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五，乾清宫。
洪天贵福坐在御案后，面前摊着两份文书。左边那份封皮上写着《全国清查整顿实施方案》，右边那份写着《兰芳省迁移管理细则》。两份文书都是最终稿，经过了政务院和军机阁反复修改、多次汇报，今天终于到了他签字批准的时候。
他拿起朱笔，在左边那份批复：“准行。太子负责。”
又拿起右边那份，同样批了：“准，速办。”
笔落纸上的那一刻，窗外忽然刮过一阵风，把御案上的宣纸吹得沙沙作响。洪天贵福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天色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像是憋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陛下。”曾纪泽在门外轻声道，“左相和李相到了，鲍帅和多帅也到了，都在外面候着。”
“让他们进来。”
不多时，左宗棠、李鸿章、鲍超、多隆阿四人鱼贯而入。左宗棠手里拿着一叠刚印刷好的报纸，油墨味还没散尽；鲍超腋下夹着一卷地图，展开来有一张桌子那么大。
“都坐吧。”洪天贵福把批好的两份文书递过去，“抄送各相关部门，今天就开始执行。”
左宗棠接过抄件，快速浏览了一遍，微微点头，然后把手里的报纸递了上来：“陛下，今天的《天京时报》和《直隶公报》都已经印出来了，头版头条就是全国严打的消息。电报也在昨天发往各省各自治区。”
洪天贵福接过报纸，展开来看。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
“圣上垂念民生疾苦，诏令全国严查严惩恶霸地痞流民。太子殿下奉旨总揽，政务院协助。百姓有冤可诉，有苦可伸。罪犯从重从快。”
措辞严厉，语气坚决，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
鲍超在旁边补充了一句更实在的话：“陛下，中部战区五个师已经全部进入战备状态，第一批部队今天就开始分批出发，进驻各省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臣已经下令，遇到暴力抗法的，可以当场镇压，不必层层请示。”
多隆阿接着道：“臣也跟各省巡抚打了招呼，让他们配合军队行动。这次是军地联动，不能像以前那样各干各的。军队负责弹压，官府负责抓人，各司其职。”
洪天贵福点了点头，又问：“太子那边，安排好了吗？”
左宗棠道：“太子殿下昨天下午已经到政务院来过了，老臣把所有的方案细节都给他讲了一遍。殿下听得很认真，还问了几个很关键的问题——比如举报人的保护、冤假错案的防范、罪大恶极之人是否可先劳改后处决、包括当地官员腐败勾连。这些问题老臣之前确实考虑得不够周全，殿下一提出来，老臣立刻做了补充。”
洪天贵福微微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这孩子，能想到这些，说明他是真的在思考，不是在应付差事。
“告诉他，严打不是一阵风。风刮过去就停了，那是做样子。这次的严打，至少要持续到年底，直到各地的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才能收兵。”
“是。”
乾清宫里的会议还在继续，而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最先震动的是报纸。
《天京时报》和《直隶公报》的头版头条消息，在当天上午就被各地的报纸转载了。上海的《沪报》、广州的《羊城日报》、武汉的《江汉晚报》、成都的《蜀报》——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同一个消息：朝廷要动手了，对那些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地痞、流民，要下死手了。
消息传到民间，引起的是另一种震动。
济南府。
清晨，府衙门口已经围了上百人。有白发苍苍的老汉，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拄着拐杖的伤残，有衣衫褴褛的乞丐。他们不是来闹事的，也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是来告状的。
济南知府张兆栋坐在大堂上，面前堆着厚厚一沓状纸。他一上午没喝一口水，嗓子都哑了。
