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兴元年六月,南京。
暑气从青砖地面上蒸腾起来,把远处城墙的轮廓烤得微微扭曲,隔着一片被晒得发白的广场望过去,议政堂的屋顶像浮在热浪上的暗青色岛屿,边缘微微晃动着。议政堂前的石板地被晒得发烫,人走在上面,隔着薄底靴子都觉得烫脚底。内阁的牌子挂了三个多月,御史台运转了两个月,大理院也成立了一个多月。
三大衙门各自运转着,像三台已经上好了油的机器,每天收文、批文、发文,把大周的政务一件一件地往前推。吏部的案头摞着各省报上来的官员考核册子,户部的账房里算盘声从早响到晚,兵部的院子里每天有人进出递送防务文书。
一切都在运转,像是那台巨大的机器已经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什么零件了。但吴世璠坐在后殿的案前,总觉得还缺一样东西——一件还没有被任何朝代安装过的零件。
当天午后,吴世璠在议政堂正堂召集了刘玄初、沈逸之、方光琛和内阁七部的尚书。他走进正堂的时候,堂中已经坐满了人。刘玄初坐在左侧第一把椅子上,手里端着一碗茶,碗沿已经抵在唇边很久了,没有喝,像是在等那道还没出现的声音先落下来。
沈逸之坐在他对面,面前摊着一份空白的纸,手里攥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没有落下去。方光琛坐在靠窗的位置,午后的日光从窗外照进来,把他肩头的衣料照出一片暖色,他微微眯着眼,像是在等着那个他还不知道名字的东西被摆上桌面。
礼部尚书周昌坐在末席,双手搁在膝盖上,没有说话。其余几位尚书也各自在位,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翻看文书,所有人都在等着。
吴世璠在案前站定,扫了一圈堂中坐着的人,开口说了一句话:“今天叫你们来,议一个新东西——议会。”堂中安静了片刻。刘玄初放下了手中的茶碗,碗底碰在案面上发出一声轻响。沈逸之的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方光琛原本微微眯着的眼睛睁开了。没有人接话。
“议——会?”
沈逸之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调里带着明显的陌生感,像是有人在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了一个词,他需要先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
“议会。朕知道你们没听过这个词。朕今天解释给你们听。”
吴世璠在案前坐下来,两只手搁在案面上,指腹贴着微凉的木纹,“朕问你们,大周的法令,是怎么来的?”
刘玄初答:“由陛下下旨,内阁拟稿,六部执行。”
吴世璠点了点头:“秦汉以来都是这样。皇帝说了算,内阁拟了算,六部执行了算。法令从朝廷出发,一层一层地往下传。可是——谁来判定这条法令合不合理?如果一条法令定出来,百姓觉得不合理,他们能去哪里说?
如果一条法令损害了某个地方的利益,那个地方的人该找谁申诉?自古以来,立法这件事一直被握在朝廷自己手里。朝廷立法,朝廷执行,朝廷解释,从头到尾都是朝廷。朕觉得,这个办法不够好。”
堂中安静了几息,像是那块被投进湖面的石头正在向四周扩散开去。刘玄初放下手中的碗:
“陛下,那依陛下之见,更好的办法是什么?”
“设一个专门的立法机构。”吴世璠说,“朕把它叫做议会。议会不管行政、不管审判、不管监督,只做一件事——定规矩。税法怎么定,商法怎么定,教育法怎么定,海贸法怎么定,这些事应该由议会来讨论,而不是由内阁拟个稿子就算数了。”
沈逸之的笔终于落到了纸面上,他写下了“议会”两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一道线:“陛下的意思是,以后内阁拟的法,不能直接用了?”吴世璠说:“内阁可以提,但能不能过,议会说了算。”
堂中再次安静下来。刘玄初放下手中的茶碗,这一次他没有端起来,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
“陛下,臣斗胆问一句。自古以来,朝廷立法,都是皇上说了算。皇上说怎么定,就怎么定。如今设了议会,那以后到底谁说了算?是皇上说了算,还是议会说了算?”他
把问题问得很直接,目光没有回避,像是他知道这个问题必须被问出来,也必须被回答清楚,否则后面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吴世璠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不是没有准备好答案,他是在判断堂中这些人此刻的接受程度。片刻之后,他开口了:
“朕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自古以来,皇帝的话就是法。朕说一句话,天下人都要听。如果设了议会,那以后皇帝说话还管不管用?皇帝的权威会不会被分走?”
