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盘着腿坐在炕头，脸贴在奶奶温热的腿上，眼睛盯着她手里上下翻飞的针和麻绳，缠了她快半个钟头，她才终于松了口。顶门杠抵着屋门，洋油灯的灯芯跳了一下，昏黄的光把奶奶的影子投在土坯墙上，像个坐着的小山。爷爷在炕梢靠着墙，烟袋锅子在嘴里吧嗒响，烟圈顺着房梁飘上去，混着炕洞子里冒出来的烟火气，裹着一屋子腌酸菜和炒瓜子的味道。奶奶把纳了一半的鞋底放在炕沿上，麻绳在手里绕了个圈，指尖蹭了蹭我的头顶，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怕被窗外的夜听见。
这事发生的时候，我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刚嫁到这个村，当着大队的妇女主任。那时候整个公社，就没几个村能通上电话，我们村算是头一份，公社给批了一台磁石手摇电话机，就安在大队部最东头的值班室里。那电话是黑木头壳子，前面嵌着个亮闪闪的金属摇柄，话筒用根黑电线连着，挂在机子侧面，沉得很，拿在手里像块冰坨子。那时候不像现在，家家都有电话，那时候全村就这一台宝贝疙瘩，公社有什么通知，县里有什么文件，全靠这台电话往下传，谁家有急事，比如外头的亲戚拍了电报，也是公社总机先打到这，再由值班的人去村里喊人。
大队部是一溜五间的红砖房，正中间是会议室，摆着长桌子长凳子，墙上挂着伟人像，西头是会计室和民兵的枪库，东头那间单独隔出来的，就是值班室。值班室里盘着一铺小炕，炕梢堆着几床军绿色的厚被子，靠窗摆着一张掉了漆的木头办公桌，那台宝贝电话，就端端正正放在桌子最中间，用块红布盖着，怕落灰。村里安排了两个年轻后生轮班守电话，一个叫大刘，一个叫二勇，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刚从学校毕业回来，身子骨壮，胆子也大，每天晚上一个人守在值班室，白天就换班回家睡觉。
那时候的电话，不是现在一拨号码就能通的，得先抓住摇柄，顺时针使劲摇几圈，里头的磁石发电，才能接通公社的总机，跟总机的话务员说要接哪，人家再给你转过去。正常来说，只有外头有人摇电话，总机给转过来，这台机子的铃才会响，要是没人摇，别说响，连一点电流声都不会有。这事最开始不对劲，就是从大刘值夜班的那个晚上开始的。
那天是冬月里，头一天刚下过一场暴雪，雪没到膝盖深，村里的路都封了，别说公社的人，连本村的人都猫在家里，没人出门。大刘下午接了班，在值班室烧了炉子，把炕烧得滚热，晚上煮了点苞米碴子，就着咸菜吃了，就靠在炕上听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也没几个台，到了晚上九点多，就只剩滋滋的电流声了，他关了收音机，吹了灯，裹着被子准备睡觉。
就在他刚要睡着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
那铃声不是平时那种脆生生的响，是闷闷的，嗡里嗡气的，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在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的值班室里，突然炸起来，吓得大刘一激灵，直接从炕上坐了起来。他第一反应是公社来紧急通知了，赶紧摸黑下了炕，踩着棉鞋跑到桌子跟前，伸手就把话筒拿了起来，贴在耳朵上，张嘴就喊“喂？公社吗？”
喊完这句话，他就僵住了。
话筒里没有话务员的声音，也没有公社干部的声音，只有一片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像冬天的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梢，又像有无数只小虫子，顺着电话线爬进了话筒里，在他耳朵边上爬。他又连着喂了好几声，电流声还是没停，就在他准备挂电话的时候，突然听见电流声里，掺着一点别的动静。
是个女人的喘气声。
细细的，轻轻的，像刚在雪地里跑了很久，冻得嗓子发紧，一口一口的凉气，顺着话筒吹进他的耳朵里，凉飕飕的，直接钻到了他的骨头缝里。那声音离得特别近，就像那个女人就站在他对面，嘴贴在话筒上，对着他的耳朵喘气，连她鼻子里冻出来的清鼻涕吸溜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大刘当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手里的话筒像块烧红的烙铁，他“啪”的一声就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后背的冷汗瞬间就把贴身的秋衣浸透了。他退到炕边，眼睛死死盯着那台黑木头电话，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值班室里一片漆黑，只有炉子里头的炭火，偶尔闪一下红光，照在电话壳子上，亮一下，又暗下去，像只眼睛，一眨一眨的盯着他。
他就那么盯着电话，盯了快半个钟头，电话再也没响过。他壮着胆子，又凑过去看了看，电话线好好的插在机子上，红布还盖着一半，没什么不对劲的。他心里安慰自己，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冬天雪大，把电线杆上的线压坏了，串了线，才会有这种怪动静。那时候同一条线路上经常串线，有时候打电话，能听见别人家说话的声音，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心里的害怕就散了点，重新上了炕，裹着被子，睁着眼睛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二勇来接班，大刘就把这事跟二勇说了，二勇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平时就爱跟人打赌，半夜敢一个人去村外的坟圈子里转一圈，听了大刘的话，笑得直不起腰，说他是晚上听收音机听魔怔了，要么就是被窝里做了噩梦，自己吓自己。大刘跟他争了半天，二勇就是不信，说晚上他值班，倒要看看，这电话能闹出什么花来。
