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刚上小学，冬天黑得早，晚饭吃完，刷锅水泼在院子里冻成薄冰，爷爷坐在炕梢抽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暗，烟圈顺着房梁飘上去，混着煤油灯的油烟。奶奶把我揽在怀里，靠在铺着粗线褥子的炕墙上，指尖捻着纳了一半的鞋底，顶针在指节上磨得发亮，就着昏黄的灯光，跟我讲起了那件当年在屯子里传了半辈子，没人敢在黑夜里往外说的事。
这事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生产队还没散的时候。那时候屯子里的年轻人多了，到了成家的年纪，队里就开会商量，在屯子东头那片空地上，盖一排社员房，都是土坯墙草苫顶的房子，分给要成家的年轻社员，也算队里给的福利。消息传出来，全屯子的年轻人都红了眼，这里面最上心的，就是建国。
建国那年二十二，是生产队里最壮的劳力，一米八的个子，膀大腰圆，铲地割麦打头的，一天能挣十二个工分，是屯子里姑娘们眼里最好的人选。他跟邻村的桂兰处了对象，两家已经说好了，等房子盖起来，就办婚事。所以队里一说盖房，建国天天第一个到工地，最后一个走，恨不得吃住都在那片空地上。
那时候盖土坯房，全靠人工，没有半分机器的事，提前大半年就得备料。首先是脱坯，这是盖房最要紧的活，坯好不好，直接决定房子结不结实。脱坯得选粘性大的黄土，从河套边上挖回来，用二齿钩刨碎了，掺上铡成两寸长的麦秸，浇上水闷上三天三夜，等土泡透了，麦秸泡软了，再光着脚进去踩，踩得泥和麦秸完全融在一起，稠得能拉出丝来，才能用来脱坯。
脱坯的模子是木头做的，长方形，刷上水，把闷好的泥狠狠砸进去，四角用拳头捣实了，再用抹子把表面刮平，猛地把模子提起来，一块方方正正的土坯就成了。脱好的坯要在大太阳底下晒上整整一周，晒得干透了，敲起来当当响，跟石头似的，才能用来垒墙。建国为了自己的房子结实，自己脱了两千多块坯，每天天不亮就去河套挖泥，晚上月亮升起来才回家，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长，最后结成厚厚的茧子，他一点都不觉得苦，心里只想着，等房子盖起来，把桂兰娶进门，日子就有奔头了。
坯脱够了，就开始动工盖房。屯子里的壮劳力都来了，男的负责夯地基、垒墙、上梁，女的负责和泥、递坯、做饭，热热闹闹的，跟过节似的。地基是用从河里捞出来的卵石垫的，垫了半米多深，一层层用夯砸实了，才开始往上垒坯。垒坯的时候，一层土坯抹一层泥，泥里也掺了麦秸，粘得牢，风刮不进，雨渗不进，东北的土坯房就靠这个，冬暖夏凉，住上几十年都没问题。
建国分的那间房，在整排房子的最东头，靠山墙的位置，从地基开始，他就寸步不离。垒墙的时候，他亲自上手，每一块坯都摆得周周正正，每一层泥都抹得匀匀实实，墙垒到一人高的时候，要开始夯墙了。夯墙用的是木夯，碗口粗的木头，底下安着铁头，四个壮劳力一人抓一个把手，喊着号子，一起把夯举起来，再狠狠砸下去，把垒好的土墙砸得结结实实，密不透风。建国喊号子喊得最响，夯砸得最实，他总说，这是自己的家，自己住一辈子的地方，半点都不能糊弄。
就在垒墙和泥的时候，出了个小插曲。有个妇女和泥的时候，二齿钩刨下去，当啷一声，像是刨到了什么硬东西。她扒开泥一看，是几块白森森的碎骨头，最长的也就手指那么长。她拿着骨头喊了一声，问这是啥玩意。旁边的人凑过来看了看，都笑着说，这荒地上以前谁家没埋过死猪死狗的，肯定是畜生的骨头，有啥大惊小怪的。建国也走过来，拿起来看了看，随手就扔到了旁边的荒草里，说别让这玩意硌了坯模子，影响了墙的结实度。谁也没把这几块碎骨头当回事，扔了就忘了，继续和泥的和泥，垒墙的垒墙，没人知道，他们随手扔掉的，是一个女人沉了十几年的冤屈，更没人知道，这几块碎骨头，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把整个屯子拖进无边无际的恐惧里。
房子的墙垒起来了，接下来就是上梁。东北盖房子，上梁是最大的事，相当于房子的魂立住了。上梁要选吉日，头一天房主人要挨家挨户请客，告诉大家上梁的吉时。到了吉时，鞭炮一响，木匠爬上房脊，把红布系在中间的脊梁木上，然后往下扔糖果、馒头，底下的大人小孩抢着捡，越抢越热闹，寓意着往后的日子红红火火，人丁兴旺。建国上梁那天，把攒了大半年的钱都拿出来，买了鞭炮，买了糖果馒头，吉时一到，鞭炮炸得震天响，红布系在房梁上，风一吹，飘得老高。建国站在底下，看着房梁稳稳当当落了位，笑得嘴都合不拢，桂兰站在他旁边，脸红红的，低着头揪衣角，屯子里的人都围着起哄，说建国好福气，娶了这么俊的媳妇，住上了新房，以后日子肯定差不了。
谁也没想到，这人人羡慕的新房，会变成建国这辈子都逃不开的噩梦。
房子很快就完工了，三间土坯房，窗户上安了两块玻璃，亮堂堂的，屋里盘了南北大炕，灶台连着火炕，烧一把火，整个屋子都暖烘烘的。建国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先搬了进去，离结婚还有两个月，他要一点点把家置办起来，给桂兰一个像样的家。
搬进新房的头几天，什么事都没有，建国每天上工回来，就收拾屋子，糊窗户纸，刷墙，晚上就着煤油灯，给桂兰做木头箱子，心里全是盼头。一直到第七天晚上，怪事第一次发生了。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建国吃完晚饭，就着煤油灯糊窗户纸。东北的窗户是木格的，除了中间两块玻璃，四周都要糊上窗户纸，不然冬天的寒风能把人冻透。他蹲在窗台上，手里拿着浆糊，一点点往木格上抹，糊到一半，他下意识地抬了下头，往玻璃上看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让建国浑身的血瞬间就凉透了，手里的浆糊碗“哐当”一声掉在炕上，摔得粉碎。
玻璃外面，紧紧贴着一张人脸。
一张惨白惨白的脸，白得像刚从雪地里挖出来的，没有一点血色，也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鼻子，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深不见底，就那么直勾勾地，隔着一层玻璃，盯着屋里的他。那张脸平平整整地贴在玻璃上，像是没有骨头一样，整个脸都压扁了贴在上面，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好对着他的眼睛，距离他的脸，不到一尺远。
