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
真有人能做到?她抱着这份纯粹的好奇心来,此刻得到了远超预期的答案。
而河濑直美呢?她看着银幕上那些残酷的、属于另一个民族记忆的片段,看着那些她熟悉又陌生的旧式 ** 和面孔,胃部微微抽搐。
空气里弥漫着影院特有的、略带凉意的气味,但她却觉得有些闷热。
她交叠的双腿换了个姿势,细微的布料摩擦声被她自己的心跳盖过。
这部电影想告诉她什么?又想让世界记住什么?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接受答案。
河濑直美记得那部电影在戛纳获奖时的情形。
评审团宣布结果后,总有不同国家的记者围上来,反复询问相似的问题——电影里那些荒唐又愚昧的形象是否真实,历史上那场战争是否确有其事,两国之间遗留的伤痕是否至今未能愈合。
每次听到这些问题,她都觉得耳根微微发烫。
在岛国的电影界,反对战争是常见的立场。
许多导演都曾通过镜头表达对战争的抗拒,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木下惠介、冈木喜八……这些名字背后都有反战题材的作品。
但反对战争并不等同于承认错误,更不意味着向受难的邻国致歉。
就像黑泽明,他厌恶战争,是因为亲身经历过那个压抑而混乱的年代,不愿再见到那样的景象。
然而他从未公开表示岛国应当为侵略行为承担责任,也未曾说过需要道歉。
将他描绘成对华夏或半岛抱有深切同情,实在有些牵强。
公开表态认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给亚洲各国带来伤痛、岛国必须深刻反思的电影人,似乎只有宫崎骏。
只有他曾在记者面前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
河濑直美了解岛国社会的普遍氛围——大多数民众并不认为当年的战争存在错误。
宫崎骏的勇气在演艺圈中显得格外突兀,其他人大都保持沉默,不敢直接指出战争的非正义性,更不敢提及道歉二字。
这次她原本不愿前来观看这部影片。
若是被记者撞见,难免又要面对令人窘迫的提问。
那部旧作曾在戛纳夺得大奖,至今仍被人频频提起。
如今这部新片带着“一镜到底”
的嘘头,万一再次获奖,那段历史势必又被推到舆论的中心。
但朱丽叶亲自邀请,加上她向来与戛纳电影节的理念相合,最终还是坐进了放映厅。
她计划等灯光暗下后悄悄入场,片尾字幕刚起便立即离席,避开所有采访。
电影开始了。
长镜头的确带来一种奇异的沉浸感,仿佛自己正站在主角身旁,亲眼看着他经历一切。
朱丽叶很快便投入剧情,忘记了技术上的噱头,完全沉浸在两位男主角的命运起伏中。
河濑直美起初也是如此。
直到影片进行约二十分钟,前排观众一声咳嗽将她惊醒。
她才发现自己早已忘了关注剪辑点,满脑子都是片中那些岛 ** 人的形象。
说实话,那些角色让她有些不舒服。
她轻轻蹙眉,随即告诉自己:电影终究是艺术加工,淞沪战役不同于后来的惨剧,实际历史并没有如此残酷。
默默完成这番自我劝解后,她重新将目光投向银幕。
咖啡杯沿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河濑直美站在影院走廊的阴影里,试图让心跳平复。
方才银幕上的画面仍在她眼底残留——不是血与火的直白铺陈,而是漫长、沉缓的移动视角,紧紧跟随着那两个异国青年的脚步。
她竟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的呼吸与他们同步,直至胸腔被一股陌生的愤懑填满。
那是对银幕另一侧、那些身着土黄色 ** 身影的强烈憎厌。
她猛地摇了摇头,像是要甩掉什么不洁之物。
自己怎么会对同胞产生那样的情绪?一丝惶恐爬上脊背。
她快步走向服务台,要了杯黑咖啡,滚烫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些许镇定的刺痛。
回到昏暗的影厅,她在角落重新坐下。
银幕的光映亮她半张脸。
她告诫自己,必须抽离,必须用审视的眼光去看。
影片已过大半,叙事如一条沉默的河,不见惊涛骇浪,却将人无声浸透。
没有刻意渲染 ** ,甚至避开了许多可能 ** 感官的场面,只是让镜头长久地、近乎固执地凝视着主角们的跋涉、喘息、瞬间的恐惧与持久的疲惫。
然而正是这种凝视,让人无处躲藏,被迫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一场突如其来的交火在废弃的街巷爆发。
枪声短促,身影在断壁残垣间闪动。
当一切平息,那个一路上话更多的年轻同伴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活下来的那个男人,只是跪在尘土里,手指深深抠进地面,肩背剧烈地起伏,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那种死寂的哀恸,比任何嚎哭都更具重量。
然后,他遇见了她们。
一个脸上沾着煤灰的女人,手里紧紧牵着一个瘦小的女孩。
她们从瓦砾后走出来,眼神里有警惕,也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坚韧。
没有过多的交谈,只是同行。
男人的脚步起初沉重踉跄,渐渐地,却越来越稳,越来越快。
他穿过焦土,越过荒芜的田埂,最终停在一棵孤零零的老树下。
远处,出现了另一群人的身影。
影厅里响起压抑的抽泣声。
河濑直美感到眼眶发热,她用力眨了眨眼。
灯光亮起时,身边的朱丽叶转过头,碧蓝的眼睛里满是困惑与探寻。”那些士兵,”
她轻声问,手指无意识地卷着发梢,“他们真的去过那里,做过那些事吗?”