大刘也没多说，只跟他说，要是晚上真响了，千万别接。二勇摆摆手，压根没往心里去。
结果当天晚上，12点整，那电话又响了。
后来二勇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脸还是白的，嘴唇都在抖。他说那天晚上，他特意没睡觉，搬了个凳子坐在桌子跟前，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那台电话，手里还攥着一把民兵连的刺刀，心说就算是有小偷来，他也能一下给捅出去。他从晚上十点，一直坐到12点，墙上的挂钟，时针刚蹭到12的刻度，分针刚落下去，那电话，突然就响了。
跟大刘说的一模一样，不是脆响，是闷闷的，嗡里嗡气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在空荡的值班室里，一声接着一声，敲得人头皮发麻。二勇说他当时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攥着刺刀的手都出汗了，他盯着那电话，响到第三声的时候，他一伸手，就把话筒抓了起来，贴在耳朵上，张嘴就骂，说“哪个兔崽子半夜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有本事报上名来！”
他骂完，话筒里静了一瞬，然后就是那阵熟悉的，滋滋啦啦的电流声。
二勇说，那电流声里，除了女人的喘气声，还有指甲刮东西的声音。一下，一下，轻轻的，像用指甲刮着话筒的铁皮，刮一下，停一下，顺着他的耳朵，往脑子里钻，刮得他太阳穴突突的跳。他又连着骂了好几句，什么难听骂什么，那刮东西的声音停了，然后，那个细细的女人的声音，就从电流声里钻了出来。
那声音特别轻，像一片雪花落在耳朵上，又冷又软，她说：“你见过我男人吗？”
二勇说他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棒子狠狠砸了一下，手里的话筒直接就掉在了桌子上，刺刀也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说那声音离得太近了，就像那个女人趴在他的后背上，嘴贴在他的耳朵边上说话，他甚至能感觉到，说话的时候，有凉气吹在他的脖子上，凉得他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连滚带爬的冲出了值班室，连门都没顾得上锁，零下三十多度的天，他连棉袄扣子都没系，就光着脚踩着棉鞋，在没膝盖的雪地里跑，一口气跑回了家，拍开家门的时候，脸冻得发紫，嘴唇都青了，话都说不出来，一头栽倒在地上，他爹妈给他灌了半碗姜汤，他才缓过来，哆哆嗦嗦的把晚上的事说了。
他爹妈一听，脸都吓白了，第二天一早就拉着他，去了大队部，找书记说了这事。书记是个老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一辈子不信鬼神，听了大刘和二勇的话，脸一下子就沉了，说他们两个年轻后生，不好好值班，在这造谣生事，传播封建迷信，把两个人狠狠骂了一顿，说肯定是线路坏了，当天就给公社打了电话，让公社派电话员过来修线路。
当天下午，公社的电话员就骑着自行车来了，背着个帆布工具包，里面全是改锥、钳子、电表这些东西。电话员围着大队部的电话查了半天，把机子拆开，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又摇了摇，接通公社总机试了试，说机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得很。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顺着电话线的走向，一根一根电线杆的查，从大队部，一直查到村口，再查到公社的地界，十几里地的线路，他踩着雪，一根杆子一根杆子的爬上去看，查了整整一天，回来跟书记说，线路也没问题，没有断线，没有搭线，没有被雪压坏的地方，绝缘层都好好的，连一点串线的可能都没有。
书记这下也有点犯嘀咕了，但他还是不信邪，说肯定是电话员没查仔细，让电话员又查了一遍，还是没问题。最后电话员没办法，干脆从公社带了一台全新的电话机过来，把原来那台直接换了，说这下总没问题了吧。
结果当天晚上，书记不放心，自己亲自去值班室值班，还带了两个民兵，三个人，都带着步枪，在值班室里守着。炉子烧得旺旺的，灯也开着，三个人坐在桌子跟前，眼睛都盯着那台新换的电话机。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的走，时针一点点往12上靠，快到12点的时候，整个值班室里静得可怕，三个人连大气都不敢喘，只有炉子里头的炭火，偶尔噼啪响一声。
挂钟的时针，刚指到12，分针刚落下去，那台全新的，刚拆封的电话机，突然就响了。
还是那个闷闷的，嗡里嗡气的铃声，一声接着一声，在亮着灯的值班室里，响得格外刺耳。两个民兵脸都白了，手不自觉的就抓住了身边的步枪。书记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深吸了一口气，伸手就把话筒拿了起来，贴在耳朵上，沉声说“喂？我是大队书记，你是哪里？有什么事？”
他说完，就听着话筒里，还是那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跟之前大刘和二勇说的一模一样。书记皱着眉，又喂了好几声，电流声里，那个细细的，冷冷的女人声音，又传了出来，还是那句话：“找我男人。”
书记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握着话筒的手，指节都捏白了，他问：“你男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个村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帮你找。”