建国当时就僵住了，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头皮麻得像过电一样，嘴张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忘了。他就那么跟玻璃上的那张脸对视着，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像是有吸力一样，要把他的魂都吸进去。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猛地回过神来，嗷的一声喊，抄起旁边立着的顶门杠，转身就往门外冲。
他一把拉开房门，冲到院子里，举着顶门杠就往窗户那边扑过去，嘴里喊着“什么东西！出来！”。可到了窗户跟前，他一下子就愣住了，窗户外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墙根下的荒草一动不动，连个脚印都没有，更别说什么惨白的人脸了。
建国举着顶门杠，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前院后院都找遍了，连个鬼影都没看见。院子的大门是插着的，院墙有一人多高，要是有人，根本不可能跑这么快，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站在院子里，冷风一吹，才发现自己浑身的衣服都被冷汗浸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
他回到屋里，把煤油灯挑得亮了一点，又把房门顶死，靠在门上，心脏还在砰砰地跳，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盯着那块玻璃看了半天，玻璃上干干净净的，只有他自己的影子，刚才那张惨白的人脸，像是从来都没出现过一样。
建国安慰自己，肯定是白天上工太累了，晚上又熬了夜，眼睛看花了，出现了幻觉。他把碎碗收拾了，又喝了一瓢凉水，压了压惊，就吹了灯上炕睡觉了。可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张惨白的脸，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直勾勾地盯着他，一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是自己看花了眼，可他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那张惨白的人脸，会像跗骨之蛆一样，缠上他，出现在他能看见的每一个地方，无处不在，无处可逃。
从那天晚上之后，那张人脸就开始频繁地出现。
第二天早上，建国去屯子东头的井里挑水。那是屯子里唯一的一口老井，几十米深，井水清冽甘甜，全屯子的人都吃这口井里的水。他挑着水桶，走到井边，把水桶拴在井绳上，放下去，水桶沉到井水里，他低头看着水面，想把水桶灌满。
就在他低头的那一刻，井水里映出来的，不是他自己的脸，而是那张惨白的人脸。
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头发，没有眉毛，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从井水里往上看，直勾勾地盯着他。井水晃了晃，那张脸也跟着晃，却始终清清楚楚，白得刺眼，跟周围黑漆漆的井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建国吓得手一松，井绳直接从手里滑了出去，水桶咕咚一声，掉进了深井里。他往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井口。旁边来挑水的社员看见他这个样子，都过来问他怎么了，是不是掉井里东西了。建国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指着井口，说水里有东西。
几个人凑到井口，往下看了看，都说啥也没有啊，不就是你掉下去的水桶吗？建国壮着胆子，又凑过去，往井里看了一眼，这次井水里只有他自己的脸，还有沉在水里的水桶，那张惨白的人脸，又消失了。
大家都笑话他，说建国你是不是想媳妇想魔怔了，天天神神叨叨的，一个水桶都拿不住了。建国没法跟他们解释，他总不能说，他在井水里看见一张人脸了，说了他们也不会信，只会更笑话他。他只能咬着牙，找了钩子，把水桶捞了上来，挑着空桶回了家，水也没挑成。
从这之后，那张人脸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地方也越来越诡异，完全没有规律，不管他在干什么，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一抬头，一低头，就能看见那张惨白的脸，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永远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去地里上工，在苞米地里铲地，铲着铲着，一抬头，对面的苞米杆子上，就贴着那张人脸，苞米叶子晃了晃，人脸就没了；他晚上去院子里的茅房，刚蹲下去，一抬头，茅房的土墙上，那张人脸就嵌在墙里，跟墙皮融在一起，正对着他的脸；他在屋里做饭，往灶膛里添柴火，蹲在灶坑前，一抬头，灶膛的烟筒口，那张人脸正从里面往下看，灶火的光映在那张惨白的脸上，更显得阴森诡异，他吓得一把把柴火扔了，连滚带爬地从灶坑前跑开；他晚上睡觉，哪怕把煤油灯点一夜，把顶门杠顶在门上，也没用，睡到半夜，一睁眼，就能看见炕梢的土墙上，那张人脸正慢慢从墙里渗出来，一点点变得清晰，就像画在墙上一样，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就那么盯着他，他大喊一声，抄起东西砸过去，墙面上却什么都没有，只有土坯和墙泥，完好无损。
