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晨光，如期而至。


    从暖阁的窗棂缝隙间透进来，薄而冷，像是被冬天的寒气滤过一遍，落在洪天贵福身上时，已经没有了温度。他仍然坐在昨夜那张椅子上，姿势几乎没有变过。


    他没有睡着，也没有完全清醒，只是那样坐着，任由时间从身侧流过。


    曾纪泽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他放轻了脚步，在门口站了片刻，才低声开口：“陛下，天亮了。左相府那边已经接到了旨意，全府跪谢圣恩。”


    洪天贵福缓缓抬起头，目光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的：“太子出发了吗？”


    “殿下已经换好了素服，正在准备仪仗。辰时三刻出宫，到左相府祭拜。”


    “好。”洪天贵福站起身。他的动作有些僵硬，坐了一整夜，膝盖和腰背都有些发酸，但他自己站直了，走到窗前推开了窗。


    冷风灌进来，带着冬末清晨特有的那种凛冽。院里的梅树上积了一层薄霜，在晨光中泛着晶莹的微光，墙角的石阶上。


    “左相这一生，壮兮威兮。”他背对着曾纪泽说道。


    曾纪泽没有接话。他只是站在门边，陪着皇帝在清冷的晨光里安静地站了很久。


    整个京城都在同一天知道了左宗棠去世的消息。


    外交部一早就向全国各省、各自治区、各藩属国以及各国驻使馆发了正式讣告。所有地方的同一天都收到了这份讣告。各国驻京代表也在同一天收到了外交部的正式照会，随即开始准备吊唁事宜。


    左宗棠府邸所在的街巷，从清晨开始便挤满了前来悼念的人。从各部官员到普通百姓，从汉人官员到各族的代表，从藩属国的使臣到外国的外交官，各色人等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门前的石板路被踩得发亮。


    左宗棠的长子左孝威带着全家跪在灵堂前，一上午接了无数份祭文和挽联。左孝威膝下的蒲团已经被跪得凹陷下去一块，他一直没有起身，只是偶尔抬头向门外望一眼，便又低下头去，替父亲接住这一场汹涌的告别。


    临近中午，太子的仪仗在灵堂前停下。


    洪世昌穿了一身素白的孝服，下车后走进灵堂，在左宗棠的灵位前站定，行了大礼。三鞠躬。


    “左公，父皇让我代他来看你。”他的声音悲切，“他说，你答应他的五年之约，食言了。但是他记着呢。你在天上看着，他会好好带天国走向辉煌。”


    左孝威跪在一旁，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最终只是伏下身去，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臣……替父亲，谢陛下隆恩。”


    消息传到宫里时，洪天贵福正在后院的花圃里站着，看几个园丁在翻整梅树根部的泥土。他没有回头，只淡淡说了一句：“太子回来后，来一趟。”


    当天下午，太子回到宫中复命时，洪天贵福已经回到了暖阁，换了一身常服。他问了太子左相府上的情况，听完没有多说，只是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一件早已知道的事。


    暖阁里重新安静下来。桌上那封信仍然搁在原处。这一次，洪天贵福伸出手，拿起了它。


    他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展开来。纸上的字迹工整而亲切，只是有几处笔划略显虚浮，像是写信时手劲已经不似从前足了。信不长，只有两页纸。洪天贵福坐在灯下，逐字逐句地看完了。


    当陛下看到这封信时，老臣已经不在了。陛下勿要伤怀。人生自古谁无死，老臣不过是早走了一步。


    老臣这一生，是幸运的。年轻时读圣贤书，以为治国平天下只是纸上空谈；中年从戎入军，才知山河之重；晚岁得遇陛下，方见新朝气象。


    历十数载，国邦渐兴，百姓稍足，外邦不敢轻辱。老臣亲眼见到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老臣去后，陛下可启用新臣。天国的根基在民，在法，在农工商贸，不在某个人。老臣不过是替陛下守了一段时间。


    世界不会太平太久的。东西方都在积蓄力量，迟早会有一场大变故。老臣看不到了，但陛下一定能看到。老臣无忧，陛下自会知道如何应对。


    臣读史多年，深知一个国家最难的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收放自如。钢过易折，柔则四通。


    絮絮叨叨写了这些，陛下勿怪。老臣惟愿国运长盛，百姓安康。陛下珍重。


    洪天贵福看完信，把它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放在桌案靠里的位置，和其他几份重要的文书放在一起，像是放在一个他能随时看到的地方。他把信封抚平，压在镇纸下面，然后才慢慢直起身，望向窗外。