他问完，话筒里就静了，只有电流声还在滋滋的响，那个女人再也没说过一句话，过了大概十几秒，“咔哒”一声，像是那边挂了电话，电流声瞬间就没了，话筒里只剩下一片死寂。
书记慢慢的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半天没说话。两个民兵看着他，问“书记，咋回事？是谁啊？”
书记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掏出烟来，点了一根，狠狠的吸了一口。他当兵这么多年，死人都见过无数，从来没怕过什么，但是那天晚上，他说他拿着话筒的时候，浑身都发冷，那股冷气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话筒里传出来的，顺着他的手，一直钻到他的心里，冻得他心脏都发紧。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在值班室守了一夜，电话再也没响过。第二天一早，书记就召集了大队的干部开会，我那时候是妇女主任，也去了。会上，书记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会议室里一片安静，没人说话，大家脸上都带着害怕。那时候村里本来就有不少老传言，村外的荒地里，老坟圈子旁边，本来就邪性，现在出了这事，大家心里都犯嘀咕。
我那时候年轻，刚嫁过来没多久，胆子也大，加上又是妇女主任，得带头稳着大家的情绪，就说肯定还是线路的问题，要么就是有人恶作剧，故意半夜摇电话，吓唬值班的人，让大家别瞎传，别自己吓自己。
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其实也犯嘀咕。恶作剧？谁能有这么大本事？公社的总机就在那，谁半夜摇电话，总机的话务员都能看见，更何况，换了新机子，查了线路，都没问题，怎么可能一到12点就响？
从那以后，这事就在村里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大队部的电话，一到半夜12点，就会准时响，接起来，就是个女人的声音，找她男人。村里的人，都不敢去大队部值班了，大刘和二勇，说什么都不去了，二勇自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开始精神恍惚，晚上一闭眼，就听见那个女人在他耳边说话，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他爹妈没办法，给他请了长假，送回姥姥家去了。
大队部的电话不能没人守，书记没办法，只能安排大队的干部轮班，我作为妇女主任，也排了班，每个星期，要去值一个夜班。
我第一次去值班，是在腊月里。那天晚上，雪下得特别大，鹅毛似的，拍在窗户纸上，哗哗的响。我下午就去了值班室，把炉子烧得旺旺的，炕也烧得滚热，把我家的厚被子也抱了过去，还带了个纳鞋底的筐子，准备晚上没事，就纳鞋底。我男人，也就是你爷爷，不放心，非要跟我一起去，书记也同意了，说多个人，多个照应。
你爷爷那时候，在大队的机耕队开拖拉机，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平时连狼都不怕，他背着一把半自动步枪，跟我一起去了值班室，说晚上就算是有什么东西来，他一枪就能给崩了。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值班室里，灯一直开着，你爷爷坐在桌子跟前，擦他的枪，我坐在炕沿上纳鞋底，耳朵却一直竖着，听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的走。时间一点点过去，快到12点的时候，你爷爷把枪上了膛，放在桌子上，枪口对着门口，我们两个，都盯着那台黑木头电话，连呼吸都放轻了。
挂钟的时针，稳稳的指到了12，分针“咔哒”一声，落在了12的刻度上。
几乎是同时，那台电话，响了。
还是那个闷闷的，嗡里嗡气的铃声，在安静的屋子里，一声接着一声，震得桌子都在微微发抖。我手里的针，一下子就扎在了手指头上，血珠瞬间就冒了出来，我都没感觉到疼，眼睛死死的盯着那台电话。
你爷爷深吸了一口气，伸手就要去拿话筒，我一把拉住了他，摇了摇头。大刘跟我说过，千万别接。你爷爷看了看我，还是把我的手拨开了，他说“我倒要听听，是什么东西，在这装神弄鬼的。”
他伸手，把话筒拿了起来，贴在了耳朵上。
我坐在炕沿上，死死的盯着他，看着他的脸，一点点的变白，眉头一点点的皱了起来，握着话筒的手，指节都捏得发白了。他没说话，就那么听着，过了大概半分钟，他的脸已经白得像纸一样了，猛的一下，就把话筒扣回了机子上，力气大得，差点把电话机从桌子上震下来。
我赶紧问他，“怎么样？里面说什么了？”
你爷爷半天没说话，只是拿起桌子上的烟，点了一根，手都在抖，狠狠的吸了好几口，才跟我说，话筒里全是滋滋的电流声，还有个女人的喘气声，细细的，像在哭，又像在喘气，然后，那个女人说话了，不是问他见没见过她男人，是说“你是开拖拉机的，你跑的路多，你见过他吗？他赶大车，去林场拉木头，没回来。”
我当时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凉了。
你爷爷开拖拉机，这事，除了村里的人，外面没人知道。那个电话，是从哪打过来的？她怎么知道，你爷爷是开拖拉机的？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睁着眼睛，守了一夜，电话再也没响过。天一亮，我们就去找书记，把这事跟书记说了。书记听完，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过了好久，他才抬起头，跟我说，“去问问村里的老人，问问，以前有没有个赶大车的男人，去林场拉木头，没回来的，还有他媳妇。”
我当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事，肯定不是凭空来的，那个女人，一口一个找她男人，说她男人赶大车，去林场拉木头，没回来，这肯定是有来头的。我们村挨着林场，以前解放前，还有建国初期，村里的男人，很多都靠赶大车吃饭，给林场拉木头，从林场拉到公社，再拉到县里，一趟要走好几天，冬天山里雪大，路滑，经常出事，翻下山的，被暴雪埋了的，被狼掏了的，每年都有。