不到半个月，建国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以前他膀大腰圆，精神头十足，现在眼窝深陷，脸色蜡黄，眼里全是红血丝，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走路都打晃，上工的时候，经常干着干着活，就突然猛地回头，四处张望，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嘴里还念念有词。屯子里的人都觉得他不对劲，都说建国是中了邪了，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跟队长说了这事，队长根本不信，说他就是要结婚了，上火，心思重，出现了幻觉，让他回家歇两天，别胡思乱想。他跟屯子里的老人说，老人们都摇着头，让他找个会看事的给瞧瞧，可建国不信这些，他总觉得，自己看见的是真的，不是什么邪祟，他一定要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桂兰听说了这事，赶紧从邻村过来看他。一看见建国，桂兰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才半个月没见，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桂兰给他带了新做的布鞋，还有他爱吃的粘豆包，留在屋里，给他收拾屋子，做饭，陪着他，想让他缓过来。
桂兰来的第一天，就觉得这房子不对劲。
她坐在炕沿上纳鞋底，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像是有人在背后盯着她，她猛地回头，屋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门窗都关得好好的。可那种被盯着的感觉，一直都在，从后背，到后脖颈，凉得她汗毛都竖起来了。她问建国，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建国点了点头，脸色惨白，说他天天都这样，不管在哪，都觉得有人盯着他。
那天晚上，桂兰没走，留在了新房里。两个人躺在炕上，都没睡着，煤油灯点着，屋里亮堂堂的，桂兰靠在建国怀里，能感觉到建国浑身都在抖。一直到后半夜，桂兰实在熬不住了，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突然听见建国猛地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抖得更厉害了，手死死地攥着她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她的肉里了。
桂兰一下子就醒了，顺着建国的目光往对面的墙上看过去。
这一看，桂兰当场就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
对面的土墙上，就在离他们不到三尺远的地方，那张惨白的人脸，正清清楚楚地贴在墙上。白得像纸一样的脸，没有眉毛，没有头发，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对着他们，像是要从墙里钻出来一样。那张脸就像是长在墙里一样，跟土墙融在一起，墙皮的纹路，都印在那张惨白的脸上，看得一清二楚。
建国抱着晕过去的桂兰，吓得浑身都僵了，他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想跑，腿却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他就那么抱着桂兰，跟墙上的那张人脸对视着，不知道过了多久，窗外的天开始蒙蒙亮了，那张人脸，才一点点地变淡，慢慢消失在了墙里，像是从来都没出现过一样。
天彻底亮了的时候，桂兰才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她抱着建国，哭得浑身发抖，说什么都不在这屋里待了，拉着建国就要走。她跟建国说，这房子不对劲，太邪门了，这婚事先缓一缓，这房子，说什么都不能住了。
建国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桂兰，心里又疼又怕，他知道，桂兰也看见了，这不是他的幻觉，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张惨白的人脸，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他把桂兰送回了娘家，桂兰的父母知道了这事，脸色都变了，跟建国说，什么时候把房子的事弄明白，什么时候再谈结婚的事。
建国一个人回到了那间新房，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看着自己亲手盖起来的房子，心里的盼头，一点点变成了恐惧。他咬了咬牙，心里横下一条心，他不走，这房子是他亲手盖的，他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他一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从那天起，建国就留在了新房里，他不再躲着那张人脸，反而开始仔细观察，那张人脸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得最多，到底有什么规律。他发现，那张人脸出现得最频繁的地方，就是房子东头的那面山墙，十次有八次，都是在那面墙上出现的，还有就是靠近那面墙的炕梢，也是最容易看见人脸的地方。
而且，除了那张人脸，房子里的怪事，也越来越多了。
晚上，他明明把门窗都关好了，插得死死的，可第二天早上起来，房门和窗户，都是大开着的，屋里的东西，也被翻得乱七八糟，可他放在柜子里的钱和粮票，一分都没少；他晚上睡觉，总能听见墙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墙的另一面，一下一下地挠着土墙，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钻进耳朵里，他把耳朵贴在墙上听，那声音就立刻停了，墙里安安静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一离开，那挠墙的声音，就又响起来了；最邪门的是，这房子里，永远都透着一股阴冷，哪怕是三伏天，外面热得像蒸笼，屋里也凉飕飕的，尤其是靠近东墙的地方，更是冷得刺骨，墙角永远都结着一层白霜，用火烤都烤不化，烧得滚烫的火炕，炕梢靠近东墙的那一块，也永远是凉的，怎么烧都烧不热。
