人一模一样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屯子后面的荒甸子。
从开春到年底，正好死了七个，不多不少，一个都没多，一个都没少。全是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人，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他们的亲闺女。
年底的时候，屯子里剩下的人，聚在屯子中间的老榆树下，终于敢把这事说破了。所有人都知道，是那一家七口回来索命了，那口废井里的七条冤魂，来找他们偿命了。有年纪大的老人说，要去把废井挖开，把尸骨捡出来，好好安葬，摆上供品赔罪，说不定能把这事了了。但是当年参与了的男人，剩下的几个，早就吓破了胆，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不敢踏进一步，更别说去挖那口埋了七条人命的废井了。
他们都以为，当年参与的人，死了七个，偿了那七条命，这事就该了了。但是他们错了，大错特错。那女人下的咒，不是偿命就完了，是要整个屯子的人，给那一家七口陪葬。
第二年，民国二十年，刚进正月，年还没过完，屯子里又死人了。
第一个死的，是去年死的那个屯长的老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纳鞋底、喂鸡，连去年那件事的来龙去脉都不知道，更别说参与了。她自从屯长死了之后，就整天躲在屋里，连门都很少出，胆子小得很，晚上连灯都不敢点。
那天早上，她儿媳妇去她屋里喊她吃饺子，大年初二，按规矩要吃饺子。推开门，就看见老太太坐在炕上，背对着门，手里拿着针和纳了一半的鞋底，一动不动。儿媳妇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老太太就往前一倒，摔在了炕上，早就没气了。
她手里的钢针，从左边的太阳穴穿进去，从右边的太阳穴穿出来，整个针身都没进去了，只留了个针鼻在外面。她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就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看着窗户外面，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哪怕屋里的炕烧得滚烫，暖烘烘的，她的尸体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连头发丝上都挂着霜花，怎么擦都擦不掉。她纳了一半的鞋底上，正好纳了七个针眼，不多不少，整整齐齐的，像是用尺子量着扎的。
屯子里的人彻底疯了，原来这咒，不是只找当年参与的人，连他们的家人，连完全没沾边的无辜人，都不放过。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整个屯子里蔓延开。家家户户都把门窗用厚木板钉死，白天不敢一个人出门，晚上不敢点灯，天一黑，整个屯子就死一样的静，连狗都缩在窝里不敢叫，一声都不敢吭。但是没用，还是死人。
第二个死的，是屯子里的一个半大孩子，才十岁，去年那家人死的时候，他才刚出生，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连屯子后面的荒甸子都没去过。那天他和几个孩子一起，在屯子前面的空地上玩弹珠，玩着玩着，突然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旁边的孩子吓得哭着跑回屯子，喊大人过来，等大人跑过去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气了。
他身上没有任何伤，没有磕着碰着，没有中毒，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医生来看了，查了半天，说不出任何原因，只能说是暴病而亡。但是屯子里的人都知道，不是暴病，是那咒又来了。孩子的脸上，是和之前所有死者一模一样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看着天，浑身结着厚厚的白霜，哪怕是正月里，屋里烧着炕，那白霜也不化。
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
这一年死的七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也有完全没沾边的，甚至还有刚生下来没三个月的婴儿。那婴儿是晚上在炕上睡觉，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孩子没气了，浑身冰凉，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身上全是白霜，门窗都是关着的，屋里烧着炕，暖烘烘的，没人进去过。
从正月到年底，正好七个，不多不少，一个都没多，一个都没少。
这下，屯子里的人彻底绝望了。他们知道，这咒，躲不掉，只要你在这个屯子里，只要你是这个屯子的人，不管你有没有作恶，不管你年纪多大，早晚都会被索命。