我当天就带着村里的几个妇女，挨家挨户的找村里的老人问，那些老人，都是解放前就住在村里的，什么事都知道。问了大半天，终于在村西头的老李家，问出了眉目。
老李头那时候已经快八十了，耳朵有点背，但是脑子清楚得很，听我们问起，以前有没有个赶大车的男人，去林场拉木头，没回来，还有他媳妇，老李头的脸，一下子就沉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才叹了口气，跟我们说了一段几十年前的往事。
那是解放前，伪满刚倒台的时候，兵荒马乱的，村里有个男人，是个赶大车的好手，赶的一挂四匹马的大车，车把式耍得好，十里八乡都有名。他媳妇，是邻村嫁过来的，手巧，会纳鞋底，会做衣服，人也贤惠，两口子感情特别好，结婚一年多，还没孩子。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林场的木头运不出来，林场的老板出高价，找人拉木头，从林场拉到县里，一趟给两块大洋。那男人看着价钱高，就接了活，跟媳妇说，拉完这一趟，就过年了，给她扯块花布，做件新棉袄。
他走的那天，天阴得厉害，眼看就要下暴雪，他媳妇拉着他的车辕，不让他走，说雪太大了，进山危险，等雪停了再去。那男人笑着说，没事，他赶了这么多年大车，什么路没走过，山里的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走，最多三天，就回来了。他拍了拍媳妇的手，把给她买的糖块塞在她手里，甩了个响鞭，赶着大车，就进了山。
结果，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头三天，他媳妇还在家等着，每天都去村口的大路口等着，从早上等到晚上，眼睛都望穿了，也没看见大车的影子。三天过去了，人没回来，五天过去了，还是没回来，七天过去了，暴雪下了整整七天，山里的路，全被雪封了，连林场的伐木队，都出不来了。
村里的人都说，他肯定是出事了，要么是翻了山，要么是被暴雪埋了，要么是被山里的狼掏了。那时候山里的狼多，冬天雪大，找不到吃的，经常成群结队的出来，别说人，连马都能给掏了。
可他媳妇不信，她说她男人答应她了，三天就回来，肯定会回来的。从那以后，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村口等着，怀里揣着给他纳的鞋底，还有热乎的煮鸡蛋，站在雪地里，等着他回来。一直等到半夜，村里的钟敲12下，她才肯回家。
村里人都可怜她，给她送吃的，劝她别等了，人肯定是没了，可她不听，就那么天天等，天天等，等着等着，人就疯了。
她不再回家了，整天就在村口站着，逢人就问，“你见过我男人吗？他赶大车，去林场拉木头了，你见过他吗？”不管认识不认识，她都拉着人家问，问完了，就站在雪地里，看着进山的路，嘴里不停的念叨，“他快回来了，他答应我了，过年给我扯花布，做新棉袄。”
那年冬天，是几十年不遇的冷冬，零下四十多度，吐口唾沫，落地就能冻成冰坨子。村里的人，都猫在家里，烧着炉子，不敢出门，可她就穿着一件薄棉袄，天天在村口站着，脚冻烂了，脸冻破了，也不回去。村里的人看她可怜，把她拉回村里，给她吃的，给她烧火取暖，可她趁人不注意，又跑回村口去了，就站在那，等着。
就这么过了快一个月，到了年根底下，腊月三十的晚上，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放鞭炮，热热闹闹的过年。她还是一个人，站在村口的雪地里，等着她男人。那天晚上，又下了一场暴雪，风刮得像鬼哭似的，村里人都在家过年，没人注意到她。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村里人开门放鞭炮，才发现，她在村口的老榆树下，冻死了。
人已经冻硬了，靠在老榆树上，眼睛还睁着，看着进山的路，手里紧紧的攥着两样东西，一样是纳了一半的鞋底，另一样，是一封写了一半的信，是写给她男人的，字歪歪扭扭的，上面写着，“当家的，你快回来吧，我等你回家过年。”
她死的那天，正好是半夜12点，村里的钟，敲完12下，她咽的气。
老李头说到这，叹了口气，又跟我们说，后来，村里通电话，立电线杆，村口的第一根电线杆，正好就立在当年她冻死的那棵老榆树旁边，那根电线杆，就是整个村里电话线路的起点，从这根杆子开始，电话线一直通到大队部，通到公社，通到县里。
我听完老李头的话，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后背一阵阵的发冷。
原来是这样。
几十年前，她每天半夜12点，才从村口回家，死的那天，也是半夜12点，在村口的电线杆下面。几十年后，村里通了电话，线路从她死的地方走，她每天晚上12点，准时打电话过来，找她的男人。
她等了她男人一辈子，死了，还在等。还在找。
我把这事，原原本本的跟书记说了，书记听完，沉默了好久，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最后，他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说“这事，别往外传了，免得村里的人害怕。她就是想找她男人，等了几十年了，可怜人。”
从那以后，大队部的电话，还是每天晚上12点，准时响。村里的干部，轮着班去值班，大家都习惯了，到了12点，电话响了，没人去接，就让它响，响个十几声，它自己就停了，接下来的一夜，都安安静静的，再也不会响。
大家都觉得，她就是想打个电话，找她男人，没人接，她也就挂了，不会怎么样。
可我们都想错了。这事，远远没结束，真正吓人的，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村里有户人家，男人在县里的煤矿上班，是正式工，每个月都能挣工资，在村里算是条件最好的人家了。那男人经常要下井，怕家里有急事联系不上，就花了大价钱，托了关系，在自己家里安了一台拨号电话机，是整个村里，除了大队部之外，唯一的一台私人电话。那时候安个私人电话，可不是小事，要公社批，县里批，还要拉线，花的钱，够盖半间房子了，全村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都说他家有本事。
