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是慢慢来的。


    人从“忍着”到“忍不了”，中间隔着很多个日子。每个日子里都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小到你单独拿出来看，觉得不值一提。但它们一件一件叠起来。叠多了就塌了。


    托马索的那个临界点是在一月底。


    那天他照常去排队。排了大约四十分钟。轮到他的时候，发面包的人，一个行会雇来的跛脚老头把最后一块面包递给他前面那个女人。


    然后跛脚老头看了看空了的筐子。


    “没了。”


    托马索站在那里。


    他身后还有十几个人。


    “明天再来。”跛脚老头说。


    那十几个人站了一会儿。有的骂了两句。有的转身走了。有一个老太太站在那里不动，嘴唇在抖，没出声。


    托马索也走了。


    他走了大约三十步。然后他停下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


    他站在巷子中间。两边是灰色的墙。墙上有水渍。有裂缝。有不知道谁画的一个歪歪扭扭的十字。


    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他想的不是面包。


    他想的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简单。简单到他觉得自己以前应该想过，但好像一直没有真正停下来想。


    为什么是我们死。


    不是“为什么有人死”。瘟疫来了嘛，人当然会死。天主的惩罚嘛。大洪水嘛。先知预言过了嘛。


    而是为什么是“我们”。


    为什么南岸死的比北岸多。


    北岸有石灰。南岸没有。


    北岸有醋水。南岸没有。


    北岸有哨卡。南岸没有。


    北岸有告示。南岸没有。


    北岸有干净的水。南岸没有。


    北岸有仓库，里面堆着粮食。南岸有面包发放站，每天三百份发霉的黑面包。


    先知在阿维尼翁。先知的规矩在北岸。先知的恩典在北岸。


    南岸有什么？


    “行会关心你。”


    托马索站在巷子里。


    两边的墙把天空挤成一条缝。天是灰白色的。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他忽然觉得很累。


    从里面往外涌的累。


    他从十三岁开始干活。九年的染工。九年的碱水蒸汽。九年的靛蓝指甲。


    洛迪师傅死了。


    那个教他识字的神父死了。


    他弟弟在乡下。也不知道活着没有。上一封信是三个月前的。


    他妈早就不在了。


    他站在这条巷子里。两堵灰墙。一条缝的天。


    什么都没有了。


    ……


    他走到桥这头。站住。


    桥中间的哨卡。两个行会的卫兵。腰里别着长剑。


    他看着桥那边。


    北岸。


    灯柱。干净的街面。


    有一辆车从那边过去了。车上装着木桶。醋水吗？酒吗？他闻不到。太远了。


    他站了很久。


    一个卫兵注意到了他，朝他看了一眼。


    他没有过桥的打算。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


    他看着北岸。那些房子比南岸的高。比南岸的新。窗户上有玻璃。南岸的窗户糊的是油纸。


    他在那里站了也许一刻钟。


    然后他转身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他路过洛迪染坊。路过那块钉了木板的门。路过那间洛迪师傅死在里面的小屋。


    他没有停。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小广场。


    这个小广场他很熟。


    1345年的时候。先知过桥的那个月。南岸有过一次烛海游行。


    每人手里举着一根蜡烛。从小广场出发，沿着主路走到桥头。


    有人唱圣歌。唱得不齐。但歌声在窄巷子里回荡，听起来比北岸教堂里的唱诗班还好。


    那天晚上他觉得世界是好的。


    先知来了。先知在乎他们。先知赤着脚走过桥。先知的脚跟他们的脚踩在同一片泥地上。


    后来呢。


    先知走了。去了阿维尼翁。去了英格兰。去了德意志。


    先知走得越来越远。先知的名字越来越大。


    但先知的脚不再踩在南岸的泥地上了。


    托马索站在广场上。


    夜色已经下来了。


    南岸没有灯。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北岸的灯火透过来一点模糊的光。


    他站在那里，想着那些蜡烛。那些已经灭了三年的蜡烛。


    ……


    一开始是贝内代托带他去“谈事”的。


    贝内代托说圣弗雷迪亚诺区有几个人想聊聊。没什么大事。就聊聊。


    聊什么？


    聊面包的事。聊北岸的事。聊行会的事。


    托马索说行吧。


    地方在洛迪染坊后面的空地上。


    染坊停工之后，后面的空地长了杂草。原来放晾布架的地方空出来了，架子被人拆了当柴烧。


    那天晚上去了六个人。


    贝内代托。托马索。还有四个。


    一个是以前在卡萨染坊干过的老工人。叫什么不知道。大家叫都他“铜鼻子”，因为他的鼻尖被碱水烧过，颜色泛红，像铜。


    一个是搬运工。叫马尔科。壮实。沉默。大部分时间不说话。


    一个是络纱的女工。叫朱丽亚。三十多岁。瘦。手指关节肿大，长年络纱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个年纪大一些。五十多岁。以前在行会的仓库里当守夜的。叫老皮耶罗。


    六个人蹲在空地上。没有灯。月光照下来，把他们的脸照成一片一片的白。


    贝内代托先说了。他说面包站又要减量了。


    铜鼻子说，减什么减，本来就不够吃。


    朱丽亚说，她女儿三天没吃饱了。孩子才七岁。七岁的孩子饿三天是什么概念。


    老皮耶罗没说面包的事。他说了一件别的事。


    他说他前两天去北岸的仓库那边转了一圈，他以前在那个仓库看门，熟。


    他在仓库外面闻到了面粉的味道。


    新磨的。白面粉。


    “白面粉。”老皮耶罗说，“我闻得出来。”


    “仓库里有白面粉。我们吃的是什么？发了霉的黑面包。”


    空地上安静了一会儿。


    一只黑猫从杂草丛里窜了出来，跑了。


    然后贝内代托看着托马索。


    “你怎么想？”


    托马索蹲在那里，想了很久。


    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面包的。


    “你们知道先知过桥的时候穿的什么吗？”


    几个人看着他。


    “白袍。”他说，“没穿鞋”


    “从南岸走到北岸。”


    “从我们这边，走到他们那边。”


    “他那天是从我们这边出发的。”


    没有人接话。


    “他从我们这边出发，替我们过桥。替我们去北岸要公道。”


    托马索搓了一下地上的泥。


    “现在先知不在了。先知在阿维尼翁。先知走了。”


    “但先知说过。大洪水来的时候，方舟会接上天主的选民。”


    “选民是谁？”


    他看着那几个人。铜鼻子。马尔科。朱丽亚。老皮耶罗。贝内代托。


    “选民是我们。”


    “先知当年为什么没穿鞋过桥？因为他要替我们去北岸拿公道。他的脚跟我们的脚踩在同样的地方。他的脚也破了。他也疼了。”


    “他知道我们疼。”


    他说完了。


    空地上又安静了一会儿。


    铜鼻子搓了搓鼻子。


    “那他怎么把我们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