建国越来越确定，这房子的东墙里，肯定有问题。那张人脸，那些怪事，根源都在这面墙里。
这天下午，天阴得厉害，没过多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是东北夏天常见的雷阵雨，雨点像豆子一样砸下来，砸在房顶上噼里啪啦响，雷声轰隆隆的，震得窗户纸都嗡嗡响。建国坐在屋里，看着外面的大雨，心里正琢磨着东墙的事，突然听见“哗啦”一声，从东墙的方向传过来。
他赶紧走过去，一看，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东墙的墙皮，被大雨冲下来了一大块，雨水顺着墙流下来，把外面的泥层泡软了，冲掉了，露出了里面垒墙的土坯。而就在那露出来的土坯中间，赫然嵌着一截白森森的骨头，有胳膊那么粗，一头露在外面，一头埋在土坯和泥里，在昏暗的光线下，白得刺眼。
建国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就想起了盖房和泥的时候，挖出来的那几块碎骨头。他浑身的血都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猛地钻进了他的脑子里。
他转身冲到院子里，拿起靠在墙上的镐头，又抄了一把铁锹，回到屋里，站在东墙跟前，看着那截露出来的骨头，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他咬着牙，举起镐头，狠狠一下，就刨在了东墙上。
“哐当”一声，镐头砸进了土墙里，土坯和泥块哗哗地往下掉。建国像是疯了一样，一下又一下，狠狠地刨着这面他亲手垒起来的墙，镐头每砸下去一下，他的心就沉下去一分。
土坯一块块被刨开，泥块碎了一地，里面的东西，一点点露了出来。
先是碎骨头，一块又一块，白森森的，混在泥和麦秸里，从墙里掉出来；然后是一截肋骨，整根的，弯着，上面还沾着干硬的泥；再然后，是骨盆，是腿骨，一截一截的，完整的人骨，就那么被夯在了土墙里，混在土坯和泥中间，被封了十几年。
建国的手一直在抖，镐头都快握不住了，他喘着粗气，继续往下刨，一直刨到墙根，终于，一个完整的头骨，从泥里滚了出来，“咚”的一声，掉在了他的脚边。
建国低头看着那个头骨，浑身一软，手里的镐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往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胃里翻江倒海，张嘴就吐了起来，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
那个头骨的脸，就是他看了无数次的那张惨白人脸。
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对着他，跟他每次看见的那张脸，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别。他无数次在玻璃上、井水里、墙上、灶膛里看见的那张脸，就是这个头骨的样子，就是这个被封在墙里的女人的脸。
整面东墙，被他刨开了一大半，里面赫然埋着一具完整的女人的尸骨，是蜷缩着的，被硬生生夯在了土墙里，骨头和土坯、泥、麦秸融在了一起，不知道被封在这面墙里，多少年了。建国亲手垒起来的墙，亲手用夯砸实的土墙，竟然把一个女人的尸骨，封在了里面，让她连尸骨都不得安宁。
建国坐在地上，看着那具尸骨，看着那个头骨上黑洞洞的眼窝，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张人脸总是出现在这面墙上，为什么他总觉得被人盯着，为什么这房子里永远阴冷刺骨，为什么她无处不在，因为他亲手把她封在了这面墙里，把她困在了这个房子里，她出不去，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他看见她，让他知道，她在这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建国才缓过神来，他连滚带爬地跑出了房子，往生产队队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声音都劈了，全屯子的人都听见了他的喊声，都从家里出来，问他怎么了。建国指着自己的房子，话都说不连贯了，只知道喊“墙里有骨头！人骨头！”。
队长带着几个壮劳力，跟着建国回了房子，一进屋，看见刨开的土墙里那具完整的人骨，所有人都傻了，脸都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几个胆子小的，直接就跑出了屋子，不敢再看。队长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赶紧让人去公社报信，又让人把房子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去动里面的东西。
没过多久，公社的人就来了，还有派出所的民警，进了房子，仔细查看了那具尸骨，又把刨出来的骨头一块一块捡起来，拼在了一起，确认是一具完整的女性尸骨，死亡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
民警在屯子里挨家挨户地走访，查了好几天，终于，从屯子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嘴里，查到了线索，揭开了一个沉了十几年的秘密。
十几年前，屯子里来过一个逃荒的女人，是从关里逃过来的，无父无母，无依无靠，就一个人，二十岁左右的年纪，长得很清秀。那时候东北的屯子都厚道，看她可怜，就给她找了个闲置的破房子，让她住下了，她平时就帮着生产队里干点活，挣点工分，勉强糊口。屯子里的人都叫她“老闺女”，也没人知道她叫啥，从哪来。
这个女人在屯子里住了不到半年，就突然不见了。
那天早上，生产队上工，大家都没看见她，以为她生病了，就有人去她住的破房子里看，结果房子里空荡荡的，人没了，行李也没了，只留下了几件破衣服。屯子里的人都以为，她是又去别的地方逃荒了，毕竟那时候逃荒的人，到处走，居无定所，也是常事。大家念叨了几天，就把这事忘了，没人再提起，也没人去找过她，就像她从来没来过这个屯子一样。