有人开始想办法，搬出去，离开这个邪门的屯子，躲得远远的。
第三年，民国二十一年，刚开春，屯子里有一户人家，夫妻俩，带着五个孩子，一共七口，偷偷收拾了东西，把家里的粮食、值钱的东西都打包了，天不亮就套上牛车，走了，往南边的县城去了，想离开这个屯子，越远越好，躲过这个要命的咒。
屯子里剩下的人，都站在屯子口，看着他们的牛车走远，没人拦着，也没人说话，都想看看，他们能不能躲掉这索命的咒。
结果，不到半年，消息就传回来了。
那一家人，到了县城，租了个临街的小房子，男的在县城的粮店找了个活，扛麻袋，挣点钱，女的在家给人缝补衣服，带孩子，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看着像是真的躲过了。结果，六月初六那天，出事了，一天之内，一家七口，全没了。
男的在粮店扛麻袋，粮店后院的粮垛，堆得像小山一样，几百袋苞米，堆得整整齐齐的，放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好好的，突然就塌了，几百袋粮食全砸下来，把男的死死埋在下面。等店里的伙计把粮食一袋一袋搬开，人早就被砸成了肉泥，骨头都碎成了渣，浑身都是白霜，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哪怕是夏天，三十多度的天，那白霜也不化。
同一天下午，女的在家做饭，烧柴火，不知道怎么回事，火星子溅到了旁边的柴堆上，一下子就着了，火越烧越大，风一吹，整个房子都烧起来了。女的被锁在屋里，门怎么都打不开，邻居想进去救，都被火挡在了外面，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子烧成了空架子。等火灭了，进去找，只找到一堆烧黑了的骨头，骨头上面，还结着一层白霜。
他们的五个孩子，那天下午，去县城外面的河边玩，本来好好的，河水一直很浅，刚没过膝盖，结果突然就涨水了，上游的水库开闸放水，浪头一下子就打过来，五个孩子全被冲走了。县里的人找了三天，才在下游十几里的地方，把五个孩子的尸体全找到了，都泡得发胀了，每一个孩子的脸上，都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身上全是不化的白霜。
一家七口，全死了，正好七个，一天之内，一个没剩。
消息传回填子里，没人说话，整个屯子，死一样的静，连风吹过草棵子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明白了，躲不掉，不管你搬到哪里，不管你跑多远，这咒，都跟着你，只要你是这个屯子里出去的，就躲不掉，早晚都要死。
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搬出去了。大家都认命了，就待在屯子里，每天该上工上工，该种地种地，但是心里都清楚，不知道哪一天，就轮到自己了。屯子里的人，脸上再也没了笑，说话都小声小气的，不敢大声喊，连走路都贴着墙根，生怕惊动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么一年一年的，每年都死七个人，不多不少，正好七个。
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不管是太平日子还是兵荒马乱，不管是日本人来了，还是解放了，还是成立了生产队，这个规矩，从来没破过。每年，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必须死七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民国二十三年，伪满洲国成立的第二年，日本人占了东北，到处征粮，抓壮丁，周围的屯子都被祸害得不轻，只有这个屯子，日本人很少来，因为周围的屯子都跟日本人说，这个屯子邪门，进去的人，没有能活着出来的。日本人一开始不信，派了两个兵来看看，结果那两个兵，进了屯子，就再也没出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从那之后，日本人再也不敢来这个屯子了，屯子里的人，倒是过了几年稍微安稳的日子，只是每年的七个人，一个都不会少。
这一年，第一个死的，是屯子里的杀猪匠。他是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人里，仅剩的几个之一，手狠，胆子也大，平时以杀猪为生，一刀就能捅穿猪的心脏，眼睛都不眨一下。前几年屯子里死人，他一直都不信邪，说那些人都是自己心虚，不小心出了意外，根本没有什么咒不咒的，平时还是该杀猪杀猪，该喝酒喝酒，晚上一个人也敢去荒甸子里走，根本不怕。
那年夏天，入伏，天热得像下了火，一丝风都没有，屯子里的人，都躲在屋里乘凉，不敢出门。杀猪匠那天，给屯子里的一户人家杀了年猪，拿了钱，又喝了半斤烧刀子，醉醺醺的，中午的时候，扛着磨得飞快的杀猪刀，往家走。
路过屯子中间的老井，他觉得热得难受，就想洗把脸，凉快凉快。他把杀猪刀放在井台上，弯腰，用手捧起井里的凉水，往脸上泼。泼了两下，他突然就不动了，直勾勾的盯着井里的水面，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