问题悬在空气中。
河濑直美张了张嘴,惯常的否认或含糊其辞堵在喉咙里。
她想起刚才那两个小时里,自己心脏被无形之手攥紧的感觉,想起那份因代入而产生的、真实的愤怒。
她避开好友的目光,看向正在滚动的字幕,又转回来,迎上那双等待答案的眼睛。
“……是的。”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但清晰,“那是发生过的事。”
河濑直美走出放映厅时,天色已经暗了。
朱丽叶跟在她身侧,两人刚踏出建筑,就被守候多时的记者围住。
话筒伸过来,问题抛向她们关于那部影片的看法。
她停下脚步,沉默了片刻。
晚风带着海水的咸味拂过脸颊。”电影让我看到了历史的重量,”
她最终开口,声音不高,“作为来自那片岛屿的人,我感到沉重。”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需要正视过去的行为,思考它造成的伤痛,并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几天后,各类标题出现在报端和网络上。
有的写道:“《1937》震撼戛纳,李导演引领欧洲观众凝视历史伤痕”
;另一些则引用河濑的发言,强调反省与责任。
罗伯特·德尼罗通过媒体表示,这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反战作品,其力量令人难忘。
技术上的成就也被反复提及——那贯穿始终的长镜头,几乎找不到剪辑的痕迹,成为热议的焦点。
影片在电影节上引发的波澜,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关于那场遥远东方战争的细节,对不少欧洲观众而言是陌生的领域。
战后的处理与定性,与欧洲熟悉的叙事并不相同。
这种陌生感催生了好奇,进而演变成广泛的讨论。
网络上开始出现梳理那段历史的文字,许多人第一次了解到那些被岁月覆盖的细节。
关注度攀升,对制作团队自然是好事。
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媒体持续报道,大洋彼岸的华语媒体同样跟进。
不少报道语气肯定,预测奖项已无悬念。
面对这些,颜维明始终保持着谨慎的回应,只强调入围已是荣幸。
然而,遥远的故乡已传来庆贺的声音。
电话接连不断,都是提前道喜的友人。
其中一通来自韩三萍,他告知颜维明,若能捧回大奖,上映时的排片将得到充分保障,还会有计划内的集体观影安排。
颜维明听懂了韩三萍的暗示。
他没给出承诺,只是含糊应了过去。
《1937》首映后,电影节还剩七天。
这七天他行程紧凑。
除了例行看片,还得出席华人商会的酒会,以及法兰西大使馆的晚宴。
空气里总是飘着香水与红酒混合的气味,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却重复。
其他值得关注的影片逐渐浮出水面。
《生命之树》的镜头像流动的油画;《单车男孩》里有车轮碾过碎石的刺耳摩擦;《安纳托利的往事》带着旧照片般的昏黄质感;《艺术家》是黑白默片里的皮鞋踢踏声;《吾栖之肤》则弥漫着消毒水般的冰冷气息。
这些片子收获了不少议论,它们与《武侠》不同,是《1937》真正的对手。
颜维明注意到了,但没发表看法。
他知道评审的口味难以揣测,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他倒是平静,可剧组里几位年轻人坐不住了。
起初他们还说着“去学习观摩”
,后来干脆待在酒店里——心神不宁的时候,连屏幕上的光影都显得扎眼。
“等闭幕式吧。”
颜维明只说了这么一句。
……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七点。
夕阳迟迟不肯沉入海平面,固执地拖着一抹暗红,像不肯熄灭的余烬。
直到《1937》剧组全员走完红毯,那点光亮才终于被夜色吞没。
进场后,导演带着大鹏、小明哥一行人找到位置坐下。
这次他们没坐第一排——那是评审团的专区。
按照戛纳的惯例,参赛剧组通常聚在一起坐。
第四排,视野不算差。
刚坐下,身后就传来压低的女声。
“李导,您觉得咱们片子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