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如游为朱常洛详细解释科举和士绅的关系,士绅能够在地方兼并土地、豢养奴仆,依靠的就是他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不管是优免也罢,还是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也罢,这些都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就是功名。
为什么南直隶的士绅在大明如此厉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南直隶在科举上的极大优势,苏松常镇加上应天府有一句极为狠的话,叫做:“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
也就是说,在江南人眼中,三鼎甲尤其是状元,一般是默认出身于此,不是才是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在嘉靖以后,传统的科举强省江西逐渐式微,之前有所谓翰林多吉水,满朝半江西。
但是现在则南直隶的主场,孙如游讲了一个轶事给朱常洛听,万历初年有个苏州人在京城做官。同僚想挫挫他的锐气,故意问:“苏州有什么土产?”
此人正色答道:“状元。”对方当场噎住。
这倒不是苏州府自夸,在科举上苏州府确实是极为厉害的,本朝到现在一共是八十科左右,苏州府出身的状元有九人,要是算是三鼎甲进士,但是数量就更加多了。
可见江南文风之盛,科举成绩优良,自然就导致官员,尤其是重臣多,而现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常事,一旦通过科举入仕,便能够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这点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之前,士绅家族的兴衰是很正常的,正如孙如游之前所讲的那样,科举制度使得家族垄断仕途的难度增加,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徐阶探花出身,心学大家,结果自己的儿子没有一个高中进士的。
李春芳状元出身,学问自然是没的说的,但是儿子们同样在科举上没有什么成绩,父亲高中,儿子科举艰难在本朝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现在,科举家族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使得士绅家族的力量变得十分之强大了。
孙如游对朱常洛说道:“陛下,嘉隆以来,世家专经,则贫寒学子上进之路难矣!如莆田之《书》、常熟之《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着称天下者,《易》则苏州而已。”
由于时间长了之后八股取士的缺点越来越暴露无遗,士绅家族为提高子弟中式的几率,都采取举家专研一经的办法,到了后来,甚至以一地专研一经,形成强大的科举竞争力。
比如苏州府常熟县,就是诗经而闻名天下,在常熟,大量治《诗》的代表性科举家族纷纷出现。县前周氏,10名举人及以上功名者中,7人治《诗》经;五渠瞿氏,7名举人以上功名者,全以《诗经》中举;庙巷程氏,6人中5人以《诗》起家;山塘王氏、庙巷王氏、南门翁氏,合计15人全部治《诗》。
各个当地的士绅家族联合起来,专研一经,使得他们的子弟能够在科举上保持很强的竞争力,从而形成一个非常之强省的科举家族,这样的话,数代之内,就可以在当地形成一个豪绅家族,甚至连地方官府也不敢轻易得罪。
当然除此此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就是科场弊案频发。
孙如游对朱常洛说道:“陛下,如今科道法纪荡然,公道悉坏。势之所极,不能亟反。大抵今之科举,坏乱极矣。士子以侥幸为能,而司以文场为市,利在从利,势在从势,录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亲以及人之亲,遂至上下雷同,名义扫地。”
这点确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朱常洛在万历朝就见识过科场弊案,朝廷会试,都有人能够作弊,何况在地方的乡试呢?更是这些士绅家族们玩弄盘外招的重要地方。
尤其是东南,由于文风鼎盛,在官场之上关系密切,使得他们能够进行各种勾兑。
据孙如游所知,现在在南直隶一带出现了"举人牙行"这种特殊职业。这些牙行专门为富贵之家介绍关系,帮助他们打通考官关节,乡试中式就需要花费数千到一万余银元。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世袭举人"的怪象,某些家族通过长期经营,在科举考试中形成了垄断优势。他们不仅把持着考场,还控制着考试前的培训资源。这使得普通学子即便有真才实学,也难以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虽然朝廷也希望严厉整饬科场,保证朝廷抡才大典的严肃性,但是由于现在积弊极深,可以说是积重难返。科举考试中的权力渗透不仅体现在考试过程中,还延伸到了考前准备阶段。一些富贵之家开始囤积善本书籍,垄断重要的考试资料。他们甚至组建专门的抄写班子,垄断考试用书的流通渠道。这使得寒门学子在备考过程中就已经处于劣势。
各种作弊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孙如游对朱常洛说道:“陛下必欲整顿东南士绅,则必从科举起。正本清源,此其时也。”
在孙如游看来,要打击这些士绅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击他们对于功名的垄断,使得他们无法父子相继,垄断功名,只要没有权力的庇护,即便是拥有再多的田产,很快也会败落干净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仓王氏,也就是王世贞家族,原本也是科第名家,王忬家族属于琅琊王氏。王氏发达于王倬,曾任兵部侍郎,其子王忬亦任兵部侍郎、蓟辽总督。王忬有二子,王世贞,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曾经是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懋,官至南京太常寺卿。王世贞有子士骐,曾任吏部主事,可谓四代甲科。
但是至士骐之子庆常,则“习为侈汰,恣声色,先世业荡尽无余”。一旦没有科举功名的庇护,所谓祖荫根本不能庇护这些家族。
对于孙如游的这个建议,朱常洛也确实是深以为然的,打击这些士绅,必须要打到他们最痛的地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