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兴六年三月，南京。老槐树的枝头冒出了细密的嫩芽，在灰褐色的枝条上泛着一层淡淡的绿意。
风从南面吹来，带着泥土解冻后特有的潮润气息，穿过院墙和窗扇，拂过案上那叠还没有批复的文书。吴世璠坐在后殿案前，面前摊着一份学部的报告，已经看了很久了。
报告是学部在各府县学堂巡查之后汇总的，其中附了几页教师的手记。那些字迹潦草、墨迹深浅不一的纸页，把很多他之前只是隐约听说的事情，变成了看得见的画面。
江西吉安府一位教师写道：班上有女童，年方九岁，脚已缠裹三年，行走艰难，每日由七岁之弟背负往返学堂。其弟极瘦，然背姊时腰板笔直，从不喊累。
教师在文末加了一句：“该生算术优异，然体力难支，常因脚痛中途退课。”
另一页来自湖南长沙府一位教师的手记：班上一男生已十二岁，家中已为其定亲。
女孩年方十岁。男生在课间被同窗打趣，茫然不知所措，只说“是娘做的主”。福建漳州府一位教师写道，班上学生连续缺课数日，他去家访，才知那学生家中新添了一个妹妹，妹妹已“不在了”。
那学生的母亲坐在门槛上一边择菜一边说：“女娃养不活，送走了。”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吴世璠把那些手记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合上报告，在案前坐了很久。那些事不在税收账册里，不在田亩登记册上，也不在任何一个官员的年度报告中。
它们发生在灶台边、床沿上、产房里、迎亲的队伍中，发生在每一户平常人家的日常里。他能看得见报告上的每一个字，可那些字背后的生活，他隔着案桌隔着几百里路看不真切。
当那些习惯了的人，被另一种力量慢慢推开那道旧门的时候，他必须确保那道门不会被重新关上。他决定推行移风易俗。
当天下午，吴世璠在议政堂召集了内阁和学部的主要官员，开门见山，没有铺垫：
“学部的报告你们应该都看过了。江西九岁女童缠足三年，每日由弟背负上学。湖南十二岁男童已订婚。福建女婴被溺毙。这些事不在税收里，不在田亩册上，但就发生在学堂门口，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朝廷要管这些事，但不是靠一道诏书就能管住。”
他停顿了一下，“缠足、早婚、溺婴，这些事传了几百年，比大周的历史还长。百姓不觉得是坏事，反而觉得是应该的规矩。如果朝廷一道诏书下去，限令三个月之内全部改掉，不但改不了，反而会引起反弹。
所以朕决定——朝廷必须表态，但推行要慢慢来。先发诏书，表明态度，不追溯过往，只禁止今后。今明两年只是宣导和劝导，待各地逐步适应之后，再转为正式推行阶段。”
刘玄初坐在左侧第一把椅子上，等吴世璠说完了才开口：
“陛下圣明。风俗之事，急则生变。臣在地方待过，知道那些老规矩是长在人骨头缝里的东西。一道诏书劈不下去，得慢慢焐。臣建议今年先下一道温和的诏书，重申朝廷的态度，但不追究过往。各府县张贴告示，宣讲员到乡间宣讲，让百姓先知道朝廷在说什么。”
学部尚书也说：“臣附议。学堂里已经在教新东西了。识字、算术、历史、地理，这些课都在慢慢改变孩子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长大了，自然就不会再缠足、不会溺婴、不会早婚了。”
吴世璠说：“那就按这个思路办。第一，今年发一道诏书，表明朝廷态度。第二，各府县宣讲员下乡宣讲，不强迫，只讲道理。第三，在学堂课程中增加相关教学内容，从孩子开始慢慢影响。等百姓慢慢接受了，再正式推行。”
四月初，诏书正式下发。诏书措辞温和，开篇先讲了朝廷对百姓的关怀，然后才提到缠足、早婚、溺婴等事。
诏书写得很克制，没有“严惩”“重罚”之类的字眼，只用了“劝导”“禁止今后”的表述。
诏书中写道：“缠足伤身，早婚误人，溺婴违天。自今以后，不得再行。昔日之事，既往不咎。”诏书贴在城门口、集镇告示栏、学堂门口，由各府县的宣讲员负责宣读和解释。宣讲员们走村串户，在村口的大树下站定，等人围拢过来，把诏书的内容念一遍，然后用白话解释一遍。
广州府的一个县城里，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秀才站在自家私塾门口，面前站着一排女孩子。她们手里握着笔，蘸着清水在青石板上写字。有人问老秀才：
“你教女娃写字做什么？女娃迟早要嫁人，认得字有什么用？”老秀才答道：“认得字，她将来就不用被人骗了。她嫁了人，能写自己的名字，能看契约，能算账。她生的女儿也不用缠足了。”
旁边有人听了没有说话，但那些蹲在墙根下的人没有走开，默默地听完了整段话。秋天入学的时候，学堂里又多了一批女童。
