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下众将凛然受命，纷纷领命而去，节堂内很快只剩下王忬和几名贴身亲卫。
直到此时，王忬一直挺直的腰背，才几不可察地微微松了一线。
他脸上的肃穆渐渐褪去，换上了一层更深沉的疲惫。
这场表演，是做给朝廷看的，也是做给手下这些将领和可能无处不在的厂卫耳目看的。
他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忠勤”和“尽责”。
只有先把这场面做足、做漂亮，他接下来的安排，才有施展的空间。
他没有立刻离开节堂，而是又独自坐了片刻，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估摸着李魁、赵雄二人已点齐兵马、准备开拔，他才缓缓起身，对亲卫队长低声道：“去，请李参将、赵游击再来一趟，就说本督还有几句紧要话交代。注意，莫要声张。”
“是。”亲卫队长心领神会，悄然退下。
不多时，李魁和赵雄去而复返，脸上带着一丝疑惑。他们已换上出征的戎装，甲叶铿锵。
王忬挥退了所有闲杂人等，只留下他们三人在堂内，并且让亲卫守在外面，不准任何人靠近。
节堂内门窗紧闭，光线有些昏暗。
王忬没有坐在主位，而是走到他们面前，目光在两位心腹爱将脸上缓缓扫过，沉默了片刻，才用一种与方才在堂上截然不同的、低沉而缓慢的语调开口：
“此番驰援天津，非同小可。逆贼水师乃陈恪麾下百战精锐，船坚炮利，俞家父子更是当世名将，绝非易与之辈。天津卫城虽坚，但久不经战事，守军战力如何，犹未可知。”
李魁和赵雄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
督帅这话，听着像是在分析敌情，但语气……似乎别有深意。
王忬继续缓缓道：“你二人此去，首要之务，是协助天津守军，稳固防务，提振士气。如何用兵，临阵机变，你们皆为宿将，本督不多赘言。唯有一句，需切记于心——”
他顿住，目光变得极其深邃，一字一句道：“若事不可为，当以保存我蓟镇儿郎的实力为先，莫要……平白送了大好军中儿郎的性命。”
这话如同一声闷雷，在李魁和赵雄心中炸响。
两人身躯同时一震，猛地抬头看向王忬。
“事不可为”？“保存实力为先”？“莫要平白送命”？
这寥寥数语，听起来像是主帅体恤部下、不忍士卒无谓牺牲的寻常叮嘱。
但在此时此刻，由刚刚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义正辞严要求他们“务必阻敌”、“歼于滩头”的蓟辽总督王忬口中，以如此隐秘的方式说出来。
其含义之丰富足以让任何稍有政治头脑的将领头皮发麻，冷汗涔涔。
什么叫“事不可为”？这个界限在哪里？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若要真论保存实力，最好的办法岂不是拒不接敌，或者稍触即退？
但那样做，行吗？朝廷的军法、监军的眼睛、天下人的口舌，能容许他们“保存实力”到那种地步吗？
那不等同于阵前畏敌、纵敌深入，乃至是……通敌？
所以，督帅这“事不可为”的潜台词，就极有讲究了。
它不是明令你避战，而是给了你一个在复杂战局中自行判断、灵活处置的、极其模糊的授权。
关键在于，如何“甄别”这个“事不可为”的时刻。
是敌军势大，绝对无法力敌时？可敌军到底多“大”才算“势大”？
俞家水师再强，终究是跨海而来，兵力、补给有限，天津卫城高池深，加上他们援军，未必不能一战。
这理由不充分。
是天津守军溃散，独木难支时？这倒是个理由，但也要看溃散到什么程度。
若只是小挫，就以此为由撤退，难免遭人诟病。
是战事惨烈，己方伤亡达到某个难以承受的程度时？
这个“难以承受”又该如何界定？打仗就是要死人的，只要最终能守住天津，伤亡再大，在朝廷看来也可能是值得的，甚至是“忠勇”的体现。
李魁和赵雄都不是王忬这种在官场修炼成精的老狐狸，但能做到参将、游击，统领数千精锐，自然也不是蠢人。
他们跟随王忬多年，深知这位老帅的为人处事风格——谨慎到近乎苛刻，从不把话说满，更不会留下任何可能授人以柄的明确指令。
他此刻这番机锋暗藏的话，绝非无的放矢。
两人迅速开动脑筋，揣摩着王忬的真意。
督帅快退休了，他不需要一场惨胜来增添功绩，更不需要一场可能导致他嫡系精锐损失殆尽、甚至把他卷入战败罪责的苦战。
但他也不能公开表现出畏战、避战，因为那会毁了他一世“忠勤谨慎”的清名，更可能被政敌抓住把柄，在如此敏感的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督帅的真正意图，恐怕是：仗，要打；样子，要做足；但拼命，没必要。
要在“尽力作战”的表象下，巧妙地控制战斗的强度和节奏，既要让朝廷看到蓟镇援军“奋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忠诚，又要避免与俞家水师死磕，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
如果战局确实不利，或者预料到死守会付出惨重代价，那么就要“审时度势”，在“事不可为”时，做出“保存实力”的“明智”选择。
这个选择，在外人看来，或许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或友军溃败、或战术需要等“正当理由”下的“不得已”后撤，而非畏敌怯战。
简而言之，就是既要表演忠诚，又要避免真的流太多血，尤其是流自己人的血。
在朝廷和陈恪之间，督帅不想把宝全押在任何一边，他要留有余地。