旁边路过的一个老太太，看见他站在井边，一动不动的，就喊他，说，大中午的，不回家睡觉，在这站着干啥？
杀猪匠没应声，还是直勾勾的盯着井里，然后，突然就笑了，那种咧着嘴的狞笑，和之前所有死者脸上的笑一模一样，嘴角直接咧到了耳根。然后，他拿起井台上的杀猪刀，对着自己的脖子，狠狠的抹了下去。
那杀猪刀，磨得飞快，平时杀猪，一刀就能捅穿猪的心脏，这一下，直接把杀猪匠的脖子，抹断了一大半，气管、血管全断了，血喷出来，喷了一丈多远，溅在井台上，红得刺眼。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就直挺挺地倒在了井边，当场就没气了。
路过的老太太，吓得魂都没了，连滚带爬的跑回屯子，喊人。大家跑过来的时候，杀猪匠早就硬了，脖子上的刀口深得能看见骨头，血都流干了。他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把杀猪刀，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井里。哪怕是三伏天，三十多度的大太阳晒着，他的尸体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连喷在井台上的血，都冻成了冰坨，怎么晒都不化。
这是这一年死的第一个人。
第二个死的，是杀猪匠的老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平时胆子很小，自从杀猪匠死了之后，她吓得整天躲在屋里，不敢出门，门窗都用厚木板钉死了，连饭都不敢做，饿了就啃两口凉苞米面窝头，连水都不敢出去挑，只敢喝缸里剩下的一点水。
杀猪匠下葬后的第三天，晚上，屯子里的人，突然听见她屋里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特别吓人，整个屯子都听见了。大家赶紧拿着火把，喊了十几个男人，跑过去，撞开她家的门，进去一看，所有人都吓傻了，有几个胆子小的，当场就吐了。
那女人，死在了炕上，身上穿着给杀猪匠做的寿衣，整个人，被粗麻绳一针一针，缝在了炕上的炕席上。从肩膀，到腰，到腿，到脚，密密麻麻的全是针脚，麻绳都勒进了肉里，把她死死钉在炕席上，动都动不了。她的嘴，也被麻绳缝上了，一针一针，嘴唇被缝得严严实实的，线都勒进了肉里，肿得老高。
她的眼睛瞪得老大，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哪怕被缝住了嘴，那笑也看得清清楚楚。她的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屋里的炕烧得滚烫，暖烘烘的，那白霜也一点都不化。最吓人的是，缝她的那根大针，还死死攥在她自己手里，门窗都是从里面用木头顶死的，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外面根本没人能进去，整个屋里，就她一个人。
没人能想明白，她是怎么把自己缝在炕席上的，怎么把自己的嘴，一针一针缝上的。
这是这一年死的第二个人。
第三个死的，是屯子里的一个放羊的老头，六十多岁了，无儿无女，就一个人，放着屯子里集体的十几只羊，每天都去屯子前面的草甸子放羊，早出晚归，几十年了，从来没出过事，对那片草甸子熟得很，哪里有水坑，哪里有沟，都清清楚楚。
那天早上，他赶着羊出门，和平时一样，跟屯子口看大门的老头打了招呼，说今天天气好，去甸子里多放一会，让羊多吃点草，好长膘。结果，到了晚上，太阳都落山了，天彻底黑了，十几只羊自己回来了，一只都没少，就是放羊的老头没回来。
大家都慌了，赶紧点着火把，喊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去草甸子里找。找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终于在草甸子深处的一个水泡子边上，找到了他。
老头吊死了。吊死他的，是他平时放羊用的鞭子，牛皮做的，特别结实。鞭子拴在水泡子边上的一棵小柳树上，那柳树才胳膊粗，树枝最高的地方，才到人的肩膀高，老头就跪在水泡子里，脖子上拴着鞭子，就那么吊死了。那水泡子里的水，才没过膝盖，他只要一抬头，一伸腿，就能站起来，但是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吊死了，脸朝下，泡在水里。
大家把他解下来，捞上来的时候，他的脸都泡得发白了，五官都肿了，但是还是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水泡子的水底。他的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哪怕是夏天，那白霜也不化。他的手里，还攥着一把荒草，就是当年填那口废井用的那种乌拉草，水泡子边上，根本没有这种草。
这是这一年死的第三个人。
第四个死的，是屯子里的一个年轻媳妇，才二十出头，刚嫁过来不到一年，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四个多月了。她根本不知道屯子里以前的事，她男人怕她害怕，从来没跟她说过，她每天就在家做饭、缝衣服，喂喂鸡，连屯子都很少出，胆子很小，晚上连门都不敢出。
