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只给了两天。
第二天一早，周建成把换装交接记录摊到监装人面前：“开箱以后，谁离过货？”
监装人先看老边，又看纸：“上车多少，下车多少，都是我盯的。你要问箱里的衣服，我没看。”
老边翻到铅封更换那页：“这道封重压过。”
“换装以后压的。当时谁接谁签，箱数没少。”监装人的手从签名栏上缩回去，“你让我认件数，我认。让我替箱里的衣服担保，这话我不敢说。”
“这么多人守着，总不能没人见过。”老边的脸沉下来。
监装人也恼了：“我替你认了，今天这批烂衣服就算我头上？”
老边没接上话。他把本子合了。监装人抱起帽子就走，门一关，风刮得铁皮屋发响。
老边没再叫人回来。他把铅封页夹进本子，转头报出已经开出的坏箱号。
箱号摆在桌上。老边念一个，周建成在内部清单上点一个，全落在补二至补六那页。
邱明山把碎绒棉服和补一里那件并在一起，只翻了一次里缝：“不是一个厂口。”
清单上，“补二至补六未逐件复验”一行还压着周建成的签名。
老边盯着那一行：“广州后补的。”
周建成没顺着他说。他问：“这单黄了，谁能接维克多？”
“你怀疑谁？”
“先算谁能吃到。”
老边站到炉边烤手，半天不肯转身：“前头把好货整车包圆的那个，倒是有货接手。我说了，你别拿出去害我。”
周建成问：“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就看见焦四跟维克多身边的翻译说了几句话。”老边转过身来，“隔得远，我一个字也没听见。你回头别跟人说，是我咬出了焦四。”
周建成在“焦四”后面画了个问号：“没听见谈什么，就不能说他碰过这批货。”
“那也别说是我把他咬出来的。”
“我去问高记，不拿你这句话作数。”
邮电局的长途等了半个多钟头。接通时，高老板的声音热得有些过头：“周老板，货到北边了吧？我就说这趟——”
“补二到补六，是谁送到你店里的？”
高老板的话停了停：“怎么到北边才问这个？那几箱跟大货一道交的，你们收货时可没说不行。”
“补一跟那五箱不是一个厂口。”
“北边又卸又搬，谁知道衣服坏在哪一段？你不能隔着几千里，把烂货都算回我门上。”
“高老板，我不是来赖账的。”周建成说，“一月十五，你那二百六十元照还。钱是钱，现在说这五箱。”
“你先把整车的事说清楚！”高老板的嗓门一下高了，“到底只坏了五箱，还是你那一车都砸了，想拿我垫这个窟窿？你说照还，谁知道回头又怎么算？”
“整车的账轮不到你背。我只找从你门里进来的五箱。”
“你凭什么说从我这儿进？”
“贴号在我自己的清单上，邱明山也认出了厂口。你今天不说，我只能照实告诉兴边：这五箱是高记交给我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焦四的人送来的。”高老板终于开口，“说跟前头是一批货，只是晚到，让我帮你把箱数补齐。”
周建成问：“你明知道我没让邱明山复验，为什么敢收？”
“他说事后给我一份好处。”高老板急着把话截住，“我想着就五箱，装一回糊涂也出不了事。现在我认，是我把这五箱接进来的。可多一箱我都不知道，你别把整车扣我头上。”
说完这些，他仍不放心：“还有，一月十五那二百六十元，你刚才说了照还。”
“说了照还。”
电话断了。
老边把烟盒背面那几行字看了一遍：“这下能把焦四写上去了。”
“写高记认了五箱。”周建成说，“你只见过焦四跟翻译搭话，别把这句凑进去。”
“你还替他留话？”
“不是替他。我把话说满了，兴边先问我凭什么。”
回到堆场，邱明山还守在补一箱旁边。他只问：“广州怎么说？”
“五箱是焦四的人送到高记的。高老板认了好处。”
邱明山低头把补一箱的衣服往里压了压，没骂人。
老边把门关上：“丑话还算不算？谁手里的货出岔子，谁担。北线不会替你抹这个窟窿。”
“算。”
“那我拿什么回兴边交代？”
周建成把补二至补六那页推给他：“箱号，高记说的话，再加上坏的退、缺的补。五箱是我找的，我也签了放行。”
老边没接纸：“电话里一句话，兴边认不认？”
“你在隔间里听见了，只递他认的那五箱。换装本也带上。你签了多少，就说多少；箱里的衣服别替谁认。”
“我带回去，先挨问的还是我。”
“你不带，第三天维克多先拿整车压价。到时候你那一段也一样挂着。”
老边把换装本压到箱号纸上：“退多少、价差谁出？”
“让兴边定。该落在我头上的，我不躲。”
老边又问：“焦四呢？”
“先记着。眼前先让维克多有货可验。”
老边把纸折好，收进棉衣内袋。
周建成也把欠条夹回账本：“二百六十照还。这五箱，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