    太平二十二年（1886年），一月五日。


    皇宫下发了一道旨意，由曾纪泽暂代总理之职，统筹政务院政务。同一道旨意中明确说明：左相之位自此裁撤，不再补授。


    旨意中措辞平实：“设此位，为待能者。今能者已逝，当以新制代之。”


    同一天，洪天贵福在宫中召见了军机阁两位老帅、各部主官和副官。会议持续了三天，议题只有一个——新的权力架构。


    一月十日，政务院下达了新指示：在全国各省、各自治区设立“人民代表”制度。每省暂定十人，由德高望重者、各行业有突出贡献者、以及民间公信力较高的人士担任。蒙古五省、兰芳省、三大自治区同样各设十席。第一批代表共计二百余人，于五月前陆续抵达北京，开始履职。


    人民代表的职责主要是收集民意、参与立法、对政务院和各级官府的工作提出建议和监督。法律和重大政策的制定，需经政务院拟案、代表审议、皇帝确认，方可生效。他们不能直接干涉行政事务，但可以提交修正案、发起质询、要求政务院就某项决策作出说明。


    这道旨意下发后不久，《天京时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长文，称其为“立国之基”。文章引用了一句左宗棠生前常说但从未正式记录的话：“民之知即国之知。民之愿即国之向。”这句话在消息公布后被广泛引用，民间的声音虽然还有疑惑和观望，但也逐渐有人开始在茶馆、校舍和商号之间讨论起“代表”二字的分量，好像它真的能落进地里，而不是空悬在纸上。


    二月初，政务院下达了修建人民大会场的指令。选址定在京城西郊，原为一片闲置的校场，地势开阔，预计工期一年。图纸由几位年轻建筑师设计，融合了天国传统建筑的飞檐和西方议会建筑的穹顶，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


    消息传开后，有几个老派儒生写信质疑，说这不成体统。但更多的人看清楚了这是一件什么事——这是要在皇帝和官府之外，再专门开辟出一个容纳各路声音的地方。


    二月中旬，英国公使到访政务院。


    曾纪泽在会客厅接待了他。公使开门见山，说澳大利亚那边的局势已经超出了各殖民地的控制。蓬帝王国占据了南澳和西澳，正在向北扩张，“那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英帝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利益”。他要求天国对蓬帝王国施加压力，甚至出兵协助剿灭。


    曾纪泽听得很耐心，等公使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开口：“公使先生，关于蓬帝王国，天国政府早已定性为恐怖组织，不予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通报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至于出兵——我国与蓬帝王国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他们没有侵占天国的土地，没有袭击天国的商船，也没有伤害天国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兵，缺乏正当理由。”


    公使的脸色不太好看：“可那些暴徒是从蓬莱过去的……”


    “公使先生，”曾纪泽语气温和但坚决，“蓬莱现在是天国管辖，但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并不是所有都接受了天国的治理。偷渡出境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不在任何条约和协议的约束范围内。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出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内部管理漏洞和治安维护上。”


    双方又谈了半天，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公使告辞时，脸上的表情显然是不太满意的。他走后，曾纪泽一个人坐在会客厅里喝了一杯凉透的茶，对着窗外看了很久。他知道这个答复迟早会被送到伦敦去。


    三月一日，英国媒体上开始出现关于澳大利亚局势的报道，措辞越来越激烈。三月中旬，英国议会正式就澳大利亚问题展开了辩论。反对党的几位议员轮番上台，指责内阁在澳大利亚问题上“反应迟缓”，导致乱局蔓延。


    五月初，英国本土正式发布通告，宣布将对蓬帝王国进行毁灭性打击。通告中宣布，英国将派遣三艘巡洋舰、五艘炮舰组成的特遣舰队从本土出发，与印度驻军、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军事力量共同组成联军。总兵力预计超过五万人，目标是把蓬帝王国从澳大利亚彻底清除出去。


    洪天贵福看到这份通告时，正坐在暖阁里喝茶。他把电报放在桌角，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窗外新绿渐浓的树梢，在午后的日光里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五月十日，各省各自治区的人民代表陆续抵达北京。他们穿着各自家乡的服饰，在新建的临时驻地安顿下来。


    第一批人民代表共有二百一十人。有乡绅，有商人，有教员，有工匠，有农人，有退伍的老兵，有少数民族的长老。这二百多人，没有一个是朝中的官员。


    他们在驻地安顿下来的那天傍晚，有人走到窗前，远远地望着紫禁城方向那一抹暮色中沉静的屋顶，忽然意识到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义自己的身份，只是隐隐感到，那扇门推开之后，还会有更多的门随之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