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组把四组样片锁进透明柜时，周野先给每组拍了标准色卡。上一次安装照片差点被偏黄的灯光误导，这次连照明型号、相机白平衡都写进记录。谁都不想费半夜工夫，最后争的是手机滤镜。


    陈大川守在柜边，眼看清洗剂组先变色，兴奋得想发消息说“破案”。梁师傅把他的手机按回口袋：“你盯的是边角，回收片中央也浅。像不像得看整张脸。”陈大川忍住了，干脆拿笔画出每组颜色变化的顺序。


    试验室外，救援队负责人在走廊等结论。他本以为会被训一顿，却先被周野问了擦拭时用的布、剂量和先后顺序。口述不够精确，队里便把随车摄像头原文件送来。那段略显琐碎的画面，成了重放地面流程最有用的证据。


    第二轮标识片试验一直做到凌晨。材料组按实际记录重放了飞前储存、穿云水雾、回收落地和清洗过程，时间顺序不允许随意调。越像真实世界，答案越不肯一口气说清。


    单独喷清洗剂只会让边角发白；先受潮、再见强光、最后擦拭，褪色会慢慢向中央扩散，几乎复制了回收片的纹路。真正加热到标称阈值的样片则从中央到边缘同时变化，背面也留下不同的材料痕迹。


    林浩拿紫外光看回收片背面，没有加热样片那种痕迹。热防护层的显微结构也完整，三处相邻测点的残余性能都在预期范围。证据开始往环境褪色倾斜，但周野仍要求找一张更早的照片。


    装配组在归档硬盘里翻了半天，找到飞行前两天的底部全景。标识片边角那时已经浅了一圈。再往前找，入库照片上它还是均匀的灰蓝。变化发生在地面，不在天上，至少边角褪色已经有了清楚的起点。


    “所以回收那分钟压根没烫着？”陈大川问。


    “不能只靠一张旧照片回答全部。”周野把四组材料分析排成一列，“它证明边角先变了；其他证据证明没有达到标称热峰。合起来，才能写‘未见热防护异常’。”


    复盘会上，救援队负责人主动承认擦拭流程有缺口。地面清洗剂原本用于普通外壳，操作员不知道这块小片不能碰；标识片上的警示字印在底面，安装后被支架遮住。周野没有让他们只写一份检讨，而是让设计组把警示标识挪到肉眼可见的位置。


    梁师傅顺手补了一句：“再好的说明书，贴在看不见的地方，就等于给机器看的。”众人笑了笑，记录员把这句话简化成明确整改项：可视化禁擦标识，配套回收作业清单。


    新一批标识片还得做耐水雾、耐日照和清洗剂接触测试，不能把失准风险留给下次。现有这枚不再承担放行依据，保留为异常样本。周野宁可换一套追溯方法，也不愿用一块已经失去可靠性的片子给安全背书。


    热像事件的时间线也在这场复盘里被重新标注。林浩用两种颜色区分“飞行发生时间”和“地面取证时间”，整个大屏终于不再把不同含义的日期排成同一条因果链。一个小小的界面改动，可能比多写三页文字更能阻止后续误判。


    吕建国听完结论，并未催着恢复绿灯。他要求把“没有证据表明超温”与“证明没有超温”分开写。结构组把测点覆盖范围、取样位置和剩余不确定性都列出来，热防护组才签下自己的评估意见。


    周野重新打开复飞清单。这一次，热防护栏恢复绿色，但备注里留下了标识片失准的限制条件。绿灯不是把黄灯擦掉，而是在解决黄灯提出的问题后，附上一份后人能复核的答案。


    陈大川看着那行长备注，忍不住说：“咱们这火箭想再飞，得先把语文考试考满分。”


    “语文考不好，工程就会被一句‘差不多’带沟里。”周野把评估单合上。就在此时，财务部递来另一份表：助推段复用的技术条件正在接近合格，经济账却比宣传稿里难看得多。救援、拆检、复测、两处维修，每一笔都不是零。


    更麻烦的是，客户希望下一次任务比原计划提前十天。如果为赶时间把所有人工成本当作“研发投入”藏起来，所谓复用降本就会只存在于报告封面上。周野知道，下一关不在试验台，而在那张谁都想让它漂亮一点的成本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