他的目光扫过堂中每一个人,“朕告诉你们——不会。朕还是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朕说的话,依然是法。”
他顿了一下,声音比方才低了一些,像是在说一句需要被所有人记住的话,“但朕不会随便说话了。以后朕要说的话,也会送到议政堂去,让议员们看、让他们议、让他们知道朕在想什么。
朕的圣旨,和议会通过的法律,具有同等的地位。圣旨还是圣旨,法律还是法律,它们并行不悖。朕还是皇帝,议会还是议会。议会不会削弱朕的权威。它只是给天下的规矩多了一条来路。朕的话,直接变成法;议会讨论出来的话,经过朕的批准后变成法。两条路,同一个终点。”
方光琛一直没有开口。他坐在窗边,午后的日光已经移到了他肩头往下两寸的位置,他微微侧着头,像是在把听到的每一个字都放到天平上称一遍。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但问的问题一针见血:
“陛下,议会的人从哪里来?”吴世璠说:“每省推举三十人,直隶推举三十人,军方推举三十人,一共四百二十人。由各省巡抚会同御史台和大理院共同推举。”
方光琛点了点头:“那他们进了议会之后,是代表朝廷,还是代表他们自己?”吴世璠说:“代表他们所在的省,也代表他们自己。议会里的人不是朝廷派去的官员,他们是带着各自省份的声音去的。江西的议员会说江西的话,广东的议员会说广东的话,军方的人会说军方的话。把这些声音摆在一起吵,吵完了,出来的结果就是法。”
“陛下,臣还有一问。”
开口的是一个吴世璠没有预想到的人——礼部尚书周昌。他坐在末席,微微欠着身子,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问一个他已经想了好几遍才决定问出口的问题:
“陛下方才说,圣旨和议会通过的法律具有同等的地位。那如果有人既违背了圣旨,又违背了议会通过的法律,按哪个来判?”
吴世璠看着他:“按重的判。圣旨和律法都是大周的规矩,谁违反了规矩,谁就要受罚。不管他违的是朕的旨意,还是议会通过的法律,大理院只认一条——他有没有犯法。至于这个法是朕说的还是议会定的,对大理院来说,不重要。大理院只问一件事:他违法了没有。”周昌坐了回去,没有再问。
当天傍晚,各府县的告示栏里贴出了关于筹建议会的通知。通知措辞明确:
“各府县即日起启动议员推举工作,凡有志于参与国事者,可向本地巡抚衙门或御史台自荐。推举标准:本地威望、见识才干、愿为百姓说话。”
告示贴出去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位老书吏站在告示栏前,对着旁边的人说了一句:
“陛下这是要把定规矩的权分出去。”旁边的人接话:
“分出去了,但最后还是陛下说了算。陛下可以批,也可以退。”两人各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各自散了。告示栏前面的人群也渐渐散了,有人走出去几步之后回头看了一眼,像是在重新确认那道告示上的文字确实写着“议员”两个字。
有人看完之后直接转身走了,没有停留。有人在那张告示前面站了很久,久到日头移过中天,才慢慢转身离开,步子比来时慢了一些。
七月初,各省的议员推举工作陆续启动。推举办法由吏部和御史台联合制定,每省定额三十人,由巡抚牵头,会同本省御史台和大理院共同推举。
江西吉安府一位六十三岁的致仕官员在告示栏前站了很久,看完之后走进县衙向文书索取了推举表格。他曾在明朝和清廷翰林院做过二十年编修,退下来之后一直在乡间整理旧志和族谱,在推举表格上填了自己的姓名、籍贯和从政经历,交回了县衙。
他走出县衙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暮色从街角漫上来,他沿着街边往家走,走了几步停了一下,回头望了一眼县衙门口那张已经贴了一整天的告示,然后继续往前走。他没有敲门,站在门口停了一下,像是在自己心里重新确认了一遍那个决定。
浙江杭州府一位经营布庄二十余年的商人也报名了,他是本地商会三届会首,在推举表格上填写了“商户”身份。这是大周议会议员推举机制建立以来,第一次有商人以商人身份被推举为议员候选人。
他把表格交上去之后,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第二天照常去铺子里开门、摆货、算账,直到中午才有人告诉他,商会的同行们正在打听他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议员。他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头也没抬地回了一句:“他们推我,我就去。”
七月中旬,各府的议员候选人名单陆续报到了南京。名单上年龄最大的六十七岁,曾在地方做过知府,退下来之后一直在乡间整理旧志。