“下一个。”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被衙役搀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打了十几个补丁的旧棉袄，六月天里还穿着棉袄，不是因为他不怕热，而是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像样的衣服。他的左脚有些跛，走路一拐一拐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伤口已经愈合了，但疤痕狰狞。
“小人赵德厚，齐河县赵家沟人，状告本村地主赵德财。”
张兆栋翻开状纸，一边看一边问：“告他什么？”
老汉的眼睛红了，声音颤抖着，但咬字很清楚：“告他强占民田、逼死人命。”
“你慢慢说，从头说。”
赵德厚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他的故事。
赵家沟是个小村子，一百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姓赵，五百年前是一家。赵德财是赵德厚的本家堂兄，家里有钱有势，占了村里大半的好地，又开了个烧锅酿酒，雇了几十个长工，是齐河县数得着的富户。
赵德厚家里原本也有二十亩地，不算富裕，但够吃够喝。二年前，赵德财看中了他家那块靠河的好地，说要买。赵德厚不愿意，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地，卖了他就没脸见祖宗了。赵德厚不卖。
“不卖？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从那以后，赵德厚家的日子就没太平过。田里的庄稼被人连根拔了，院墙被人推倒过三次，大儿子去城里卖粮，半路上被一伙蒙面人截住，打了一顿，粮没了，车也砸了。赵德厚去县衙告过两次，知县派人来查了查，说“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后来赵德财亲自上门了。他带着十几个家丁，站在赵德厚家院子里，笑眯眯地说：“德厚啊，我再问你一次，那二十亩地，卖不卖？”
赵德厚跪在地上求他，说这是祖产，不能卖。赵德财的笑容没了，一脚把他踹翻在地，说：“不卖也行。你大儿子在城里做工是吧？你二儿子在镇上念书是吧？你闺女今年十六了是吧？”
赵德厚吓坏了，他知道赵德财说到做到。当天晚上，他含着眼泪在卖地契上按了手印。不到市价的三成。
如果只是卖地，赵德厚咬咬牙也就认了。地没了，人还在，还能给地主当长工，还能养活一家老小。但赵德财不放过他。
卖地之后不到半年，赵德厚的大儿子在城里做工时，被一辆失控的马车撞了，当场身亡。赵德厚去城里收尸，发现那辆马车的车夫是赵德财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去告，官府说“意外事故，无人追责”。
又过了三个月，赵德厚的二儿子在放学路上失踪了，三天后在村外的河沟里找到了，浑身是伤，已经没气了。赵德厚哭得死去活来，去县衙击鼓鸣冤，知县派人查了查，说“查无实据”，结案。
两个儿子接连死了，赵德厚的老伴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拖了两个月也走了。一个五口之家，转眼就剩他一个孤老头子，带着一个十六岁的闺女。
赵德厚知道是谁干的，但他没有证据。他去了省城，去了巡抚衙门，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能跪的门都跪了，没有人理他。有的大人可怜他，赏他几两银子打发走；有的大人不耐烦，直接让差役把他轰出去。
“后来我就不告了。”赵德厚抹了一把眼泪，“告也没用，人家有钱有势，我一个穷老头子，谁替我说话？”
“那你今天怎么又来了？”张兆栋问。
赵德厚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正是几天前的《直隶公报》，头版头条的消息已经被他揉得模糊了，但标题的大字还依稀可辨。
“大人，我识几个字。这上面说，朝廷要严打恶霸地主，说百姓有冤可诉、有苦可伸。我就想，这是皇上说的话，总不会骗人吧？”
张兆栋沉默了片刻，然后提起笔，在状纸上写了几行字，盖上大印。
“赵德厚，你的案子，本府接了。你回去等着，三天之内，会有人去齐河县抓人。赵德财犯下的罪行，一桩一桩查，一笔一笔算，该杀的杀，该流的流，绝对不会让他逍遥法外。”
赵德厚愣在那里，泪水在满是皱纹的脸上肆意流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皇上万岁！大人青天大老爷！”
同一天，江苏苏州府。
府衙门口的人不比济南少。长长的队伍从衙门一直排到了街尾，男女老少都有，有的哭，有的骂，有的沉默不语，有的絮絮叨叨。维持秩序的差役嗓子都喊哑了，人群还是不断地往前涌。