而当年，她住的那个破房子，就在现在这排社员房的位置上，正好就是建国那间房的东墙所在的地方。
当年，屯子里有个老光棍，姓王，四十多岁，无儿无女，一个人过，脾气古怪，平时就爱喝酒，手脚也不干净，屯子里的人都不爱搭理他。当年那个逃荒的女人来了之后，这个老光棍就总盯着人家，天天往人家住的破房子跟前凑，屯子里的人都看在眼里，都骂他不是东西，劝他别打人家姑娘的主意，他嘴上答应着，背地里却还是贼心不死。
就在那个女人失踪之后不到半年，这个老光棍就突然得了怪病。一开始是浑身起烂疮，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烂疮越来越多，浑身的肉一点点烂掉，往外流着脓水，臭不可闻，屯子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开的药一点用都没有。没过多久，这个老光棍就死在了自己的破房子里，死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拳头，像是临死前看见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活活吓死的。他死了之后，屯子里的人凑了点钱，把他埋了，这事也就过去了，没人再提。
现在，墙里的尸骨被挖了出来，两件事凑在一起，真相一下子就明了了。
当年，这个老光棍看这个逃荒的女人无依无靠，起了歹心，那天晚上，闯进了女人的破房子里，欺负了她，又怕她喊人，怕她去队里告发，就狠心把她掐死了。那时候是冬天，天寒地冻的，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根本挖不动坑，没法埋尸体。他就把女人的尸体，藏在了破房子的菜窖里，一直藏到了开春。
开春之后，队里决定在这片空地上盖社员房，要拆了这片破房子，平整地基。老光棍知道了这事，心里慌了，他怕尸体被人发现，就趁着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女人的尸体从菜窖里拖了出来，偷偷搬到了地基里，埋在了最东头的位置，也就是后来建国那间房的东墙所在的地方。
他以为，把尸体埋在地基里，等房子盖起来，土墙一垒，就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了。可他没想到，地基垫了卵石，夯得实，垒墙的时候，土坯一层层垒上去，正好把尸体封在了土墙里。他更没想到，建国为了房子结实，夯墙的时候，把土墙砸得密不透风，把女人的尸骨，完完全全地封死在了里面，连一丝缝隙都没有。
而这个老光棍，害死了人之后，天天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没过多久就得了怪病，浑身烂掉，最后活活吓死了，也算是遭了报应。只是他到死都不知道，他害死的这个女人，被封在了土墙里，十几年不得安宁，更不知道，十几年后，这具尸骨，会被亲手夯墙的建国，刨了出来。
真相大白了，屯子里的人知道了这事，都唏嘘不已，都骂那个死了的老光棍，不是个东西，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也可怜那个逃荒的女人，无依无靠，死得这么惨，还被封在墙里十几年，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队里找了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用最好的木板，打了一口棺材，把女人的尸骨，一块一块地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棺材里，又在屯子西头的山脚下，找了个向阳的地方，挖了个深坑，把她好好安葬了。下葬那天，全屯子的人都去了，每家都拿了烧纸，给她烧了，磕了头，跟她说，让她安心走吧，别再惦记了，现在给她找了个好地方，入土为安了。
建国也去了，跪在坟前，磕了好几个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心里又愧疚又难受，虽然人不是他害的，可却是他亲手把她封在了墙里，让她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他总觉得，要是他没有亲手夯这面墙，要是他早点发现墙里的不对劲，她也不会受这么多苦。
安葬了女人之后，建国就把那间房子锁了，再也没进去住过。他搬到了生产队的仓库里，跟看仓库的老头一起住。屯子里的人都以为，尸骨安葬了，这事就过去了，那个女人也该安息了，不会再出现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事不仅没过去，反而变得更恐怖了。那张惨白的人脸，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从那间新房里，扩散到了整个屯子，无处不在，让整个屯子，都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恐惧里。
最先出事的，是屯子里的妇女主任。
那天晚上，妇女主任去屯子中间的磨房磨面。那时候屯子里的磨房，是队里的，里面有一盘大石磨，平时都是用毛驴拉着，磨苞米面、小麦面，全屯子的人，都来这里磨面。妇女主任白天要上工，没时间，就晚上吃完饭，背着苞米去了磨房。
磨房里就一盏煤油灯，挂在房梁上，昏黄的灯光晃来晃去，石磨转着，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在夜里显得格外响。妇女主任坐在磨盘旁边，往磨眼里添着苞米，添着添着，突然觉得不对劲，石磨转着，磨出来的面，不是白色的，而是带着一丝丝的红，像是掺了血一样。
她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停下了毛驴，走到磨盘跟前，低头往磨盘上看。
这一看，妇女主任当场就吓得魂都飞了，手里的簸箕“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苞米撒了一地。
磨盘的上扇和下扇中间，正贴着那张惨白的人脸。
