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六年三月初二。


    南京城里，两件大事压着人心。一件是贡院里头，三年一回的抡才大典；另一件，是皇城那头，召诸王进京的旨意。


    前者关乎万千士子的身家前程，后者搅动着天家宗亲的富贵根基。


    两股风搅在一起，吹得满城人心惶惶，又隐隐亢奋。


    卯时刚过，贡院那两扇厚重的黑漆大门，在众目睽睽之下，“咿呀”一声，缓缓合拢。


    门外钉上了“回避”“肃静”的虎头牌，门内上了三道横闩。


    从这一刻起，不到放榜之日，这门，不会再开。


    后堂院落早已洒扫干净，门窗紧闭。十一位考官，此刻全在这方天地里了。


    主考，礼部尚书任亨泰，坐在上首正中，面前摊着空白的题纸。


    副考，都察院左都御史陈迪，坐在他左手下首。


    同考官九位：


    户部尚书傅友文、


    刑部尚书焦芳，


    另三位是前年致仕的工部、兵部、吏部老堂官，


    还有两位是卸任的国子监祭酒，


    两位现任翰林院大学士。


    这些人，随便哪一个放出去，都是跺跺脚衙门要颤三颤的人物。


    此刻，却要在这小院里，关上至少大半个月。


    “诸位，”


    任亨泰清了清嗓子，


    “今日起，我等便与外界隔绝。规矩，下官不再赘言。


    眼下第一桩事，便是议定三场考题。


    经义、策论、算学，皆需谨慎拟就，报呈御览。”


    坐在傅友文下首那位前吏部周姓老堂官，捻着花白的胡须开口：


    “任公，经义题出自四书五经，皆有成例可循，无非是代圣人立言，考校学子根基是否扎实。老夫以为，当以平正稳妥为上，不宜求奇求偏。”


    另一位前国子监祭酒却微微摇头：


    “近年来，士子揣摩之风日盛，专攻所谓‘常考’篇章，于圣贤微言大义，反倒浮于表面。


    下官以为，或可选一冷僻些的章句，方能考出真才实学。”


    陈迪温声接话，面上带着惯常的浅笑，


    “不可。春闱乃国家大典，首重公平。若出题过于冷僻，恐令那些闭门苦读、信息闭塞的边远士子吃亏。


    学生以为，还是周老所言稳妥。”


    他这话说得圆融，既否了出偏题，又捧了老臣，一时之间无人反驳。


    经义题便在几句商议中定了方向，交由两位翰林学士，先去草拟几个备选。


    真正的争执，是从策论题开始的。


    任亨泰提起笔，“策论，乃是观政论之才，察济世之志。陛下励精图治，太子殿下锐意开拓。


    近年来，开海通商、辽东屯垦、整饬武备、清丈田亩，皆是国朝大事。


    下官以为，策论题当与此相关，方能选拔出识时务、通实务的干才。”


    傅友文眉头微皱，他是管钱粮的，想得更实际些：


    “任公，策论涉及时政，自是应当。然题目若过于具体，譬如专论海贸或屯垦，则江南、北地士子所见所闻迥异，答起来难免有偏颇。恐失公允。”


    陈迪笑道:


    “任部堂过虑了。既为策论，便是要考校士子如何以圣贤道理，剖析时务，提出方略。


    见闻或有广狭，但道理是相通的。难道北地士子，便不知‘因地制宜’‘民为国本’之理么？关键还是看其见识与文理。”


    焦芳掌管刑名，说话更直些：“陈总宪此言有理。不过，下官倒觉得，与其限定具体一事，不若出一个更宽泛些的题目。


    譬如…‘论守成与开拓’、‘论国富与民安’，如此，士子既可引据经典，又可结合近年新政发挥，更能显其格局。”


    任亨泰摇头，“宽泛了，便容易流于空谈。策论贵在言之有物。


    老夫意属‘论海运之利与边防之固’，二者皆是当前要务，且互有关联。”


    那位前兵部堂官沉吟:


    “此题目，似乎更利于沿海或边镇士子发挥。内地学子，恐对海事、边情陌生。”


    堂内一时陷入低语争论。


    有人支持任亨泰，认为就该考实务；有人赞同焦芳，觉得题目需有包容性；也有人提出折中方案。


    声音渐渐高了起来，往日部院堂官议事时的矜持与含蓄，在这封闭的环境里，被关乎取士标准的根本分歧，悄然冲淡。


    而他们争论的每一个字，都将在未来，决定数千举子的命运。


    就在这后堂争论未休之时，贡院外墙之外，整个南京城的，客栈、会馆、书铺，乃至茶楼酒肆，被一种焦灼狂热的气氛笼罩着。


    主考任亨泰、副考陈迪，这是早就明牌了的。


    因此，近三年来，但凡能寻到的任、陈二人的文稿，都被刻印了无数遍。


    从早年的窗课习作，秀才试卷，到举人时的墨卷，乃至殿试策论，为官后的奏疏，闲暇时的诗文，无一遗漏。


    “任公为文，最重义理，结构森严，尤擅《春秋》笔法…”


    “状元公早年诗作清丽，后转沉稳，其奏疏条理分明，切中肯綮，尤重‘可行’二字…”


    类似的“考官文风剖析”，在士子间口耳相传，奉为圭臬。


    每个人都试图从那有限的文字里，揣摩出一丝半缕考官的偏好。


    至于七位同考是谁，直到锁院前一刻才公布，这更引发了疯狂的猜测。


    傅友文管户部，是否偏爱谈钱粮赋税的策论？


    焦芳掌刑名，律法经义会不会成为重点？


    那几位致仕的老臣，学问路数又是如何？


    猜，拼命地猜。


    尤其是对新增的“新算学”，和必定紧扣时政的“策论”，猜题几近疯魔。


    “必考海运！太子殿下力主开海，此乃国策！”


    “不然，东北屯垦动用民力数十万，关乎国本，策论岂能不涉？”


    “算学题…听闻用的是新符，与旧法迥异。唉，家中虽托人抄来那《简数符说》，可时日太短，仓促间如何能熟？”


    “江南文教昌盛，消息灵通，于此等新学接触自是多些。北地、西陲的同年，怕是更吃亏了……”


    类似的对话，在无数个角落里发生。


    希望与焦虑，自信与惶恐，算计与侥幸，在三月初的南京弥漫。


    贡院后堂的烛火，亮了一夜。


    前院供着至圣先师牌位的大成殿，在黑暗中沉默矗立。


    殿外广场上，号舍蜂巢般整齐排列，只等着怀揣着炙热梦想的士子填满。