那天下午，她在家蒸窝窝头，锅里烧着水，她男人去地里干活了，就她一个人在家。等她男人晚上从地里回来，推开门，就闻到一股糊味，锅里的窝窝头都烧糊了，水烧干了，锅都烧红了，人不见了。
她男人慌了，喊了屯子里的人，到处找，找了半天，最后在自家的柴房里找到了她。她吊死在柴房的房梁上，用的是自己纳鞋底的棉线，那棉线细得很，平时纳鞋底都要搓成股，就那么一根细棉线，竟然把她整个人吊在了房梁上。她的肚子还挺着，里面的孩子也没了动静。
大家把她放下来的时候，她早就没气了，浑身冰凉。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柴房的门口。她的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哪怕是夏天，柴房里闷得像蒸笼，那白霜也不化。最邪门的是，她的脚下，没有凳子，没有石头，什么都没有，房梁离地面有两米多高，她一个怀孕的女人，根本不可能自己爬上去，把自己吊在上面。
这是这一年死的第四个人，一尸两命，但是算在七个里面，还是一个，不多不少。
第五个死的，是屯子里的一个木匠，平时给屯子里的人打家具、盖房子，手艺很好，胆子也大，晚上一个人也敢走夜路。那天，他给屯子里的一户人家打柜子，忙到天黑，才拿着工具往家走。他家在屯子最西边，要路过一片苞米地，那片苞米地，长得比人还高，密不透风。
他走进苞米地之后，就再也没出来。第二天早上，那户人家的主人，去地里干活，路过苞米地，看见他的工具散在地上，人不见了，赶紧喊人来找。大家钻进苞米地，找了半天，在苞米地的最中间，找到了他。
他死在了苞米地里，整个人，被苞米杆子刺穿了，十几根苞米杆子，从他的后背穿进去，从胸口穿出来，把他整个人钉在了地上，像个刺猬一样。苞米杆子是软的，平时一折就断，根本不可能刺穿人的身体，但是那十几根苞米杆子，硬得像铁签子一样，死死地穿在他的身上。
他的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天。他的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周围的苞米叶子上，都结了霜，哪怕是夏天，三十多度的天，那霜也不化。他手里还攥着自己的墨斗，墨斗里的墨线，拉得笔直，从苞米地的这头，一直拉到那头，正好七丈长，不多不少。
这是这一年死的第五个人。
第六个死的，是屯子里的一个半大孩子，才十三岁，平时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摸鱼、掏鸟窝，胆子大得很。那天，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屯子后面的河里摸鱼，玩着玩着，他说要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掏鸟蛋，就一个人趟水过了河。
几个小伙伴在河这边摸鱼，等了半天，没看见他回来，就喊他的名字，喊了半天，没人应。小伙伴们慌了，赶紧趟水过河去找，找了半天，在树林里的一棵老槐树下找到了他。
他死在了老槐树下，脖子被拧断了，脑袋转了一百八十度，脸朝着后背，眼睛瞪得老大，看着自己的后背，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他的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周围的草叶子上，都结了霜，夏天的树林里，凉飕飕的，像冬天一样。他的手里，还攥着几个鸟蛋，都没碎，好好的。
小伙伴们吓得魂都没了，连滚带爬的跑回屯子，喊大人过来。大人过来一看，都傻了，那棵老槐树，周围没有任何脚印，除了孩子自己的，没有其他人的脚印，根本没人来过。没人知道，他的脖子是怎么被拧断的，脑袋是怎么转过去的。
这是这一年死的第六个人。
还差最后一个，第七个。
屯子里的人，都慌了，家家户户都把门窗钉死，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点灯，缩在炕上，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从那孩子死了之后，一直到腊月二十几，马上就要过年了，屯子里再也没死人，大家都提心吊胆的，不知道这最后一个，会落到谁头上。
腊月二十八那天，下了一场大雪，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天，地上的雪没到了膝盖，整个屯子都被雪盖住了，白茫茫的一片。那天下午，屯子口来了一个货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是外乡来的，路过这里，想借宿一晚，雪太大了，走不了了。
屯子里的人，都躲在屋里，没人敢开门，没人敢让他进来，都知道，还差一个人，这货郎要是进来了，说不定就成了这第七个。货郎在屯子口喊了半天，没人应声，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他没办法，就钻进了屯子口的看瓜棚里，想在里面凑合一晚。
结果，第二天早上，大年二十九，天刚亮，就有人发现，那货郎死在了看瓜棚里。