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头发，没有眉毛，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往上看着她，石磨转着，那张脸也跟着磨盘转，磨盘的纹路，都印在了那张惨白的脸上，看得一清二楚。石磨轰隆隆地转着，那张脸就贴在磨盘上，一点点被磨着，却一点都没有破损，永远都清清楚楚，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死死地盯着她。
妇女主任尖叫一声，转身就往外跑，连背来的苞米都不要了，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家，一头扎进屋里，把门插死，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病了一场，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床。从那之后，她再也不敢晚上出门，更别说去磨房了，白天去磨房，都要拉着好几个人一起，不敢一个人进去。
从这之后，屯子里的人，开始接二连三地看见那张惨白的人脸。
看场院的老头，晚上在场院里看夜，拿着马灯，在场院里巡逻。场院里堆着生产队收回来的苞米、麦子，堆成了小山，还有十几个苞米囤子。老头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的苞米囤子上，白花花的一片。他举起马灯，往前一照，当场就吓得手里的马灯“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摔灭了。
整个苞米囤子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那张惨白的人脸。一张叠着一张，一层盖着一层，整个圆形的苞米囤子上，全都是那张脸，无数个黑洞洞的眼窝，都朝着他的方向，直勾勾地盯着他。整个场院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着苞米叶子的声音，那无数张惨白的脸，在黑暗里，白得刺眼，像是要从苞米囤子上飘下来一样。
老头活了七十多岁，什么事都见过，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都软了，坐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往场院外面跑，鞋都跑丢了一只。跑回屯子里，敲开了队长家的门，话都说不连贯了，只知道喊“满囤子都是脸！白脸！”。
队长带着几个壮劳力，拿着棍子，举着马灯，去了场院，可到了地方一看，苞米囤子好好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苞米叶子，在风里晃着。可老头说什么都不肯再在场院里看夜了，说什么都不进去，队长没办法，只能换了两个年轻的壮劳力去看夜，结果那两个年轻人，半夜也跑回了屯子，说他们也看见了，场院的墙上，树上，到处都是那张惨白的人脸，盯着他们，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待了。
从那之后，晚上再也没人敢去场院了，队里的场院，就那么荒着，连白天，都没人愿意靠近。
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了那张人脸。
有人晚上去河套挑水，河水里，密密麻麻的，全是那张惨白的人脸，河水流动，那些脸也跟着动，却始终清清楚楚；有人晚上起夜，刚睁开眼，就看见那张惨白的人脸，正贴在自己家的窗户纸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往屋里看，吓得他赶紧用被子蒙住头，一直到天亮才敢露头；有人在地里干活，中午歇晌，躺在地头的树下睡觉，一睁眼，就看见头顶的树干上，那张惨白的人脸正嵌在树皮里，往下看着他；就连屯子里的孩子，晚上都哭着不睡觉，跟父母说，窗户外面有个白脸阿姨，正看着他，大人过去看，什么都没有，可孩子还是哭，哭得撕心裂肺，怎么哄都哄不好。
那张惨白的人脸，像是无处不在一样，屯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影子。窗户上、门上、墙上、树上、水里、地里、磨房里、场院里，甚至是家里的水缸里，饭碗里，都能看见那张惨白的脸，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永远直勾勾地盯着你，不管你在哪，不管你在干什么，一抬头，一低头，就能看见它。
整个屯子，都被这张惨白的人脸，拖进了无边无际的恐惧里。
白天还好，人多，太阳亮堂堂的，那张脸出现得少，大家还能正常上工干活，可一到晚上，天一黑，整个屯子就彻底安静了，家家户户都早早地关上门，插上窗户，把煤油灯点一夜，没人敢出门，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屯子里的路上，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只有风吹着树叶的声音，阴森森的，让人头皮发麻。
家家户户晚上都不敢吹灯，可就算点着灯，也没用，那张脸还是会出现，在灯影里，在墙上，在窗户上，清清楚楚。屯子里的人，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晚上不敢睡觉，白天没精神，人人脸上都带着恐惧，眼窝深陷，跟当初的建国一模一样。大家见面，都不敢提那张脸，一提起来，就浑身发抖，脸色惨白。
我奶奶当年，正怀着我爸，也亲眼见过那张脸。
那时候，我爷爷是生产队里的会计，晚上经常要去队部算账，经常半夜才回来。那天晚上，我爷爷又去队部了，就我奶奶一个人在家，门关得死死的，窗户也插好了，煤油灯点着，她坐在炕上纳鞋底，等着我爷爷回来。
纳着纳着，她突然听见门上，传来“吱呀”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门缝里挤进来了。她抬头一看，浑身的汗毛瞬间就竖了起来，手里的针，一下子就扎进了手指里，血珠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她却一点都没感觉到疼。