电话安上的头一个月，好好的，男人从煤矿往家里打电话，一打就通，方便得很，那户人家的女人，天天都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家里安了电话，男人在外面上班，放心。
结果，就在安上电话的第二个月，出事了。
那天晚上，女人在家，哄着孩子睡了，自己坐在炕沿上，缝衣服，快到12点的时候，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女人吓了一跳，心说这么晚了，谁打电话啊？难道是男人在煤矿出事了？她赶紧跑过去，拿起了话筒，贴在耳朵上，喂了一声。
然后，她就僵住了。
话筒里，没有她男人的声音，只有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跟大队部电话里的一模一样。电流声里，那个细细的，冷冷的女人声音，传了出来，还是那句话：“找我男人。”
女人当时吓得魂都飞了，手里的话筒“啪”的一声就掉在了地上，她连滚带爬的跑到炕边，一把抱起睡着的孩子，用被子裹住，浑身抖得像筛糠。那电话，还在响，一声接着一声，闷闷的，在空荡的屋子里，响得格外吓人。
她抱着孩子，不敢在家待了，连鞋都没穿好，拉开门就跑了出去，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抱着孩子，跑到了隔壁邻居家，拍开邻居家的门，一进门就瘫在了地上，脸白得像纸，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邻居家赶紧给她灌了姜汤，她缓过来，哆哆嗦嗦的把晚上的事说了。邻居一听，脸都吓白了，都知道大队部电话的事，没想到，现在竟然打到私人家里来了。
第二天一早，这事就在村里炸开了锅。那户人家的男人，也从煤矿回来了，听说了这事，气得不行，说肯定是有人搞鬼，故意吓唬他媳妇。他当天就找了公社的电话员，过来查线路，电话员查了整整一天，说线路没问题，机子也没问题，没有串线，没有被人搭线，一切都正常。
那男人不信邪，说就算是有鬼，还能隔着电话线过来？当天晚上，他就在家里守着，还叫了两个本家的兄弟，都带着家伙，三个人在家里守着，灯开得亮亮的。他还特意，在快到12点的时候，把电话线从墙上的插孔里拔了下来，扔在了桌子上，心说我把线拔了，看你还怎么响。
墙上的挂钟，时针刚指到12，那台拔了电话线的电话机，突然就响了。
三个人，眼睁睁的看着那台电话机，放在桌子上，电话线拔下来，扔在一边，机子却在嗡嗡的响，铃声还是那个闷闷的，嗡里嗡气的，一声接着一声，像个催命符似的。
那两个本家的兄弟，脸一下子就白了，转身就要跑。那男人到底是在煤矿下井的，胆子大，硬着头皮，走过去，伸手把话筒拿了起来，贴在耳朵上。
他听见，那个细细的女人声音，在电流声里，一字一句的说：“你在煤矿上班，见过他吗？他赶大车，去林场拉木头，没回来。”
男人当时浑身的血都凉了，他在县里的煤矿上班，这事，除了村里的人，外面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打电话的，怎么会知道？他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直到话筒里的声音消失了，他才慢慢的把话筒扣了回去。
从那天晚上之后，那户人家，就把电话拆了，机子也扔了，说什么都不用了。就算是这样，那女人说，每天晚上12点，她还是能听见，屋子里有电话铃声，细细的，嗡嗡的，像从墙里传出来的，有时候在炕梢，有时候在灶房，有时候在窗台上，听得清清楚楚的，可找遍了整个屋子，什么都没有。
那户人家，实在是住不下去了，没过多久，就全家搬走了，去了县里，再也没回过村里。
这事一出，村里彻底炸了锅。大家都怕了，说这东西，不光在大队部，现在顺着电话线，往村里各家各户钻了。谁家要是安了电话，12点准响，就算不安电话，也能听见电话铃声。
从那以后，村里再也没人敢提安电话的事了。供销社的电话，本来是安了一台，方便进货出货联系，结果自从这事出了之后，供销社的电话，每天晚上12点也准时响，接起来，就是那个女人的声音，问找她男人。供销社的主任，吓得直接把电话线剪了，机子锁进了柜子里，说什么都不用了。
可就算是剪了电话线，锁进了柜子里，每天晚上12点，柜子里还是会传出电话铃声，闷闷的，嗡嗡的，隔着柜子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供销社的两个售货员，晚上不敢在那值班，都跑回了家，供销社晚上再也没人敢待了。
那时候，整个村里，到处都人心惶惶的。天一黑，家家户户都锁上屋门，插上顶门杠，早早的就吹了灯，躺在炕上，大气都不敢喘，就怕听见那电话铃声。可就算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晚上能听见电话铃声，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墙根下，有的在窗户外面，一声接着一声，一到12点，就准时响，响个十几声，就停了。
我那时候，作为妇女主任，每天都要挨家挨户的去安抚村民，跟大家说，别害怕，没什么事，可我自己心里，也怕得厉害。每天晚上，快到12点的时候，我就攥着你爷爷的手，浑身都紧张，就怕听见窗外有电话铃声。
有一天晚上，我和你爷爷，在家睡觉，炕烧得滚热，屋门用顶门杠抵得死死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的。快到12点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刚要睡着，突然就听见，我的耳边，响起了电话铃声。
细细的，嗡嗡的，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响得清清楚楚的。