湖南长沙府的一个村子里，一个中年汉子蹲在自家门口抽着烟。他的妻子坐在门里，怀里抱着一个女婴。女婴已经出生三天了，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他媳妇在灶台边熬粥，他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村口学堂，在门口站住。学堂里的先生正在教识字，他听了一会儿，没有进去，转身走了。那天下午，他女儿——九岁、缠了三年脚、每天由弟弟背着上学——第一次自己走进了学堂。那天是先生特意站在门口接的她，她扶着门框一步一步挪进来，每一步都走得慢，但没有停。
江西赣州府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父亲抱着刚出生的女婴坐在门槛上。他媳妇在屋里收拾着。他蹲在门槛上沉默了很久，把那碗米汤端起来，用勺子舀了一点，轻轻吹了吹，递到女婴嘴边。她含住了勺沿，嘴唇微微翕动。
她母亲站在门框边看着，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他喂完那碗米汤，站起来走到村里新立的界桩旁边站了一会儿，看那上面刻着的一行字：“凡大周百姓，男女皆为子。杀女婴者，按律治罪。”他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木桩的边缘，又收回了手。
福建漳州府的一个村子里，一个老婆婆坐在自家屋檐下剥豆子，旁边蹲着她的孙女，正用树枝在地上划字。
她识得几个字了，是学堂的先生教的，她一边写一边念出声来，有时念对了，有时念错了，但声音清亮。老太婆停下剥豆子的手，看了孙女很久，然后说了一句：
“会写字了，长大了就不会被人骗了。”那孙女头也没抬，继续在地上划着。她划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跑回屋里去了，门槛上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一个“女”字。
秋天的时候，学部又收到了一批教师的手记。江西那位教师写道，班上的女童已经不再需要弟弟背着来上学了。她自己走进了学堂，虽然走得慢，但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走的。
湖南那位教师写道，那个十二岁男生的家长来了一趟学堂，说是“先把亲事缓一缓，等娃再大几岁再说”，临走时站在门口对先生说了一句“先生说得对，读书要紧”。福建那位教师写道，他班上的学生已经连续出勤一个月了，那学生的母亲逢人就说，她家那个女娃命硬，活下来了。
吴世璠在十月初看到了学部汇总的年度报告。报告中提到，南方各省缠足、早婚、溺婴现象较往年有所减少，学堂中女童的比例略有上升，但各项改善幅度都不大。
报告末尾写道：“移风易俗不可一蹴而就，需持续推动。建议在学堂课程中进一步增加相关内容，并加强对宣讲员的培训。部分偏远地区仍需多次下乡宣讲，逐步改变民风。”
吴世璠看完了报告，没有批示“继续”两个字，也没有批任何字。他坐在案前想了一会儿，那些正在被解开的脚布、那些被端起的粥碗、那些正在学写自己名字的女童，变化不是从账册里来的，是从灶台边、床沿上、门槛外，一点一点地渗出来的。
他提笔在报告末尾写了一行字：“继续宣讲，不催不逼。学堂里慢慢教，乡间慢慢讲，不追责，不罚人。朝廷的态度要给清楚，但不替百姓过日子。等他们自己改了，才算真的改了。”
他把报告放在案角，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秋风正在吹着，老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风穿过那些正在变黄的叶片，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反复翻着一本还没有写完的书。
那些旧习惯的根系远比树冠更庞大，它们盘踞在灶台、床沿、族谱和祠堂里，用漫长岁月里的沉默和重复把自己包裹成不可动摇的模样。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案前坐了下来，重新拿起笔，翻开下一份文书。
窗外的风还在吹着，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正在慢慢地把那些旧东西从地里拔出来，让新的根须有机会扎下去。只是这双手，还不能用力太猛。
（第七卷 第二十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