房门的木板缝里，那张惨白的人脸，正一点点地从缝里往里挤。那张脸像是没有骨头一样，扁扁的，从窄窄的门缝里，一点点挤进来，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对着她的方向，直勾勾地盯着她。门缝很窄，可那张脸，就像一张纸一样，硬生生挤了进来，一点点往屋里伸，离她越来越近。
我奶奶当时吓得魂都快没了，赶紧用被子蒙住头，缩在炕角，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连大气都不敢喘，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别过来，别过来。她缩在被子里，能清楚地感觉到，屋里的温度，一点点降了下来，阴冷阴冷的，那种被盯着的感觉，越来越近，像是那张脸，已经凑到了被子跟前，正隔着被子，盯着她。
她就那么缩在被子里，一直到后半夜，听见我爷爷回来的声音，推门进来，喊她的名字，她才敢从被子里探出头来。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房门好好的，插得死死的，什么都没有，可我奶奶还是吓得大哭起来，抱着我爷爷，半天说不出话来。
从那之后，我爷爷再也不敢让我奶奶一个人在家了，晚上去哪都带着她，就算去队部算账，也把我奶奶带在身边。我奶奶说，那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吓人的东西，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冷。
我爷爷当年，也亲眼见过那张人脸。
我爷爷胆子大，不信邪，屯子里的人都说看见那张脸了，他一开始还不信，说大家都是看花眼了，自己吓自己。直到那天晚上，他从队部算账回来，已经后半夜了，月亮被云遮住了，天特别黑，他拿着手电筒，往家走。
走到屯子东头那排没人住的社员房跟前的时候，手电筒突然闪了几下，灭了。他拍了拍手电筒，正想重新弄亮，突然感觉到，周围的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阴冷阴冷的，像是掉进了冰窖里。
他抬起头，往前一看，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
那排社员房的墙上，从东头到西头，整整一排十几间房的墙上，密密麻麻地，全都是那张惨白的人脸。一张挨着一张，整面墙上，全都是，无数个黑洞洞的眼窝，都朝着他的方向，直勾勾地盯着他。白花花的一片，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刺眼，像是整面墙，都变成了那张惨白的脸。
我爷爷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恐怖的场面，当场就僵住了，手里的手电筒掉在了地上，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头皮麻得像是要炸开一样。他就那么站在那里，跟墙上那无数张脸对视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风一吹，月亮从云里露了出来，月光洒下来，墙上的那些人脸，才一点点地变淡，慢慢消失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墙，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
我爷爷这才缓过神来，捡起手电筒，转身就往家跑，一口气跑回了家，关上门，靠在门上，心脏还在砰砰地跳，半天都停不下来。从那之后，他再也不说大家是自己吓自己了，晚上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路过那排社员房，都绕着走，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整个屯子，都被这张无处不在的惨白人脸，折磨了快一个月。大家实在是没办法了，屯子里的老人都提议，找个会看事的来给看看，驱驱邪，可队长不同意，说那是封建迷信，不能搞。而且，就算找了会看事的，也没用，屯子里的人，已经试过了，邻村有个跳大神的，来了之后，刚进屯子，就疯了一样跑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进来，嘴里只喊着“太多了，到处都是，挡不住了”。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崩溃的时候，队长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发现，那张人脸，不管在哪出现，都离不开那排社员房附近，就算是在屯子西头出现，也是离那排房子越近，出现得越频繁，越清晰。而且，所有看见人脸的人，都是接触过那排社员房的，要么是当初盖房的时候，参与过脱坯、和泥、垒墙的，要么是去过那排房子里的，没有一个例外。
队长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把当初参与盖房的人，都叫到了队部，问他们，当初盖房和泥、脱坯的时候，是不是都在那片空地上挖的土，是不是都挖到过碎骨头。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点了点头，说当初盖房，土都是从那片空地上挖的，和泥脱坯，全都是用的那里的土，几乎每个人，都在泥里挖到过碎骨头，都以为是猪狗的骨头，随手就扔了，没人当回事。
队长一下子就明白了，脸色瞬间就白了。
那个老光棍，当年害死了那个女人之后，不止是把完整的尸体埋在了地基里，夯进了东墙里。他还把女人的尸骨，敲碎了，把碎骨头渣，全都撒在了那片空地上，混在了土里。后来盖房的时候，大家在这片空地上挖土、和泥、脱坯，那些碎骨头渣，就混在了泥里，被脱进了土坯里，垒进了整排房子的每一面墙里。
也就是说，这一整排十几间社员房，每一块土坯里，都混着那个女人的碎骨，每一面墙里，都有她的尸骨。她不只是被封在了建国那间房的东墙里，而是被封在了这一整排房子里，每一块土坯，都是她的囚笼，整个一排房子，都是她的坟墓。