想到这里，李魁和赵雄背后都沁出了一层细汗。
这差事，比真刀真枪和俞大猷拼命，也轻松不了多少。
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掌握，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王忬将两人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知道他们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至少明白了大意。
他不再多言，只是又深深看了他们一眼，那眼神中有关切，有托付，更有一丝沉重的无奈。
“去吧。一路小心。天津之事……你们，见机行事。”王忬最后摆了摆手，语气恢复了平淡，仿佛只是寻常的出征叮嘱。
“末将……明白！”李魁和赵雄深吸一口气，郑重抱拳，不再多问，转身大步离去。
他们知道，督帅把最艰难的判断，交给了他们。
望着两人消失在门外的背影，王忬缓缓走回座位，颓然坐下。
书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寂静得能听到自己有些沉重的心跳。
他何尝想如此？他何尝愿意在垂暮之年，还要行此等首鼠两端之事？
只是，时势逼人，由不得他不做最坏的打算，下最险的棋。
他快退休了，高官厚禄，勋爵荣耀，于他而言已到顶点，再难更进一步。
朝廷的褒奖、叙功，对他来说，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他更需要的是平安落地，是家族绵延。
如果此番他全力阻敌，协助天津守军，甚至重创俞家水师，对朝廷自然是大功一件，张居正和太后可能会不吝赏赐，甚至在他致仕时给予极尽哀荣。
但这功劳，真的值得吗？
为了这份功劳，他要赌上自己经营多年的蓟镇精锐，要与陈恪、俞大猷这等人物结下死仇。
万一，他是说万一，这场席卷天下的“靖难”之战，最后的赢家是陈恪呢？
这个念头，让王忬不寒而栗。
他不是凭空臆想。
他见识过陈恪用兵，那是在通州。
陈恪的排兵布阵，未必就比戚继光、俞大猷更加精妙绝伦，但那个人身上有一种特质，让王忬印象深刻，乃至心生忌惮——言必行，行必果。
陈恪决定要做的事，似乎就没有做不成的。
他敢以文官之身练新军、开海疆、平南洋；敢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功高震主、该急流勇退时，反而更进一步，将东南五省经营得铁桶一般；如今，更敢在天下人都以为他只能坐困东南时，悍然打出“靖难”旗号，水陆并进，直指京畿！
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却总能赢在最关键的那个节点上。
他的眼光、他的魄力、他整合资源的能力、他麾下军队的战斗力，还有那份近乎偏执的、一定要达成目标的可怕意志……这些都让王忬觉得，陈恪成功的可能性，绝非零。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王忬内心隐晦地觉得，陈恪所代表的那个充满活力、开拓进取的东南，或许比眼下这个被权谋、党争和僵硬礼法束缚的朝廷，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未来。
当然，这话他打死也不会对任何人说。
正因为有此考量，王忬才绝不能把路走绝。
如果他今天为了向朝廷表忠心，下令李魁、赵雄死战不退，哪怕只是象征性地“力战而溃”，只要造成了双方士卒的大量死伤，就等于在陈恪那边挂上了号。
将来若陈恪真的赢了，清算“冥顽不灵、助纣为虐”的前朝顽固派时，他王忬和蓟镇系将领，能逃得掉？
陈恪或许会念在当年通州合作的香火情分上，对他有所宽宥，但若手上沾了东南将士的血的将领们，那就难说了。
反之，如果他今天暗通款曲，直接放俞家水师登陆，那更是自寻死路。
且不说朝廷的耳目和军法，就是他自己心里那关也过不去，那等于彻底背叛了他服务一生的朝廷和心中的道统，非但他自己无法接受，家族也将永远背负叛贼的骂名。
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这条看似中庸、实则凶险的钢丝——明面上，尽忠职守，调兵遣将，驰援天津，做足姿态，让朝廷，让张居正，让天下人都看到，他王忬在关键时刻是靠得住的封疆大吏，没有因为可能的政治风险而退缩。
暗地里，则授意心腹，控制战事强度，避免与敌死拼，在“适当”的时候，以“合理”的理由，保存主力。
这样一来，朝廷方面，他有了“驰援”、“力战”的功劳苦劳，虽然可能“力有不逮”，但态度无可指摘。
而在陈恪那边，他则无形中“行了个方便”，没有拼命阻挡，让俞家水师的登陆行动少了最大的陆上阻力，这份人情，陈恪将来若成功，必须得认。
这就叫两头下注，左右逢源。
虽然刀尖跳舞，但已是王忬能想到的，在如此绝境中，唯一可行的策略。
老狐狸……
王忬在心底自嘲地笑了笑。
他一生谨慎，力求清白，临到老了，终究还是被卷入了这泼天的大祸之中，不得不使出了这最为世故圆滑的手段。
至于李魁和赵雄能否领会并执行好，就看他们的造化和机变了。
王忬相信他们的能力，也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剩下的，就看天意，看天津的战局，看陈恪和朝廷，到底谁能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