人群中，一个穿着破旧长衫的中年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四十来岁，瘦得像一根竹竿，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深凹陷，脸颊上没有二两肉。他站在队伍中间，手里紧紧攥着一卷纸，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嘴唇不停地哆嗦着，像是在默念什么。
旁边的人问他：“你也是来告状的？告谁？”
中年人看了他一眼，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告苏州商会副会长钱满仓。”
那人一听这个名字，倒吸了一口凉气。钱满仓，苏州城里有名的大财主，做丝绸生意发了家，开了三家绸缎庄、两家当铺，身家少说有几十上百万。他不光是富，还有势——苏州商会副会长，和省里的官员称兄道弟，连巡抚大人都请他吃过饭。
“你告他？你一个小老百姓，告得倒他吗？”
中年人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那卷纸攥得更紧了。
他叫沈文彬，原本是个秀才，后来科举废了，新学没赶上，就靠教书为生。三年前，他把祖上留下的三间店面房租给了钱满仓的一个亲戚开茶馆，每年租金三十两，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头两年租金都按时付了，虽然偶尔拖欠，但最终还是给了。到了第三年，对方突然不付了，说生意不好做，没钱。沈文彬去要账，被对方的伙计打了出去。他去钱满仓的家里论理，说你的亲戚欠我租金，你管不管？钱满仓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笑眯眯地说：“那是他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你要告，去官府告。”
沈文彬真的去告了。苏州府审理此案，钱满仓的亲戚当庭否认租约的存在，说那三间店面房是祖上传下来的，和沈文彬没有任何关系。沈文彬拿出租约，上面有双方的签字画押。对方说那是伪造的，沈文彬花了点钱找街头的刻章匠私刻的印章。知府看了看租约，又看了看沈文彬，说：“此案疑点甚多，容本府再行查证。”
这一查，就查了八个月。八个月里，沈文彬跑了十七趟府衙，每次都被挡在外面。他的妻子因为忧愤成疾，病倒在床上没有钱医治，去年冬天咳血死了。他唯一的女儿，今年十五岁，因为家里揭不开锅，被送到乡下亲戚家寄养，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
“我要告到京城去。”沈文彬在信里对在京城的同乡说，“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
同乡回信说：“你等着，朝廷马上就要严打了，你的案子有希望了。”
沈文彬不信。他告了三年，跑了无数趟衙门，碰了无数次壁，早就不信了。但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等。
然后，他等到了。
六月初五，他在茶馆里听到有人说朝廷要严打，恶霸地主、地痞无赖、流浪流民，一个都跑不掉。他去街上买了一份报纸，头版头条的大标题看得他手都在抖。
当天晚上，他一夜没睡，把所有的证据整理了一遍——租约原件、证人名单、往来的书信、官府的回执、药铺的账单、妻子的死亡证明——整整一包袱。天一亮，他就出了门，步行三十里路，赶到了苏州府衙。
队伍很长，但他有耐心。三年都等了，不差这一个时辰。
终于轮到他了。
沈文彬走进大堂，跪了下来，双手把那卷纸高高举过头顶。
“大人，学生沈文彬，状告苏州商会副会长钱满仓及其亲属，强占房产、殴打百姓、伪造证据、贿赂官府。请大人为学生做主。”
知府接过状纸，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脸色越沉，看到最后，猛地把惊堂木一拍。
“来人！去钱家，把相关人等全部带到府衙来！”
沈文彬趴在地上，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泪水滴在青石板地面上，洇开了一小片水渍。
三天之后，赵德财在齐河县被抓获。他的十几个家丁、狗腿子，家属也一并被拿。五天之后，钱满仓的亲戚被逮捕归案，钱满仓本人虽然没有直接涉案，但因为“纵容亲属、仗势欺人、干扰司法”，被罚款五万，剥夺苏州商会副会长职务，永不叙用，庇护的官员也纷纷落马。
消息传开，齐河县和苏州城的百姓拍手称快。有人说：“这回是真的了，皇上不是在说空话。”有人说：“老天爷开眼了，恶人终于有报应了。”还有人说：“那些当官的也是到头了，没人敢包庇了。”
六月初十，第一批罪犯被押解上路。他们的目的地是兰芳省——那个遥远的热带群岛，将用他们的汗水和生命来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