大家只把建国墙里的完整尸骨安葬了，可那些混在土坯里的碎骨，还在，还被封在这一整排房子的墙里，散落在每一个角落。所以，她无处不在，整个屯子，到处都是她的气息，到处都能看见她的脸，因为她的尸骨，散在了这一整排房子里，散在了整个屯子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真相，让所有人都浑身发冷，从头凉到脚。
大家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张人脸无处不在，为什么不管在哪，都能看见她。因为她的尸骨，被拆成了无数块，混在了每一块土坯里，垒在了每一面墙里，整个一排房子，全都是她的尸骨，她被困在了这里，哪里都去不了。
队长看着大家，沉默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定。
拆房。
把这一整排十几间社员房，全都拆了，一块土坯一块土坯地拆，一块一块地敲碎，把里面所有的碎骨头，全都找出来，一点都不剩，全都捡出来，好好安葬，让她完完整整地下葬，入土为安。
这个决定一说出来，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一整排房子，是全屯子的人，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才盖起来的，每一块土坯，都是大家亲手脱的，每一面墙，都是大家亲手垒的，现在要全都拆了，谁心里都不好受。可一想到那张无处不在的惨白人脸，一想到这一个月来的恐惧和折磨，所有人都点了点头，同意拆房。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她安息，才能让整个屯子，恢复平静。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全屯子的人，都拿着镐头、铁锹、锤子，去了屯子东头的那排社员房。没有人说话，安安静静的，只有镐头砸在土墙上的声音，哐当哐当的，在屯子里回荡着。
大家先从建国那间房开始拆，一间一间地拆，把土墙推倒，把土坯一块一块地拆下来，然后，用锤子，把土坯一块一块地敲碎，每敲碎一块，就仔细地扒开里面的泥和麦秸，找里面的碎骨头。
这是一个漫长的，又让人恐惧的过程。
每敲碎一块土坯，几乎都能在里面找到细小的碎骨头。有的是针尖大的骨渣，有的是米粒大的碎骨，有的是小小的牙齿，有的是指甲盖大的骨片，混在泥和麦秸里，白森森的，看得人头皮发麻。全屯子的人，男女老少，都上手了，敲土坯的敲土坯，找骨头的找骨头，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和恐惧，没人说话，只有锤子敲碎土坯的声音，还有筛土的哗啦声。
大家把敲碎的土坯，用筛子一遍一遍地筛，把里面的土筛掉，把麦秸挑出来，哪怕是针尖大的一点骨渣，都要找出来，一点都不敢落下。
拆房的过程中，怪事还在不断地发生。
有人敲着敲着土坯，突然就尖叫起来，说那张惨白的人脸，正从土坯里渗出来，盯着他；有人筛着筛着土，突然就看见筛子里的土，变成了那张惨白的脸，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往上看着他；有人在拆墙的时候，突然听见墙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声，呜呜咽咽的，听得人浑身发冷，可仔细一听，又只有风声，什么都没有；还有人，敲着敲着土坯，突然就疯了一样，扔下锤子就跑，嘴里喊着“她在里面！她看着我呢！”，跑回家里，躲在被子里，再也不肯出来。
整个拆房的过程，持续了整整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全屯子的人，什么活都不干了，天天都在拆房、敲坯、找骨头，从天亮干到天黑，晚上就早早回家，关上门，不敢出门。那半个月里，那张惨白的人脸，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清晰，整个拆房的工地上，到处都能看见那张脸，墙上、地上、土坯上、筛子里，无处不在，可大家都咬着牙，忍着恐惧，继续干着，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把所有的骨头都找出来，好好安葬，这一切才能结束。
我奶奶说，那半个月，是屯子里最黑暗的半个月，天像是永远都亮不起来一样，阴沉沉的，整个屯子，都笼罩在一股阴冷的气息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可还是咬着牙，把该干的活干完了。
半个月后，一整排十几间房子，全都被拆得干干净净，推倒的土墙，全都被敲碎了，筛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土坯，也全都被敲碎了，筛了无数遍。大家把找出来的所有碎骨头，一点点地拼在一起，跟之前安葬的那具完整的尸骨，拼在了一起，终于，拼成了一具完整的女人的尸骨，一点都不少，连最小的骨渣，都找回来了。
队长又找人，重新打了一口更大的棺材，把拼完整的尸骨，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又在之前的坟旁边，挖了一个更深的坑，重新安葬了。下葬那天，全屯子的人都去了，不管男女老少，都跪在坟前，磕了头，烧了纸，安安静静的，没人说话，只有烧纸的哗啦声，还有女人的抽泣声。
大家都在心里跟她说，对不起，让她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现在把她的尸骨找全了，让她完完整整地下葬了，让她安心走吧，别再留在屯子里了，别再吓大家了。
安葬完之后，大家回了屯子，心里都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这一切，到底能不能结束，不知道那张惨白的人脸，还会不会出现。
可奇怪的是，从那天之后，那张人脸，真的就很少出现了。
先是拆房的工地上，再也看不见那张脸了，然后是场院、磨房、河套里，也都看不见了，再然后，是各家的窗户上、墙上，也都很少看见了。偶尔有人晚上起夜，会看见一闪而过的白影，可再也没有那张清清楚楚的惨白人脸了，也再也没有那种被死死盯着的感觉了。
屯子里的阴冷气息，一点点散了，屋里的墙角，再也不会结霜了，火炕也能烧热了，晚上也能听见狗叫了，孩子们也不哭了，敢出门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