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操作，她并不陌生。
陈恪初入仕途，为改革漕粮时，就曾巧妙地利用琉球的平价粮。
后来在上海开埠，更是将这种“以外补内”、“以商控政”的手法玩得炉火纯青。
如今，他不过是将舞台从一隅，扩大到了整个东南沿海。
“此计……可行。”常乐沉吟片刻，给出了肯定的判断。
她掌管商业帝国，对物流、成本、供需关系的理解远超常人。
陈恪描绘的图景虽有挑战，但以他目前掌控的海上力量、贸易主导权以及对南洋的政治影响力，确实有实现的可能。
这不再是空想，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务实方案。
“只是，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海外购粮、运输、仓储、分销，非有高效廉洁的衙门和雄厚的资本不可。市舶总署那边，徐渭忙得过来？银子又从何来？总不能再从海贸利润里硬挤，那笔钱你已大部分划给了新军。”
“所以，我需要你，乐儿。”陈恪走回来，重新握住她的手，目光恳切而凝重，“市舶总署负责官方层面的协议签订和关税管理。
但具体的采购、运输、仓储、乃至最终的市场投放，我要交给你，和你手下的人来做。
以商行的名义，以民间资本的形式介入。
总督府会给予特许，提供保护，甚至初期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作为引导。
但它的内核，必须是商业的，高效的，能够自我循环和盈利的。这件事，交给任何官员，我都无法完全放心，效率、贪腐、乃至背后的利益牵扯，都可能让好事变坏事。
唯有你。这是我们的命脉，必须握在自己手中。”
常乐迎着他的目光，没有丝毫退缩。
她明白了陈恪更深层的用意。
将如此关键的粮食供应体系，以“官督商办”或纯粹商业的形式交给她，意味着这支掌控着东南乃至更广大区域粮食调剂能力的庞大商业力量，将牢牢打上“靖海侯-常乐”的烙印。
它独立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传统的官僚系统和士绅经济之上，成为陈恪新政体系中，与“新军”、“市舶总署”、“东南军器局”并立的另一根支柱。
“我晓得了。”她反握住陈恪的手，用力捏了捏，一切尽在不言中。
接下这个担子，意味着她的商业网络将不再仅仅追求利润，更要承担起稳定一方的重任。
压力如山，但她心中涌起的，却是与爱人并肩开拓全新天地的豪情与踏实。
陈恪看着她清澈而坚定的眼眸，心中最后一丝不确定也消散了。
有她在，这盘棋最重要的“钱粮”后勤与商业枢纽，便有了最可靠的执棋者。
常乐又坐了片刻，与他敲定了几个人员调动和资金筹备的要点，见夜色已深，便起身准备去安置。
走到门口，她忽又回头，嫣然一笑：“说了半天，倒忘了问，你那些戏班里的‘头牌’，可真有特别出挑的？我也好提前有个准备。”
陈恪知她又在打趣，摇头失笑，挥挥手道：“快去歇着吧，明日还有的忙。那些‘头牌’，自有他们的戏要唱，你的戏，可比他们的大多了。”
常乐抿嘴一笑，转身离去，裙裾消失在廊柱之后。
书房内重归寂静。
陈恪没有立刻歇息，他缓步走回书案后，却没有坐下，只是负手立于灯下，望着跳跃的烛火，陷入了更深沉的思考。
方才对常乐，他阐述了计划的主体，解开了最关键的粮食死结。
但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隐患，他并未完全言明。
这个隐患，或许连常乐这般精明的商人，在初期也未必能立刻看清，或者说，在巨大的利益和变革冲动面前，会有意无意地忽略。
那便是：如此庞大的、涵盖手工业乃至重工业的工厂集群一旦建成，它们生产出的海量商品——棉布、丝绸、瓷器、铁器、工具乃至日后可能出现的更多工业制成品——将销往何处？
东南五省的百姓，即使因为工厂获得工作，收入增加，其消费能力在短期内也是有限的。
传统的农业社会，对许多工业品的需求并非无限。
当产能疯狂提升，而内部市场吸收不及，便会出现可怕的“商品滞销”。
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前期投入的巨大资本血本无归，整个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可能瞬间崩塌，引发的社会动荡，将比粮食短缺更加恐怖。
这个问题，陈恪早已深思熟虑。
他之所以没有对常乐和盘托出，并非不信任，而是因为他心中已有答案，一个只有他这样拥有超越时代视野之人才能清晰把握的答案。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墙上的海图，但这次，越过了南洋，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
答案在于海洋，在于这个刚刚被他用炮火重新划定秩序的巨大棋盘。
经过巴达维亚一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势力土崩瓦解。
大明水师的威严，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南洋岛主和西洋商人的心中。
尽管欧罗巴的本土国家依然强大，但在这万里之外的远东贸易圈，大明已经重新夺回了无可争议的主导权。
佛郎机、西班牙、乃至正在崛起的英吉利，以及那些失去靠山的荷兰残商，他们想要获得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必须遵守大明制定的规则，用真金白银，或者大明指定的货物来交换。
这是一个近乎垄断的卖方市场。
欧罗巴人对中国商品的渴求，历经多年不减反增。
