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兴元年三月，南京。


    议政堂前的广场上，桃花开了。老槐树上的叶子还没有长齐，但桃花已经开了满树，粉白色的花瓣落在青砖地面上，薄薄的一层，被风吹到墙角堆成一堆。议政堂的西墙上贴着一幅告示，红纸黑字，标题写的是“关于大周地方行政改制的通告”。


    告示是三天前贴上去的。头一天围了几十个人，第二天少了一些，第三天还有人路过时停下来看一眼。告示上写的内容不长，但每一句话的分量都不轻：县以下设乡，乡设乡正一人，由县衙任命，正九品，年俸一百三十银元；村一级不设官、不任员、不授俸，仍由村民自行推举长老或轮流管事。


    至此原来皇权不下乡的老传统终于被打破了，大周把行政权力第一次伸到了乡里。


    吴世璠在诏书颁行前一夜，把刘玄初叫到了后殿。两人在案前相对而坐，案上摊着那幅已经反复修改过很多次的地方四级制草图，纸上墨线勾勒着省、府、县、乡四级的层级关系。刘玄初坐在案侧，面前放着一碗已经凉了半截的茶，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吴世璠先开了口：“乡正这个位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设与不设，差别很大。以前朝廷只管到县，县以下是宗族和乡绅的地盘。朝廷收税要靠他们，征兵要靠他们，维持治安也要靠他们。朝廷不是不想管，是管不到。”


    刘玄初沉默了一会儿：“陛下，乡正一旦设下去，宗族和乡绅手里的权，就得分出一块来。那些人在地方上做了几十年的主，手里攥着田亩册子、户籍册子、宗谱，村里的人认他们不认官府。乡正下乡，他们不会痛快。”


    吴世璠看着他：“你知道他们不会痛快，那你说要不要设？”


    刘玄初沉默的时间比方才更长。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要设。但设的时候要沉住气，不能强推，也不能退。陛下，臣这些年管过不少地方的粮草调度，也看过不少县官送来的文书，真正让地方出乱子的，不是老百姓不听话，是中间传话的人把话传歪了。朝廷的政令到了县里，知县明白；出了县城进了村，就没人明白了。”


    他端起那碗已经彻底凉透的茶喝了一口，“乡正就是那个站在县城和村子中间传话的人。他不当，朝廷的话就永远传不到每个人耳朵里。”


    三月十五，地方四级制改革的正式诏书颁行。诏书发往南方十一省各府县衙门，同时张贴于各府县城门口和主要集镇的告示栏中。一个月之内，各级衙门都看到了那道红头文件，但真正读进去并且准备执行的人，并不算多。不少人是先把告示看了，发现末尾那一行关于废除旧规的表述，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江西吉安府的一个县，县衙的告示贴出去的第三天，当地一位姓刘的乡绅找到了知县。这位刘老爷年过六十，是本地最大的地主，名下田产三千余亩，家里养着二十几个佃户，在地方上做了四十年的主，修桥铺路、调解纠纷、征收公粮，样样都经他的手。如今朝廷要在乡里设一个乡正来管这些事，他手下的那些事以后就不归他管了。


    那天下午，他坐在知县衙门的前堂里，手里端着一碗茶，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喝，只是端着。知县坐在案后，也在等着他开口。刘老爷把茶碗搁在案上，声音不高不低：


    “大人，老朽有一事不明。”知县放下笔：“刘老先生请说。”刘老爷说：“乡里的事，历来都是村里人自己管。一家有争执，族老出面；村中有公事，大家商议。如今朝廷要在乡里派人来管，那村里的人以后听谁的？”


    知县看着他：“听乡正的。乡正是朝廷任命的，县衙管着乡正，乡正管着乡里的公事。”刘老爷又问：“征粮收税呢？”“征粮收税由乡正统一造册，各村的户数和田亩数报到乡正那里，再由乡正汇总上报县衙。”


    刘老爷又问：“那族老呢？族老还管不管事？”知县说：“族老当然管。村里的事，还是村里人自己商量着办。乡正不管各村各户的私事，只管与县衙衔接的公事。”刘老爷没有再问，端起那碗已经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放下碗，站起来拱了拱手，转身走出了县衙。


    同一个月，湖南长沙府的一个县，县衙准备任命乡正时遇到了另一种阻力。县里的一位老书吏私下找到知县，说了一句：“大人，乡里的事以前都是村里自己办的，冷不丁派一个人下去管，村里人不习惯，容易闹事。”


    知县问他：“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老书吏说：“不如先试着设一两个乡看看，别一下子铺开。”知县想了想，觉得老书吏说得也有道理，第一批只在县里选了两个乡试行，其余各乡暂缓任命。这消息传回吏部的时候，有官员提出应该严令推行，不能纵容地方拖延。刘玄初看完报告后批了一行字：“与其强推生怨，不如试出成效再推。试行一年，看效果。”