他死在了看瓜棚的土炕上，身上盖着自己的棉袄，像是睡着了一样，但是早就没气了。他的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看瓜棚的门口。他的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看瓜棚里生着一堆火，还没灭，暖烘烘的，那白霜也不化。他的货郎担子，好好的放在一边，里面的针头线脑、糖块、花布，都好好的，一点都没动，没有被抢的痕迹，身上也没有任何伤，查不出任何死因，就像是睡着了，再也没醒过来。
这一年的第七个，就这么凑齐了。
屯子里的人，一个都没死，全活了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找到了办法，用外人的命，凑够这七个，自己就能活下来。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咒，欠了的，早晚要还，用外人的命凑数，只会欠得更多，还的时候，要加倍。
第二年，民国二十四年，从正月初一开始，屯子里就开始死人，一直到腊月三十，整整一年，死了十四个，正好是两年的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哪怕是用外人的命凑了数，该还的，还是要还，一点都不能少。
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动这个心思了，再也不敢让外乡人进屯子了，哪怕是路过的，也都赶得远远的，生怕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的熬着，屯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死的死，不敢生的不敢生，有的人家，孩子刚生下来，就掐死了，怕孩子长大了，也被这咒索命，活受罪。有的人家，夫妻之间，互相提防，怕对方害自己，有的人家，整天坐在炕上，不吃不喝，就等着死，麻木了，绝望了。
周围的屯子，都觉得这个屯子邪门，没人敢来，没人敢跟这个屯子的人打交道，姑娘不敢嫁进来，小伙子不敢娶这里的姑娘，慢慢的，这个屯子，就成了孤屯，被周围的人孤立了，像个孤岛一样，在荒甸子中间，没人敢靠近。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人投降了，东北光复了，周围的屯子都热闹起来，分地，盖房子，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只有这个屯子，还是死气沉沉的，每年还是死七个人，不多不少，一个都不会少。
这一年，死的七个人里，有六个，是当年参与了那件事的，仅剩的六个男人。他们活了十几年，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死去，早就熬得不成人样了，精神都快崩溃了。这一年，他们六个，一个接一个的死了，死法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样的白霜，一样的狞笑。
最后一个死的，是当年屯长的小儿子，当年他才十几岁，跟着他爹一起，去拖过那一家人，是当年参与的人里，最后一个死的。他死在腊月初八，正好是当年那一家人被扔进井里的日子，他自己走进了屯子后面的荒甸子，跳进了那口被填了的废井里，自己用手扒开土，把自己埋了。等大家找到他的时候，只看见荒甸子里的土堆上，露着一只手，手里攥着那根当年从那女人头上抢来的银簪子，早就磨得发亮了。
这一年，七个，正好凑齐，当年所有参与了那件事的男人，全死了，一个没剩。
大家都以为，当年作恶的人全死了，这咒，总该了了吧。但是没有，第二年，还是死了七个人，不多不少，全是屯子里的普通人，没参与过当年的事，甚至连当年的事都不知道。
大家终于明白了，这咒，不是只找作恶的人，是找整个屯子的人，只要这个屯子还有人，每年的七个，就不会停。
解放后，成立了人民公社，这个屯子，成了生产大队下面的一个生产队，上面派来了队长，来管这个屯子。周围的生产队，都热火朝天的搞生产，修水利，打粮食，只有这个屯子，还是死气沉沉的，社员们每天上工，都像行尸走肉一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里都清楚，不知道哪一天，就轮到自己了。
派来的生产队长，是个外乡人，年轻力壮，不信邪，说这都是封建迷信，是屯子里的人自己吓自己，非要在屯子里住下来，带着大家搞生产。结果，他在屯子里住了不到半年，就死了。
那天，他带着社员们去地里刨粪，开春了，要把冬天攒的粪堆刨开，送到地里当肥料。那粪堆像小山一样，十几米高，发酵了一冬天，冒着热气。队长带头，拿着镐头刨粪，刨着刨着，粪堆突然就塌了，像山崩一样，几百方的粪土，一下子砸下来，把队长死死埋在了里面。
等社员们把粪土刨开，把队长拉出来的时候，人早就没气了，被压得骨头都碎了。他的脸上，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嘴角咧到耳根，眼睛瞪得老大，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哪怕粪堆是热的，冒着热气，那白霜也不化。
这是那一年死的第一个人。