我当时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冷汗瞬间就浸透了贴身的秋衣。屋里黑糊糊的，只有炕洞里的炭火，偶尔闪一下红光，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你爷爷在我旁边，睡得正香，打着呼噜。
我以为是我听错了，出现了幻觉，刚要松口气，那铃声，又响了。
还是在我的耳朵边上，嗡嗡的，一声接着一声，离得特别近，就像有个电话机，就放在我的枕头边上。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黑乎乎的屋顶，浑身都僵了。
然后，铃声停了。我听见，那个细细的，冷冷的女人声音，就在我的耳朵边上，贴着我的耳朵，轻轻的说：“你是妇女主任，你管着全村的人，你帮我找找他，好不好？”
那声音里，带着哭腔，带着委屈，带着几十年的等待和绝望，凉气顺着我的耳朵，钻进我的脑子里，钻进我的骨头缝里，我当时浑身都冻僵了，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连喊都喊不出来，只能死死的咬着牙，浑身抖个不停。
就在这时候，你爷爷醒了，他听见我抖得厉害，炕席都哗哗的响，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打开了灯，问我“咋了？咋回事？”
灯一亮，屋里亮堂堂的，什么都没有，那个声音，也瞬间就消失了。我看着你爷爷，嘴一瘪，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扑进他怀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你爷爷抱着我，听我说完刚才的事，气得脸都红了，抄起炕边的顶门杠，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骂骂咧咧的，说什么“有本事出来！别躲在暗处吓唬人！”可转了半天，什么都没有，院子里只有厚厚的雪，安安静静的，连个脚印都没有。
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就病了，发着高烧，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嘴里不停的念叨，“别找我，我帮你找，我帮你找”。你爷爷急坏了，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打针，吃药，都不管用，高烧一直不退，烧了三天三夜，人都瘦脱了相。
村里的老人，都跟你爷爷说，这是被那东西缠上了，得想办法，让她走。可我们村里，没有会看事的人，也没人懂这些，大家只能干着急。你爷爷没办法，天天守在我床边，给我用酒擦身子降温，跟我说，别怕，有他在。
就在我烧得最厉害的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不，不是梦，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我的炕边，穿着一件蓝布棉袄，扎着两条辫子，脸白白的，瘦瘦的，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一个纳了一半的鞋底，站在那，看着我。
她没有害我，就站在那，看着我，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掉，落在地上，像一颗颗冰珠子。她跟我说，她不是想害人，她就是想找她男人，她等了他几十年了，她不知道他去哪了，她只知道，这个电话线，能通到很远的地方，能通到山里，能通到县里，她想通过电话，找到他。
她说，她男人答应她了，拉完这趟木头，就回来跟她过年，给她扯花布，做新棉袄，他不会骗她的，他肯定会回来的。
她说完，就慢慢的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烧，就退了。人也清醒了，能坐起来了，能吃东西了。
我好了之后，就去找书记，跟书记说了这事，也说了我那天晚上，听见的那个女人说的话。书记听完，沉默了好久，跟我说，“她就是个可怜人，等了男人一辈子，到死都没等到。咱们帮她找找吧，就算是找不到活的，也得把尸骨找回来，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也算圆了她的心愿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她不是想害人，她就是想找她的男人。几十年了，她就守着村口的那根电线杆，守着那根电话线，一遍一遍的打电话，找她的男人。
当天，书记就召集了大队的干部，还有村里的老人们，开了个会，商量这事。大家都同意，进山去找，就算是翻遍整个林场，也要把那个男人的尸骨找回来。
那时候，刚过完年，正月里，雪还没化，山里的雪，齐腰深，进去找人，特别危险。林场的伐木队，也刚开工，对山里的路熟。书记就去找了林场的场长，说了这事，场长也是个心善的，听了这事，也很唏嘘，答应帮我们一起找，还派了两个老伐木工人，给我们带路，那两个老工人，在山里待了一辈子，什么地方都去过，对山里的路，比自己家的炕头都熟。
找了个晴天，书记带着村里的十几个年轻后生，你爷爷也去了，背着枪，带着干粮和水，还有铁锹和镐头，跟着林场的两个老工人，进了山。
进山之前，老李头跟我们说，那个男人，当年是拉着木头，从林场往县里走，走的是南坡的那条老路，那条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冬天雪大，路滑，特别容易出事，让我们沿着那条路找。
他们就沿着那条老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雪太深了，走一步，陷进去半个人，走得特别慢。从早上走到晚上，一天也走不了几里地，晚上就在山里找个避风的山洞，笼起一堆火，啃点冻硬的干粮，就着雪吃，第二天一早，接着找。
就这么找了整整七天，带的干粮都快吃完了，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大家都有点泄气了，说都过去几十年了，就算是有尸骨，也早就被狼掏了，或者被雪埋了，根本找不到了。书记也有点犯愁，说再找一天，要是还找不到，就先回去，等天暖和了，雪化了，再来找。