    四月，湖南长沙府辖下的一个乡，乡正吴老三上任了。吴老三三十出头，识字，会算账，以前在县城里给一家铺子管过账。他穿了一件半新的短褂，脚下一双新鞋，手里握着一卷文书，是县衙刚送到的任命状。上任第一天，他在村口的晒谷场上把任命文书给村里人念了一遍。晒谷场上站了四五十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树梢时发出的沙沙声。


    念完之后，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你当乡正，是管我们的，还是帮我们的？”吴老三站在晒谷场中央，看着问话的人：“我不是来管你们的，也不是来帮你们的。我是来替朝廷把事情办妥的，也是替你们把事情理清的。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商量着办。你们商量不下来的，我来帮你们理。”


    那个问话的人没有再追问。但有人蹲在墙根下嘀咕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晒谷场上的人多半都听见了：“说得轻巧，到时候还不知道听谁的。”


    四月到六月，南方十一省的乡正陆续试点任命。每一个省都选取了三到五个县进行试点，每个县选两到三个乡设立乡正。这段时间里，乡正遇到的阻力开始显现出来。


    第一种阻力来自乡绅阶层。安徽一个县，乡正上任第一天想去拜访当地最年长的乡绅，敲了三次门，门都关着。第四天门开了，里面的老管家出来说了一句：


    “老爷出门了，你过半个月再来。”


    乡正等了半个月，再去的时候，老管家又说：


    “老爷还没回来。”


    那位乡绅始终没有露面，也不说不配合，只是不出现。乡正想要一份当地的田亩分布图，没有；想要一份当地各村的户籍名单，也没有。那些东西都在那位乡绅手里攥着，他不拿出来，乡正就什么都没有。


    第二种阻力来自宗族内部。广东一个乡，乡正上任后想要核实村里的田亩数，有人告诉他村里的田亩册在祠堂里锁着，钥匙在族长手里。乡正去找族长，族长非常客气，端茶倒水，一口一个“大人辛苦了”，但当他提到田亩册的时候，族长笑着摆了摆手：


    “那册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外人动不得，动了怕祖宗不安。”


    乡正站在那里，手里端着那杯茶，没有喝，也没有放下。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把茶杯搁在了案上，没有再提田亩册的事，转身走了。


    第三种阻力来自老吏的消极应对。江西一个县的县衙里，负责田亩登记的两位老书吏在乡正来调取旧册时，找各种理由推脱。一个说册子正在重新抄录，一个说册子在知县老爷那里还没批回来。乡正每天去问，每天得到不同的答复，但旧册始终没有拿到手。这种软钉子比硬顶更难办——没有当面冲突，但事情就是办不成。


    面对这些阻力，刘玄初在六月底给南方各省发了一道指令，要求各省巡抚在三个月内完成辖区内所有乡正的初步培训。


    培训的内容很简单：乡正是干什么的，怎么跟村民打交道，怎么处理田亩纠纷，怎么登记户口。培训不考文章，不讲空话，只讲具体怎么做事。


    这道指令下发之后，各省陆续开始组织培训。吴老三被县里叫去参加了培训，培训只有三天，讲的全是具体的内容，比如怎样填户口表、怎样分田界、遇到两户人家争地怎么办。培训结束后，他回到自己那个乡，在村里的小学堂里借了一间空屋做乡正办公的地方。


    他从县城里带回来一批空白的户口登记册和几枝炭笔，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个月初和月中各出一次门，去各村走一趟，看看有没有新出生的孩子，有没有搬走的人家，有没有该改的田亩数。他说做就做，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一天都没有破过。


    七月，湖南那个县的知县给刘玄初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


    “乡正试行四月，县中百姓渐知乡正之设非为扰民。赋税征收较往年顺利，村民愿往乡正处问事者日渐增多。少数乡绅仍在观望，然已不公开反对。请朝廷继续推行。”


    刘玄初看完信后批了一行字：“继续推行。培训之事，每半年补办一次。”


    南京城里的桃花早谢了，议政堂门口的告示栏上那张关于地方四级制的红纸告示还在，边角已经卷了，颜色也褪了一些，但没有被揭下来。有人在路过时偶尔停一下脚步看一眼，然后又继续往前走了。那些脚步声从告示栏前面经过，有的快，有的慢，但都朝着各自的方向继续走去了。


    刘玄初站在议政堂二楼的窗前望着广场上那些正在散去的人影，在窗前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窗合上了，转身回案前坐下，继续批阅下一份公文。窗外树影在风中轻轻晃动着，那些声音还在继续，但已经不像三个月前那么刺耳了。


    （第七卷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