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盛夏的暑气尚未完全褪去，紫禁城里的蝉鸣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乾清宫暖阁的门窗紧闭，为的是把那种聒噪的声音隔绝在外面。但这天下午，洪天贵福坐在御案后，面前摊着一份已经批好的命令，朱笔的墨迹刚干不久。


    “发出去吧。”他对曾纪泽说。


    当天傍晚，几封密电从北京发往全国各地。一封发往兰芳省的港口调度中心，一封发往南部战区司令部，一封发往联合舰队总部，还有一封最长的，发往蓬莱东阳城的。


    命令很简单：第一阶段计划正式启动。


    八月中旬，蓬莱。


    八月的蓬莱，湿热难耐。太平洋的季风从东南方向吹来，带来充沛的雨水和令人窒息的潮气。这片曾经叫日本的土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劳工集散地，每一个被划定的“管控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调配人力。


    青悔罪站在东阳城首府大楼的顶层办公室，俯瞰着这座曾经叫东京的城市。


    他在蓬莱待了这么多年。从最初的混乱镇压，到后来的秩序重建，再到如今的精密管理，他把这片土地上五百万人的命运牢牢地攥在了手里。


    他制定的规则无人还僭越。不准组建村落，不准单独出行，不准在外滞留，不准相互沟通说话，不准私藏铁器，不准上学识字，不准抬头走路，不准走出管控区。结婚需要提前申请，必须说汉语，要不然就闭嘴当哑巴。这些规则被浓缩成一句顺口溜，在管控区里广为流传：“八不一提一说，违反一条命不活。”


    他的脸上那道刀疤在阴天的光线下格外醒目，像是刻在皮肤上的某种警示。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份刚批完的文件。那是第一批五万劳工的调拨令。


    “人齐了吗？”他问。


    站在他对面的副手是个三十多岁的军官，面容冷峻，回答简洁利落：“报告，蓬莱各管控区已经按要求完成了第一批五万人的集结。分别从广岛、名古屋、仙台、大阪四个集散地出发，目前已经在港口登船完毕。”


    “好。”青悔罪终于转过身来，拿起桌上的文件，“让船队出发吧。计划不能延误。”


    蓬莱的劳工们，是在一个个昏暗的清晨被装上船的。


    广岛港，停着三艘庞大的货轮。船舱是改建过的，原本用来装货的空间被临时加装了上下三层的铁架床铺，一层叠着一层，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密集。没有窗户，只有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和几个拳头大小的通风孔。


    劳工们排着队，在持枪卫兵的监视下，一个一个地走进船舱。没有人敢说话。


    这些劳工大多是青壮年男性，也有少量妇女和半大孩子。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或光脚，每人背着一个薄薄的包袱，里面装着两三件换洗衣裳和一块干饼。他们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更多的是茫然和麻木，像一群被赶进围栏的牲口。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低着头走进船舱，在角落里蜷缩下来。他是大阪某个管控区的前小学教师，曾经教过孩子们读写日文。但现在他一个字都不能写，一个字都不能说。他学了一年汉语，勉强能听懂“站好”“排队”“走”等几个简单的词。他不是没有反抗的念头，但他亲眼见过反抗者被当众绞死，尸体挂在管控区门口示众三天。从那以后，他连抬头走路都不敢了。


    “你在磨蹭什么！”一个卫兵用汉语喝斥，手里的枪托在他背上推了一把。


    他踉跄了一下，撞在铁架床上，生锈的铁管硌得他肋骨生疼。他不敢吭声，顺从地缩进了角落。


    船舱的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世界陷入了昏暗和沉闷。黑暗中，有人低声抽泣，但很快就被旁人捂住了嘴——声音传出去，是会死人的。


    船队缓缓离港，驶向南方。


    第一批五万劳工，分三批前往不同的目的地。按照计划：一万人留在西澳大利亚的琼斯港，参与港口建设和矿产开发；一万人前往塔斯马尼亚，进入矿山挖煤和炼铁；一万五千人去了昆士兰，修建那条从布里斯班通往南方的铁路；剩下的一万五千人留在新南威尔士，分散到悉尼及周边的农场、矿场和建设工地。


    远洋航行。途经南洋、跨越赤道、绕过澳洲大陆的西海岸，最终全部抵达各自的港口。旅途中死了不少人——晕船病死的，营养不良死的，被殴打致死的，还有两个试图跳海逃跑被卫兵开枪打死的。死了的，被扔进海里，没有任何记录，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