年龄最小的二十八岁,是一位在县学任教五年的算学教师。刘玄初把名单收进了案上的匣子里,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望着广场上正在变暗的天色,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四百二十个人,来自南方十一省——有些人是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县城,有些人已经走过半个南方。他们带着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在即将到来的七月里,陆续朝着南京城的方向汇聚而来。
七月十五,四百二十名议员全部抵达南京。他们被安排住进议政堂附近的几处院子里,有人在院子里整理行李,有人在廊下踱步,有人坐在门槛上低头看一份拓印的议会章程副本,有人在互相打听旁边住的是哪一省的议员。当晚天色暗下来之后,议政堂周围的巷子里亮起了灯火,那些光从不同的窗口透出来,有明有暗,像是四百二十个人正在各自的灯下做着同一件事——把明天要说的话在心里再过一遍。
七月十六清晨,议政堂的门在辰时打开了。四百二十名议员按照省别依次进入议政堂,找到各自的位置坐下。环形座位按照省份分区,每一区的木牌上写着省名。议长席设在环形座位的正中,是一张高出地面的木台,台上摆着一张案桌和一把椅子。四百二十个人已经到齐了,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人把双手搁在膝盖上,有人把胳膊搭在椅背上,有人在低头翻看自己带来的笔记。那些声音从不同方向升起来,在穹顶下面混在一起,又散开了。
选举议长持续了整个上午。经过三轮投票,沈逸之以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为首任议长。他站在议长席上,没有说长篇大论,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议长没有表决权。我来这里,是替你们把话说清楚、把事办明白。”
当天下午,议会正式开始工作。第一项议程是审议《田赋法》草案——这是从去年就开始起草的法案,涉及摊丁入亩的细则、田赋征收的比例、免征范围等事项。议员席上开始有人发言了。一个江西的议员站起来说:“田赋法草案中规定田赋按亩征收,这个方向是对的。”
他停了片刻,见没有人打断,才继续往下说,“但南方各省的情况不一样,丘陵地带的田产质量远不如平原,如果不能因地制宜,只会让种地的农民负担更重。”他的话在议政堂中引起了一阵低沉的讨论声,有人点头,有人皱眉,有人在纸上飞快地记着什么。
一位广东议员站起来补充道:“广东沿海有一些沙田,是近几十年淤积出来的,旧册上没有登记,新丈量的时候才发现。如果直接按新丈量的数字征收,那些沙田的农户会直接破产。
建议对沙田单独设一个征收标准。”他的话还没说完,湖南一位议员已经站了起来:“湘西山区的田,坡度大、土层薄,种一季稻谷收成比平原少三成。如果摊丁入亩的比例一刀切,山区的农户就要用更少的收成去交和人家一样多的税。”堂中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有人开始高声争辩,有人用手敲着椅背,有人低下头在纸上飞快地写新的修改方案。刘玄初坐在内阁席位上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他在听。
方光琛坐在观察席上,手里握着一支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偶尔抬头看发言席上的方向。沈逸之在议长席上坐着,没有打断任何一个人的发言,等他们说完。
当天傍晚,议会散会了。议员们陆续走出议政堂,有人在门口停下脚步互相交谈了几句,有人独自沿着长街往住处走去。议政堂的门在暮色中合拢了,门缝里透出最后一线灯光,然后那线光也灭了。吴世璠在后殿听完了赵从简的汇报。
他坐在案前,没有评价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对第一天的会议做任何批示。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暮色正在合拢,议政堂的方向已经看不见灯光了。
他看了一会儿那个方向,转身走回案前坐下。他的手指搭在案沿上,没有动,像是在听着那些声音从远远的街道上传过来,穿过院墙和窗扇,在后殿的墙壁上碰了一下又散了。他知道议会已经打开了,而议会的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完全关上了。
那些声音会越来越响,从不同的方向涌进来,然后在这座城市里长成新的东西。他坐在那里,听着那些正在远去的脚步声,没有动,没有点灯。窗外的夜色正一层一层地合拢,把议政堂的屋顶收进了黑暗里。但是明天天亮的时候,那扇门还会再打开一次。
(第七卷 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