后面的六个，也都是生产队的社员，有的在修水库的时候，被塌方的土埋了，有的在打场的时候，被马拉的滚子碾死了，有的在扬场的时候，被风刮起来的木锨刺穿了喉咙，有的在晚上看场院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死在了粮食垛旁边，身上没有任何伤，脸上带着狞笑，浑身是白霜。
这一年，还是七个，不多不少，正好七个。
从那之后，上面再也不敢派人来这个屯子了，这个生产队，就这么自生自灭，没人管，没人问，周围的人，更是连提都不敢提这个屯子，都说这个屯子是鬼屯，进去了，就出不来。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周围的屯子，都饿死了人，有的屯子，一年饿死几十上百个，饿殍遍地。但是这个屯子，奇怪得很，哪怕家家户户都没吃的，都啃树皮，吃观音土，每年也只死七个人，不多不少，正好七个。哪怕是吃观音土胀死的，哪怕是饿死的，哪怕是冻死的，一年下来，正好七个，一个都不多。
有一年，屯子里有一户人家，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想偷偷跑出去，去别的地方讨饭。他们半夜里走的，没敢告诉任何人，背着一点干粮，就往荒甸子外面走。结果，走了不到三天，就被人发现了，一家五口，全死在了荒甸子里的一条沟里，冻死的，抱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身上全是白霜。那一年，加上他们五个，正好死了七个，不多不少。
文革的时候，来了一群红卫兵，七个半大的孩子，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拿着皮带，来屯子里破四旧。说屯子中间的老榆树，是封建迷信，是歪风邪气，要砍了，说屯子里的人，搞牛鬼蛇神，要批斗。
屯子里的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看着他们拿着斧子和锯子，围着那棵老榆树，锯的锯，砍的砍。那老榆树，有上百年的树龄了，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枝繁叶茂的，从屯子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了。
那七个红卫兵，折腾了半天，老榆树纹丝不动，只砍出了几道浅浅的印子。然后，出事了。
好好的天，一点风都没有，那老榆树最粗的一根树枝，突然就断了，碗口粗的树枝，从十几米高的地方掉下来，正好砸在那七个红卫兵身上，七个孩子，全被砸在下面，当场就死了，一个没剩。
等屯子里的人跑过去看的时候，树枝下面，血肉模糊，七个孩子，全没气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种冻僵了的狞笑，身上全是白霜，哪怕是夏天，三十多度的天，那白霜也不化。
那一年，正好死了这七个，屯子里的人，一个都没死。但是大家都知道，没用，第二年，还是要还的。果然，第二年，屯子里死了十四个，正好两年的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来这个屯子了，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公社的干部，还是周围的老百姓，都不敢来，都说这个屯子，是被诅咒的屯子，进去了，就必死无疑。
就这么一年一年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屯子里，就只剩下七户人家了。
七户人家，每户，都只剩下一个人。
七个老人，最大的七十多，最小的，也五十多了。
他们都是看着这个屯子，从立起来，到兴旺，到慢慢的，人一个一个的死，一个一个的没了，到最后，就剩下他们七个。
他们都知道，这屯子，快到头了。
那年腊月初八，正好是当年那一家七口，被扔进废井里的日子。
天寒地冻的，和当年一模一样，吐口唾沫落地就能冻成冰坨。
七个老人，聚在了一起，在屯子中间的老榆树下，没人说话，就站着，看着屯子外面的荒甸子，看着屯子后面，那口填了的废井的方向。
站了半天，最年长的那个老人，开口了，他说，当年的事，是我们上一辈作的恶，害了七条人命，欠了债，这几十年，我们每年还七条，还了几十年，现在，屯子里就剩我们七个了，该了了。
没人说话，都点头。
当天晚上，七个老人，一起去了屯子后面的荒甸子，找到了那口被填了几十年的废井。
他们拿着铁锹和镐头，一点一点，把填在井里的土和石头，挖开。挖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把井挖开了。
井里，还能看见当年那一家七口的尸骨，七具尸骨，抱在一起，小小的，缩在井底，几十年了，还没烂完。
七个老人，跪在井边，给那七具尸骨，磕了三个头，额头都磕出了血，和当年那一家人，跪在屯长家门口的时候，一模一样。
然后，他们把带来的纸钱，烧了，把带来的酒，倒在了井里，倒在了尸骨上。
然后，七个老人，一个一个，跳进了那口十几丈深的废井里。
就像当年，那一家七口，被扔进去的时候一样。
他们跳进去之后，用带来的炸药，把井边的土崖炸塌了，整个井，又被填得严严实实的，连个缝都没留。
从那之后，这个屯子，就再也没人了。
那一年，正好死了七个，不多不少，正好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