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春节刚过。


    上海的天还是灰蒙蒙的，春寒料峭，风从山上灌下来，带着冬天没走干净的寒气。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白惨惨的，没有温度。


    佘山的冬天还没走，院子里的桂花树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像老人瘦骨嶙峋的手，如同老人指甲的树叶都已掉光了，只剩光溜溜的枝干，在灰白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孤独。


    崔红梅站在窗前，看着刘阿姨在院子里扫落叶。


    扫帚在地上刷、刷、刷，节奏很慢，像一首单调的歌。


    落叶其实不多，冬天没什么叶子可掉，但刘阿姨扫得很仔细，每一片枯叶都扫进簸箕里，连角落里的灰尘都不放过。她弯腰，扫帚伸进墙角的缝隙，把藏在那里的碎叶拨出来。


    李秀兰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黑色的羊毛大衣，头发吹过，喷了发胶，定得一丝不苟，每一缕头发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她今天要出门见几个太太，化了淡妆，嘴唇上涂了豆沙色的口红，不浓不淡。


    “红梅，今天跟我去趟市里。我要买几件春装。换季了，去年的款式不能用了。”


    这几天，李秀兰对她态度很好，似乎婆媳关系难得的融洽了。


    “好。”


    崔红梅换好衣服，李秀兰上次在恒隆给她买的那件米白色羊绒衫，还有那条黑色阔腿裤。


    她站在镜子前看了看，扎起头发，露出脖子。镜子里的脸已经不是半年前那个方脸塌鼻子的乡下姑娘了，最明显的变化，应该是眼神变了。以前看人的时候，眼睛往下看，现在平视了。不是刻意平的，是自然而然的，像一棵树长直了，不需要用力就能站直。


    李秀兰带她去了国金中心。


    又一家高端商场，比恒隆更新，更亮。大堂的天花板有三层楼高，吊灯从上面垂下来，像一串串水晶葡萄，每一颗都折射着光，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地板是白色大理石的，擦得能照出人影，走上去鞋跟会发出清脆的嗒嗒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空气里飘着咖啡的苦味和某种花的甜味，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花，但很好闻，像是兰花混着茉莉。


    李秀兰进了一家店，导购认识她，迎上来喊“李姐”。李秀兰挑了几件衣服，在镜子前试了试，转了两圈，看了看背后的剪裁，侧过身看腰线，然后让服务员包起来。


    崔红梅站在一旁，手里拎着李秀兰的包。包是黑色的，小羊皮，没有logo，但很重，里面装了一个大钱包、一副眼镜、一包纸巾、一支护手霜和一个小化妆包，拉链拉得很紧。


    “红梅，你也挑一件。”李秀兰站在镜子前，侧过身看自己的腰线，手叉在腰上。


    “我不缺衣服。”


    “上次买的都是秋冬的。春天要穿薄的了。”李秀兰对导购说，“帮她挑一件风衣，浅色的。米色或者卡其色，不要太深。”


    导购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过来，让崔红梅试。风衣的布料是棉麻混纺的，摸上去挺括但不硬，有质感，手指按下去会慢慢弹回来。崔红梅脱掉羊绒衫，穿上风衣，站在镜子前。


    导购帮她整了整领子，把腰带系好，调整了一下位置，把领口翻好。风衣刚好到膝盖，腰带系上，显出腰身。


    她本就清瘦，腰很细，风衣一收，整个人看起来挺拔了不少。


    李秀兰看了一眼，目光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在她腰的位置停了一下。“还行。包起来。”


    回去的车上，李秀兰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车窗外的佘山树影掠过，阳光从树缝里漏进来，在她的脸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像斑马线，一道亮一道暗。


    “红梅，你最近跟浩宇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正常关系，没啥事。”崔红梅心中凄苦，但嘴上不说。


    李秀兰睁开眼，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带着审视，也带着一点别的东西，像是过来人的经验，又像是某种试探。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闷了。有话不说，有气不撒，时间长了，憋出病来。”


    崔红梅没接话，眼里忍不住有点湿涩。


    她把目光转向窗外，看着路边的竹林。竹子在风里摇，竹叶哗啦啦响，有的叶子被风吹落，在半空中转了几圈，落在路面上。


    “男人嘛，你越管他，他越跑。你不管他，他自己就回来了。”李秀兰又闭上眼，声音低了下去，像在回忆什么，又像在自言自语。“你公公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女人。那时候浩宇才五岁。”


    崔红梅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一下，然后停住。


    “那个女人是他公司的会计，二十出头，长得一般，但会来事。有人告诉我的时候，我没吵，没闹。我花了三个月，把那女人的底细查清楚了，老家哪的、家里几口人、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然后我找那女人谈了一次，给了她两万块钱，让她走。她走了。你公公知道以后，半年没跟我说话。但后来呢？后来他再也没敢。”


    李秀兰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声音没有起伏。但她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指甲掐进了裤子的布料里。


    崔红梅转过头，看着李秀兰的侧脸。


    阳光落在她的颧骨上，皮肤有细微的皱纹，像一道一道干涸的河床的。她的嘴角微微往下垂，不是悲伤，是习惯了。


    “妈，您当时不怕吗？”


    “怕什么？”


    “怕他不回来。”


    李秀兰沉默了几秒。车窗外，佘山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从窗前滑过去，像电影的胶片一格一格地走。她睁开眼，看着前方，目光穿过挡风玻璃，落在远处的山脊线上。


    “怕。但怕没用。”她的声音低下来，低到几乎被发动机的声音盖住。“你得有底牌。手里没牌，你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崔红梅没再问了。她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三遍。每念一遍，都在不同的字上停顿，底牌。没牌。上桌。资格。


    回到佘山，崔红梅先上楼换了衣服。她把新买的风衣挂进衣柜，拉好拉链，把衣架摆正，风衣的肩线对着柜门的方向。然后坐到桌前，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借着窗外的光写下：


    “李秀兰年轻时，张父有过女人。公司会计。她查了底细，给了那个女人两万块钱，让对方走。她说‘你得有底牌。手里没牌，你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下面。


    晚上，张浩宇难得早回来。九点多就进了门，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身上有香水味。


    他跟李秀兰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大，听不清内容，但语气是平的，然后上楼洗澡。


    崔红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在翻。其实没在看，眼睛盯着书页，但一个字都没读进去，那些字在她眼前飘着，像没有意义符号。她在听楼上的动静。


    水声停了。张浩宇摇摇晃晃从浴室出来，拖鞋声啪嗒啪嗒，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经过崔红梅的房间门口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吹风机响了，嗡嗡嗡，响了五分钟，声音从高到低，从开到关。然后关了。然后门关上了。


    崔红梅放下杂志，上楼。


    经过张浩宇的房间，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走廊里的声控灯亮着，白光照在紧闭的门上。


    她没停，回了自己的房间。


    坐到床边，等。


    床头柜上的电子钟显示十一点十二分。她盯着那串数字，看它从11:12跳到11:13，从11:13跳到11:14。


    等到走廊里的灯灭了，等到楼上楼下都安静了。


    十一点半，她从房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