就在第八天的早上，出事了。
他们沿着老路往前走，走到一个山坳里，那个山坳，背风，雪很深，旁边有个山洞，洞口被雪封了一大半，只露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林场的一个老工人，说进去歇歇脚，笼点火，烤烤干粮。大家就走了过去，用铁锹把洞口的雪铲开，走了进去。
山洞不大，不深，走进去几步，就到头了。大家刚要笼火，你爷爷突然喊了一声，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山洞的最里面，靠着墙，有一堆东西，被雪埋着，只露了一点头。大家赶紧走过去，用铁锹把雪铲开，铲着铲着，所有人都停住了，浑身都僵了。
雪下面，是一具尸骨，靠着墙坐着，身上的衣服，早就烂得不成样子了，只剩下一点碎布片，贴在骨头上。尸骨的旁边，放着一杆赶大车的鞭子，鞭子杆早就朽了，但是鞭子上的铁疙瘩，还亮闪闪的，旁边还有一个烟袋锅子，铜锅子，玉烟嘴，都好好的，还有一个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崭新的花布，红底带花的，还有一截红头绳，虽然放了几十年，布都有点糟了，但是还是能看出来，是新的，没动过。
还有一封信，封在一个油纸包里，油纸包破了，但是信纸还好好的，是那个男人写给他媳妇的，上面写着，“媳妇，等我拉完这趟木头，就回去跟你过年，给你扯了花布，买了红头绳，给你做新棉袄。”
就是他。
就是那个赶大车的男人，几十年前，进山拉木头，遇到了暴雪，迷了路，躲进了这个山洞里，结果暴雪把洞口封死了，他再也没出来，就冻死在了这个山洞里。他到死，都攥着给媳妇买的花布和红头绳，想着回去跟她过年。
大家看着那具尸骨，看着那封信，都沉默了，没人说话，几个年轻的后生，眼圈都红了。几十年了，他媳妇在村口等了他一辈子，疯了，死了，都在等他，可他，就在这个山洞里，躺了几十年，没能回去。
当天，他们就用带来的白布，把尸骨小心翼翼的包好，还有那杆鞭子，那个烟袋锅子，那块花布，那封信，都一起包好，背着，走出了山，回了村。
村里的人，听说找到了他的尸骨，都出来了，站在村口，看着那包白布，好多人都哭了。老李头看着那烟袋锅子，点了点头，说没错，就是他，当年他就用这个烟袋锅子，天天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抽烟。
书记找了村里最好的木匠，打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他的尸骨，还有他带回来的花布、红头绳、信，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又找人，把他媳妇的坟，从村外的荒地里迁了过来，两口子，合葬在了一起，就在村外的坟地里，立了个无字的石碑。
下葬的那天，村里的人，都去了，家家户户都给烧了纸，磕了头。我也去了，看着那两座合在一起的坟，心里堵得难受，眼泪止不住的掉。几十年的等待，几十年的寻找，两口子，终于在一起了。
下葬完的当天晚上，我们都以为，这事终于结束了，她终于找到她男人了，再也不会打电话来了。
那天晚上，书记还是不放心，自己去了大队部值班室值班。我和你爷爷，也在家，早早的锁了门，但是没吹灯，就坐在炕沿上，等着12点。
墙上的挂钟，时针慢慢的走到了12，分针“咔哒”一声，落在了12的刻度上。
我们家，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大队部那边，后来书记跟我们说，那天晚上，12点整，电话还是响了。
他接了起来，话筒里，没有电流声，没有喘气声，只有那个细细的女人声音，轻轻的说了一句：“谢谢你们。”
然后，就挂了。
从那以后，那台电话，再也没有在半夜12点响过。
村里的人，晚上再也听不见电话铃声了，供销社的柜子里，也再也没有声音传出来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村里的人，都松了口气，说她终于找到她男人了，两口子在一起了，安息了。
我们都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可谁都没想到，过了还不到一个月，那电话，又响了。
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打电话过来的，不是那个女人了。
那天晚上，是大队的会计值班，会计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辈子跟算盘打交道，胆子小，但是心细，那天晚上，他在值班室里，整理账本，快到12点的时候，他特意把电话的红布盖好，坐在炕边，等着。
挂钟刚敲完12下，那台电话，突然就响了。
会计当时脸就白了，浑身都抖了起来，但是他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把话筒拿了起来，贴在了耳朵上。
然后，他就听见，话筒里，传来一阵呼呼的风声，像冬天山里的大风，刮在耳边，还有马蹄声，大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咯吱声。风声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粗哑的，厚厚的，带着点喘，像赶了很远的路，累得不行。
他说：“我媳妇呢？你们把她弄哪去了？”
会计当时吓得魂都飞了，手里的话筒直接就掉在了桌子上，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那电话，响了十几声，就停了，值班室里，只剩下会计粗重的喘气声，还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会计连滚带爬的去找书记，把这事说了，书记听完，脸一下子就沉了，半天没说话。
我们都没想到，她找到他了，他却开始找她了。