以往，这种贸易受限于海禁、倭患、走私和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利润被严重分割和流失。
如今，陈恪掌握了东南五省的军政大权和贸易主导权，他完全可以将这些工厂的产品，通过整合优化后的市舶体系，规模化、标准化地推向海外。
用机器生产和组织效率带来的成本优势，冲击那些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的欧罗巴本土产业，换取巨额的贸易顺差——白银、黄金，以及橡胶、硫磺、硝石、优质木材、乃至新的技术图纸和人才。
这是对外的一环：用海外市场，消化初级工业化产生的庞大产能，攫取原始积累，并换取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战略物资。
另一方面，对内，大明本身就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一个拥有亿兆人口的庞大市场。
以往的困局在于，绝大多数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极端贫困，缺乏消费能力。
而他的工厂计划，如果成功，将逐步改变这一状况。
获得稳定工资的工人及其家庭，会开始产生对更多、更好生活用品的需求。
棉布不再仅仅是蔽体，可能追求更细的纱，更美的花色。
铁锅不再仅仅是煮饭，可能想要更轻便耐用的。
甚至，随着识字率的潜在提高，对纸张、书籍、简单文具的需求也会增长。
工厂生产出的商品，在满足海外需求的同时，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回流国内市场，改善百姓生活，进一步刺激内需。
而国内市场的活跃，又能支撑更多工厂的生存和发展，吸纳更多就业，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内部循环。
当然，陈恪清醒地知道，这种“内外双循环”的理想模型，必然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竞争、乃至危机。
海外市场会有饱和、会有贸易摩擦、会有新的竞争者出现；国内市场的发展更是缓慢而艰难，会受到传统经济模式、分配制度、乃至社会观念的顽固抵制。
他记忆中后世那种生产过剩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这个时空或许会以不同的形式上演。
但那都是非常遥远的后话了。
也许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陈恪相信，历史的车轮一旦被他用力推动，沿着工业化的轨道前行，期间产生的巨大动能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自然会催生出新的解决办法、新的制度调整、乃至新的社会形态。
那已不是他这一代人能够完全规划或掌控的。
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和权柄之内，打下最坚实的基础，推开那扇最关键的门，让新鲜的风吹进来，让改变的种子播撒下去。
眼下，这一步“以工厂瓦解土地经济”的棋，正是他所能找到的最有可能见效的武器。
士绅乡贤们紧紧握着地契，以为抓住了帝国的命脉，掌控了千万佃户的生杀予夺。
他们可以对抗清丈，可以抵制新政，可以用圣贤道理和宗族网络织成密不透风的罗网。
那么，陈恪就绕开他们的罗网，在旁边，用钢铁、蒸汽、资本和海外粮源，重新构建一套游戏规则。
当工厂的薪水和南洋的稻米，让佃户们发现离开土地不仅能活，或许还能活得更好时；当海贸的巨利不再仅仅流向少数特许商人，而是通过工业体系惠及更多参与生产的平民时；当整个东南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从田间地头，转向沿海的工坊、码头和交易所时……
那些被地主乡绅们视若珍宝、不容侵犯的土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控制力，便会如同阳光下的冰雪，悄然消融。
直到有一天，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坐拥的万顷良田，竟招不到足够的佃户耕种，产出的粮食在市场上也卖不出好价钱，因为海外有更便宜的选择。
他们赖以生存和骄横的根基，正在变得“一文不值”。
到了那时，就不是陈恪拿着刀逼他们改革，而是他们必须争先恐后地，抛弃旧日的荣耀与桎梏，想方设法跟上陈恪的脚步，爬上那艘已经驶向崭新时代的巨轮。
要么融入工业与商业的浪潮，要么就被这浪潮无情地抛在身后，成为新时代的废墟与尘埃。
这，才是陈恪“戏班之后”的真正杀招。
不是对抗，是超越；不是分割，是重构。
他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政令或利益分配，而是这个绵延数千年的农业帝国，最底层的逻辑。
窗外，传来隐约的梆子声，已是三更。
杭州城沉入梦乡，西湖的水波轻轻拍岸。
但陈恪知道，在这静谧之下，变革的齿轮已然开始转动。
戏班的锣鼓即将在乡野敲响，工厂的蓝图正在他胸中延展，南洋的粮船和欧罗巴的商帆，也将在不久的未来，沿着他设定的航线，穿梭往来。
他吹熄了蜡烛，走到窗前。
夜空无月，繁星璀璨，仿佛无数双沉默的眼睛，注视着人间这场波澜壮阔的变局。
而他，靖海侯陈恪，便是这变局的执棋者，也是这新时代，最初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