    幸存者下了船，被管事的人分配到各个工地。他们住进简陋的工棚，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吃着最差的食物，干着最重的活，没有休假，没有自由。唯一比在蓬莱强一点的是——这里的监工虽然严厉，但至少不会因为“抬头走路”就绞死人。


    到了十月中旬，亚历山大·斯图尔特发来了一封电报。他自称“建设进展顺利”，但“人手仍显不足”，“希望能再增加三万名劳工”，“澳大利亚的大门向天国敞开”。


    政务院接到电报后，当天就做了回复：同意。发文到了蓬莱，青悔罪又签署了一份调拨令。第二批三万劳工，十一月初从蓬莱出发，同样经过漫长的航行，在年底前抵达了新南威尔士。


    正当八万名劳工在澳大利亚的矿场、港口、铁路上流汗流血的时候，一封从军机阁发出的密令，悄无声息地抵达了蓬莱东阳城。


    密令很长，用了三重加密，只有青悔罪的私人译码本才能破译。他在书房里关了一整夜，把密令的内容反复看，然后将原件扔进壁炉里烧成了灰烬。


    第二天一早，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通知各管控区，发布一个“好消息”——澳大利亚正在大规模招聘劳工，管吃管住，还能赚取工钱。


    第二，命令各管控区的驻军放松夜间的巡逻密度，尤其在海边的位置，故意留下一些“监管盲区”。


    消息像一滴墨水落进了清水里，开始迅速扩散。


    广岛的一个管控区里，一个中年男人在干完一天的活后，趁着晚饭的间隙，低声对旁边的人说：“你听说了吗？澳大利亚在招人。管吃管住，还给工钱。”


    旁边的人警惕地扫了一眼四周，压低声音回：“我早就听说了。我表弟上个月被调走了，就是去的澳大利亚。他托人捎回话来，说那边干活虽然累，但伙食比这里好。至少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


    “我们可以偷偷跑出去。只要到了海边，找个机会上船就行。”


    “能行吗？被抓到就是死罪。”


    “在这里活着，跟死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对话，在蓬莱大大小小的管控区里此起彼伏地发生着。有些人不信，觉得是圈套；有些人将信将疑，持观望态度；还有些人已经不再害怕了——几年的高压统治把他们压到了极限，此刻哪怕是溺水前的一根稻草，他们也愿意抓住。


    十二月初的第一个夜晚，广岛沿海的一个管控区。


    夜色浓稠如墨。管控区的铁丝网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但今夜守夜的卫兵比往常少了一个，巡逻的间隔也明显拉长了。黑暗中，十几条人影从工棚里溜出来，贴着墙根，沿着阴影移动。他们翻过一段年久失修的铁丝网——不知何时，那里被人剪开了一个刚好容一人通过的缺口。


    领头的那个男人。他满头大汗，心脏狂跳，但他没有回头。


    海边泊着一条小渔船，不知道是谁提前准备好的。十几个人跳上船，解开缆绳，用一根长篙撑离了岸。


    船缓缓驶入黑暗的海面，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有人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但很快就被旁人捂住了嘴。


    “别出声，还没走远！”


    小渔船在浪涛中颠簸，朝着南方的黑暗驶去。


    类似的画面，在蓬莱数十个沿海管控区同时上演。仅仅半个月内，各管控区上报的“逃逸人数”就超过了十二万。


    东阳城首府的办公室里，青悔罪看着桌上汇总上来的数字，用手里的毛笔轻轻划过纸面，在“十二万”三个字下面，慢慢地画了一道线。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那些船只为什么会在夜里出现在海边，那些铁丝网为什么恰好被剪开，那些卫兵为什么恰好巡逻到别处——这些他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


    但他做这一切，从来都不是为了所谓的同情或怜悯。政务院的计划目标，是将三十万到五十万蓬莱人送往澳大利亚。


    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恩惠。


    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整个东阳城笼罩在冬夜阴沉的雾气中，远处港口的灯光在雾中昏黄而模糊。他放下毛笔，把那份写有“十二万”的纸折好，放在桌上的密件匣子里。等他合上匣盖，那数字便消失在了沉默的阴影中，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十二月中旬，第一批偷渡者中的一部分，经过漫长而危险的航程——有人被风浪吞没，有人在途中饿死，有人跑到无人的荒岛——终于抵达了澳大利亚海岸。他们在荒僻的海滩上登陆，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像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


    等待他们的，不是梦想中的天堂，而是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但至少在这里，他们不会被绞死——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有人讲“结婚要申请”。


    有些人很快就被当地警察发现、被地方管事发现，然后被安置到了工地、矿区、农场。还有一些变成了无业游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成为了一盘大棋中最底层的一颗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