他在那个山洞里，待了几十年，不知道他媳妇已经死了，不知道他媳妇等了他一辈子，最后冻死在了村口。他只知道，他醒过来，顺着电话线，往家里打，想找他媳妇，却找不到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12点，大队部的电话，又准时响了。
接起来，就是那个男人的声音，粗哑的，带着风声，问：“我媳妇呢？你们见过她吗？她扎着两条辫子，手里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她在等我回家。”
这次，不光是村里的电话响了，连公社的电话，县里的电话，甚至林场的电话，一到晚上12点，都准时响。接起来，都是那个男人的声音，问他媳妇在哪。
公社的总机，一到晚上12点，所有的线路，都被占了，所有的电话机，都在响，整个公社大院，一到12点，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吓得公社的干部们，晚上都不敢在单位待着，一到天黑，就锁门回家。
电话员查了无数次线路，换了无数次交换机，都没用，一到12点，所有的电话，都会准时响，那个男人的声音，顺着电话线，传遍了整个公社，整个县里，甚至林场的深山里。
有一次，我去公社开会，晚上住在公社的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每个房间，都有电话。那天晚上，快到12点的时候，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心一直跳，就怕电话响。
挂钟刚敲完12下，整个招待所的电话，同时响了。
一层楼，十几个房间，所有的电话，都在响，铃声此起彼伏，在安静的夜里，响得格外刺耳，吓得整个招待所的人，都喊了起来，灯全亮了，没人敢接电话。
我躺在被窝里，浑身都抖，听着隔壁房间的电话，一声接着一声的响，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知道，他在找他媳妇，他不知道，他媳妇已经死了，不知道他们已经合葬在一起了，他只知道，他要回家，找他媳妇。
第二天，我从公社回来，就去找书记，跟书记说了这事。书记也愁得不行，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说这可怎么办，总不能让他就这么一直找下去，一直打电话吧。
后来，还是老李头，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老李头说，他不知道他媳妇已经死了，也不知道他们已经合葬在一起了，你们得去坟前，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他媳妇在这等着他呢，他们已经在一起了，不用再找了，不用再打电话了。
我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当天下午，书记就带着我们，还有村里的几个老人，一起去了村外的坟地，到了他们两口子的合葬坟前。
我们给坟头添了新土，烧了纸，点了香，书记蹲在坟前，对着坟，一字一句的说，“大兄弟，我们找到你了，把你接回来了，你媳妇在这等了你几十年了，现在你们两口子，在一起了，不用再找了，也不用再打电话了，安心吧。”
我也蹲在坟前，跟他说，“大哥，你媳妇等了你一辈子，天天在村口等你，她没怪你，她就是想你，现在你们在一起了，别再分开了，安心吧。”
村里的老人们，也都跟着说，让他安心，别再找了，两口子好好的在一起。
我们在坟前，待了整整一下午，烧了很多纸，说了很多话，直到天快黑了，才回了村。
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家，等着12点。
挂钟的时针，指到了12，分针落了下去。
村里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大队部的电话，没响，公社的电话，没响，县里的电话，也没响。
从那以后，那个12点的电话，再也没有响过。
后来，村里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家家户户都安了电话，程控电话，一拨就通，方便得很，再也不是当年那台手摇的黑木头电话了。再后来，人人都有了手机，走到哪，都能打电话，再也不用守着固定的电话机，等电话了。
村里的老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知道这事的人，很多都不在了。但是村里的人，还是记得，当年那个12点的电话，记得那对苦命的夫妻。
现在，村口的那根老电线杆，早就换了新的，更高，更粗，上面拉着密密麻麻的电线，电话线，网线，通往村里的家家户户，通往外面的世界。但是村里的人，路过那根电线杆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放轻脚步，好像怕惊动了什么。
有时候，冬天的晚上，下着雪，村里的老人，会看见，那根电线杆下面，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牵着马，女的手里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站在那，看着村里，看着进山的路。等你走近了，他们就不见了，只剩下漫天的雪花，落在地上，安安静静的，连个脚印都没有。
有一年冬天，我和你爷爷，从公社回来，骑着自行车，路过村口，正好是半夜12点，雪下得很大，我们就看见，那根电线杆下面，站着两个人，男的穿着棉袄，戴着狗皮帽子，女的扎着两条辫子，手里拿着东西，站在那，安安静静的。你爷爷当时就停下了自行车，喊了一声，“大兄弟，大妹子，是你们吗？”
我们喊完，那两个人，就慢慢的不见了，只剩下雪，落在我们的脸上，凉丝丝的。地上干干净净的，一点脚印都没有。
从那以后，你爷爷再也不说不信这些事了，每次路过村口的那根电线杆，都会停下来，点一根烟，放在路边，说一句，“大兄弟，大妹子，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